(圖/《阮玲玉》)

“香港電影一向充滿大男人主義,女性電影寥寥可數,當中被公認爲最虔誠、用力最深、成績最顯著的,便是關錦鵬。”

✎作者 | 謝無忌

✎編輯 | 鍾毅

《墜落的審判》《芭比》大熱,進一步表明,女性電影已經成爲當下影視界的熱潮。相較之下,拿了奧斯卡大獎的《可憐的東西》卻不被女性觀衆認同,因爲它更像一部男性凝視下的女性主義作品:它將女性主義的覺醒拍成一種奇觀,拉開了性別議題的架勢,唯獨沒有站在女性的角度,給予真正的理解和關懷。

男導演不懂拍女性電影?這種刻板印象,在關錦鵬身上並不存在——他被譽爲“華語影壇最懂女人心的男導演”

有影評人曾這麼評價他:“香港電影一向充滿大男人主義,女性電影寥寥可數,當中被公認爲最虔誠、用力最深、成績最顯著的,便是關錦鵬。”


關錦鵬。/(圖/《導演·門》節目)

前不久,在香港國際影視展期間,《新週刊》記者專訪了關錦鵬,與他聊了聊他的女性電影和創作故事。在他長達40年的電影創作歷程中,你會發現,女性敘事永不過時,而角色背後令人動容的情感,能夠跨越時空。


誰說男人不懂女人心?

提起“最擅長拍女人戲”這樣的評價,關錦鵬說,雖然不願意被貼上這樣的標籤,但“的確享受面對我的電影裏面女性角色的矛盾跟複雜性”。

在關錦鵬的電影裏,女人是當之無愧的主角。她們並不是現代影視劇流行的“大女主”,而是隱忍、堅韌,但仍然能看出某種掙扎的微光——她們通常擁有獨立的靈魂和情感,不必依附於男人並尋找婚戀的意義。或者說,她們蟄伏於傳統男權社會,最終涅槃、超脫。

提起關錦鵬,最爲人熟知的便是他1987年執導的《胭脂扣》。近年來《胭脂扣》重映,人們對它有了新的解讀:與其說這是一部鬼片,不如說是一部愛情片;或者說,是一部“羅曼蒂克消亡史”

來自20世紀30年代的女鬼如花是一個悲劇角色。死去50年後,她重回陽間,尋找當年一同殉情的舊情人十二少。在一對現代都市戀人的幫助下,她重逢了十二少,卻發現癡心終歸錯付,50年誓言化作煙雲,只能黯然離去。


張國榮、梅豔芳在《胭脂扣》中出演男女主角。(圖/《胭脂扣》)

在舊式價值觀遭遇衝擊乃至流逝的當代香港,如花就像出沒在城市當中的老靈魂,試圖喚回原有的情感記憶,但不免失落。

但在這樣的悲劇女性角色當中,你仍然能感受到某種真切的主動性。如花的角色,立體、豐滿:她原本是青樓女子,外表柔情似水,內裏卻有着超脫世俗、敢愛敢恨的果敢和堅毅。

在如花的選角上,關錦鵬選中了形象多變的梅豔芳。她與張國榮飾演的風流羸弱的十二少,形成一種鮮明的性別對照。

電影開場,兩人邂逅時,如花以男裝裝扮出現,十二少哼唱起《客途秋恨》。十二少十分欣賞她:“你有很多種樣子,你有濃妝、淡妝、男裝,還有不化妝等,分開、加在一塊兒都喜歡。”


十二少與如花的邂逅場景。/(圖/《胭脂扣》)

1992年的《阮玲玉》,講述的則是另一種女性的悲劇。它是主角爲20世紀30年代默片女星阮玲玉的仿“紀錄片”,也是風華正茂的張曼玉與阮玲玉這兩代女星的隔空對話。

阮玲玉留下“人言可畏”的絕筆,一代默片女星在周遭世界對女性的凝視和規訓下隕落。但關錦鵬在《阮玲玉》中關心的是在具體生活中,因爲社會偏見或者性格缺陷,一個女人身上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和複雜性——與世界撕裂的方式,或許並非單純爲了逃避;軟弱的背後,有着對命運的無力。但當中又何嘗沒有一種“生而爲女人”的意識“解放”?


“人言可畏。”(圖/《阮玲玉》)

關錦鵬擅長在不同的時空中,探討男女關係中的女性意識。

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爲背景的《紅玫瑰白玫瑰》,改編自張愛玲的原著小說。趙文瑄飾演的佟振保,在“兩朵玫瑰”之間徘徊。

有意思的是,關錦鵬起用港片御用豔星葉玉卿飾演保守派妻子孟煙鸝——象徵純白高雅的“白玫瑰”,而風情、魅惑的“紅玫瑰”王嬌蕊,則由陳沖飾演。兩朵玫瑰在情感關係中的走向中,完成了交錯換位,形成對照。


陳沖飾演“紅玫瑰”王嬌蕊。(圖/《紅玫瑰白玫瑰》)

早在關錦鵬40年前的處女作《女人心》裏,他就對男女關係有犀利的洞見。傳統模範婚姻看似固若金湯的價值內核背後,隱藏的或許不過是女性不動聲色的隱忍和看透。

周潤發飾演的子威與繆騫人飾演的寶兒之間的婚姻,被鐘楚紅飾演的第三者沙妞闖入,遭遇破裂危機。經過一番波折,故事以二人復婚告終。

關錦鵬在電影中表現了妻子和第三者基於同性的深度理解和默契。寶兒選擇復婚,固然出於傳統女性強大的癒合力和寬容度,但更多的是一種涼薄的清醒。在浮光聲色當中,女性意識早已發生裂變。


做導演,很多時候是“雌雄同體”

對於關錦鵬來說,電影當中細膩、含蓄又真切的女性視角,是“不自覺”的、傾向於私人化的體驗和表達,也是向內自省、觀照的一面鏡子。

追溯性別的啓蒙,父母總是避不開的起點。作爲家中長子,關錦鵬與父母的關係也比其他兄弟姐妹更爲緊密。


關錦鵬(右一)是家中長子。/(圖/《男生女相:華語電影之性別》)

小小的板間房,媽媽與弟弟妹妹睡在一起,而他與父親睡在旁邊的沙發牀上。每天晚上,父親都會打呼嚕,有時候被吵到睡不着,他會仔細觀察父親在邊上酣睡的樣子——與白天西裝革履的樣子截然相反。“我反而很享受看他只穿着內衣短褲在睡夢中打呼嚕。”

這是他記憶中關於父親的、依舊深刻但爲數不多的畫面。父親在他14歲時病逝,家中有5個小孩,母親擔起養家重任,早晚打兩份工。“她從來沒有在兒女面前抱怨過,(沒有)流過一滴眼淚。”

去年6月,關錦鵬的母親病逝,享年91歲。關錦鵬的微信頭像,用的就是母親充滿笑容的照片,取名“開心果”。

母親的隱忍和堅韌,關錦鵬早已深知:“女性那股內在的頑強生命力,比男人更強大。”作爲家中長子,他早早就有意識地承擔起許多責任,除了買菜、洗衣、做飯,還要管弟妹的功課。

這種角色擔當其實是以“母親”爲範本的。他瞥見了社會對於不同性別的期許,但在他成長的土壤中,這種“社會性別”的界限是模糊的。

某種程度上,他的電影當中很多女性角色的原型,對於女性的同理心和細膩微妙的情感觀察,都來源於家庭當中的女性。


母親是對關錦鵬影響最大的人。/(圖/《男生女相:華語電影之性別》)

關錦鵬的女性電影之所以真切,也在於他總能找到角色與演員適配的切入點。鏡頭當中女性角色和演員的距離,總有種在虛實中游走的感覺。

這得益於鏡頭背後他跟演員的交流。他總會對演員打開心扉,或者坦率地分享個人經驗、感情上的挫敗等細膩、隱忍的情緒。這些互動的畫面,讓他記憶深刻。

正因爲他與梅豔芳的交情之深,才成就了《胭脂扣》當中對着鏡子似真似假的如花。

“梅豔芳曾經半夜三點多給我打電話問我睡了沒有,我們可以聊天聊到五六點。就像老朋友(一樣)什麼事都在電話裏聊了,(這)對我來說,也能啓發我對於這個角色的感受。”關錦鵬說。


張國榮(左)和梅豔芳(中)堪稱經典夢幻組合。/(圖/《胭脂扣》)

起初,外界並不看好直率洋氣的張曼玉出演阮玲玉。爲了這個角色,張曼玉花了半年時間。對關錦鵬來說,這是燃起張曼玉的鬥心,以及陪伴着女演員走過對角色從懷疑到篤定的歷程。

“(20世紀)30年代的女演員眉毛都要剃掉,自己畫的。張曼玉一開始沒有那樣做,她儘量保留自己原來的眉毛,儘管已經修得很細。有一天晚上,她來敲門,就說‘阿關,你看’,然後她把手移開,哇,她的眉毛剃掉了。”

在關錦鵬的鏡頭前,性別是不被定義的、流動的。你能瞥見,女性不完全是社會規訓當中的“陰柔”“細膩”,更有令人刻骨銘心的“烈性”和“傲骨”。


張曼玉演出了阮玲玉的“韻”。(圖/《阮玲玉》)

導演既要抽離上帝視角,保持旁觀者身份,又要與鏡頭中人物的情感流向同頻。關錦鵬說,導演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雌雄同體”

“我並不是說拍一個女性角色就是滿滿的只裝載着女性的感受去拍。我倒覺得有一種思維很有趣,正視自己的選擇,我甚至可以有些時候從男性的觀點跳出來,很客觀地對待我自己戲裏面女性的角色,但是有些時候又甚至有點自憐自傷地走進我的女性角色的世界,這種矛盾很有趣。”


女人戲,說到底還是說“人性”

對關錦鵬來說,與其說他擅長拍女人戲,不如說“沒有什麼電影不是‘女人戲’,對人性的叩問也似乎永遠包括‘女人戲’”

“我覺得都是一樣的,其實每個人都是個體,我們不要讓性別這件事去左右我們。”在關錦鵬看來,對人性的關懷應該跨越性別界限。作爲個體的人物,對於有靈魂和感情、而非只有貪慾的人性的關注,幾乎貫穿於關錦鵬的所有影片當中。


《人在紐約》由張曼玉、張艾嘉、斯琴高娃主演。(圖/《人在紐約》)

日常生活中,關錦鵬習慣帶着一個筆記本,放在隨身揹着的包裏,以便隨時記錄他觀察到的有趣片段。

有次喫飯,他看到一個穿得很漂亮的老太太,一個人點了一個菜、一個炒飯,喫了兩口就不喫了。後來,他問起店長,才知道這個老太太有兒有女,但子女對她不管不顧。雖然子女僱了用人照顧她,但她內心應該是孤獨的。這些點點滴滴的觀察,讓他牽扯出他對於這個人物的各種思緒。

從日常生活和實操當中汲取經驗,也是關錦鵬成爲導演的方法論。從場記、導演助理、副導演到成爲一個導演——用他的話說,就是“紅褲仔”,即現今當學徒出身、有資歷的這批導演。

20世紀80年代被稱爲香港電影“新浪潮”時期,包括許鞍華、譚家明、嚴浩等在內的一批導演,他們用鏡頭聚焦香港這座城市的空間、建築和人。這種包容多元的創作氛圍,讓關錦鵬深受影響。


關錦鵬也是“新浪潮”導演的代表。/(圖/《男生女相:華語電影之性別》)

“不光是光影、電影語言,某種程度上它讓人看到——讓香港觀衆看到,一部電影哪怕是最簡單的故事,都有它的複雜性,人物的複雜性是很可貴的。”

他在採訪中總會提及對他影響最深、也是他最喜歡的導演——小津安二郎。

“小津安二郎一輩子拍的電影,基本上沒離開過家庭倫理、父女母子、兄弟姐妹那種關係。他永遠都是淡淡的,沒有煽情。他的電影裏沒有太多戲劇的碰撞,完全從‘人’出發。”

問起關錦鵬最喜歡自己的哪一部作品,他提起的不是“女性三部曲”,而是第二部作品《地下情》

這部電影講述的是都市年輕人疏離的人際關係,在當下看來仍然有很強的現代性,有種“迷失香港”的青春片風格。

於關錦鵬來說,這部片的意義在於,它與自己的情感連接更緊密,表達也更私人化。


關錦鵬最喜歡的是《地下情》這部電影。(圖/《地下情》)

影片中體現了兩個女人(分別由金燕玲、蔡琴飾演)的友情,蔡琴飾演的趙淑珍突然被暗殺。這個故事情節,得自他與朋友張叔平的相處——張叔平跟他講過,有位朋友在自己公寓的地下室目睹過一樁兇殺案。

那個時候,關錦鵬借住在向來獨居的張叔平家中。“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但是 和他相處兩個禮拜,那麼近距離地生活在一起,有時候竟然發現因爲太近了,我們會討厭對方。人與人相處的微妙變化關係是我最喜歡的。有可能在幾天之內再也不喜歡這個人,或者我會思考與這個人的生活軌跡相交會是怎麼樣的。 ”


他的女人戲,也是寫給城市的情書

某種程度上說,關錦鵬的女人戲,既是他對於相對邊緣的女性處境的凝視,也是他對於漂泊不定的城市命運的關注。

他的電影中的女性主體形象,表現爲在迷茫當中尋找自我,外表柔弱,內裏堅韌,折射着香港本地文化的特質。可以說,他的女人戲,也是寫給香港的情書。


女性與城市,都是關錦鵬所關注的。(圖/《胭脂扣》)

商業市場和個人創作的權衡,對創作者而言一向是難題,但關錦鵬依舊偏向於個人創作。從一開始,他就致力於突破香港商業電影的公式化框架,因而,他的電影更重視藝術創作的層面。

“我覺得拍電影越純粹越好,創作者就是想講一個非講不可的故事,拍一個非拍不可的人。”

很多人猜測,關錦鵬拍完《長恨歌》之後,似乎遇上了創作瓶頸,節奏也放緩了不少。但其實他一直在瞬息萬變的電影創作環境中尋求突破口,創作主張與商業市場發生衝突時,他選擇堅持自我,以至於讓人誤以爲他有些消沉。

前段時間,坊間傳說他即將籌拍一部作家三毛的傳記電影,但因爲跟投資人在選角和劇本改動上存在分歧,便不歡而散。

他也透露,最近有內地投資者找他拍“一部關於西施的電影”。他坦言:“西施?我真的不懂。從第一天拍片開始,我就想清楚了,量力而爲,拍自己喜歡的、也適合的電影。”

近年來,大衆視野中的關錦鵬,或者爲香港新人導演的電影擔任監製,或者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給學生教授電影課。


2021年,關錦鵬參與錄製《導演請指教》,到第五期時宣佈退出。(圖/《導演請指教》)

關錦鵬曾在香港和內地往來穿梭10年,參與過不少合拍片。

香港和上海的“雙城記”,是很多導演喜歡採用的敘事方式。如果說王家衛把“雙城對照”用得更曖昧,那麼,在關錦鵬的電影中,更能洞見上海的“女性特質”——《紅玫瑰白玫瑰》《阮玲玉》《長恨歌》構成了他的“上海三部曲”,在這些女性的悲劇故事裏,他對於老上海的書寫,是帶着懷舊情結的。

“我是拍自己想象中的上海……只有王琦瑤留守在上海,而且和這個城市共存亡。”


鄭秀文在《長恨歌》中扮演王琦瑤。(圖/《長恨歌》)

對於“理想逝去”的懷舊情結,似乎是他一直以來的創作母題。正當花甲之年,他決定回到香港,關注這座城市的變化,拍攝本土題材電影。現在,他想拍的故事,據說是受好友侯孝賢前不久患上失智症啓發:“我想講一個愛情故事,跟失智症有關。”

“如果有一天我瞎了,香港是我唯一可以閉着眼睛自信摸着走的地方,我都不會迷路。既然想老了死在香港,爲什麼不多關注這座城市?”


關錦鵬經常幫扶年輕導演拍電影。(圖/受訪者提供)

關錦鵬眼中的香港,是他小時候陪穿着睡衣的媽媽去菜市場買菜,像家一樣的地方。他也目睹了它近些年的變化。

“我發現,過去幾年,很多香港人的生活模式和人際關係發生了變化,好像大家都變得更冷漠、更不愛說話。我有幾個朋友是做餐飲的,開酒吧,他們都說,現在晚上的生意冷冷淡淡,很多都支撐不下去,關門了。”

他鼓勵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導演聚焦在地空間,留意這個城市的社區及空間建築物的變化。或許,有感而發,記錄這個城市帶給自己的感覺——即便不是大製作,低成本也是好的。

他也感受到了當下女性意識的變化,開玩笑稱,自己的《胭脂扣》在今天看來過於悲劇了。

“我覺得女性更加勇敢。在今天,我作爲男性很感嘆,我經常在身邊的女性身上看到的韌度和爆發力,超乎我的想象。女性在社會角色中往往被認爲是弱者,所以,她們在這種觀念下,反而會表現出更強的、超出我們預期的強度。”

關錦鵬2018年執導的《八個女人一臺戲》,今年6月將在香港和內地公映。


6年後,《八個女人一臺戲》終於即將公映。(圖/《八個女人一臺戲》)

香港大會堂多次面臨拆遷提議,引發民衆爭議。關錦鵬覺得,它“遲早會被拆掉”,這成了這部電影的創作初衷。後來,因爲出現了很多反對的聲音,政府終於修改了計劃。

這個城市文化座標,成了他電影的空間主角。影片中,鄭秀文、梁詠琪、趙雅芝等女演員勾勒出一幅當代娛樂圈衆生相,戲核依舊是他拿手的“女人心事”。在女性微妙的互相攀比和情感救贖之間,投射了他對於女性處境的關注。

對他來說,建於1962年的香港大會堂,串聯起他們這一代人青春時期對於香港影片的記憶。某種意義上,這部片也是他拍給香港的“一封情書”。

在片中,關錦鵬借梁詠琪所飾演的角色之口,道出了他對於香港的情懷:“那會兒,我們一衆朋友會一起連續看好幾部電影的夜場,之後對着維多利亞港,喫薯片、喝可樂,通宵聊電影,這種記憶一輩子都忘不了。”

· END ·

作者丨謝無忌

編輯 | 鍾毅

校對 | 鄒蔚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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