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這次出臺的新貿易保護措施能夠擋住中國產業發展的步伐嗎？答案是否定的。

傳言落地，美國拜登政府於5月14日發佈對華加徵301關稅四年期複審結果，宣佈在原有對華301關稅基礎上，進一步向鋼鐵、鋁、半導體、電動汽車、港口起重機、鋰離子電池和電池零部件、關鍵礦物、太陽能電池、醫療產品等一系列中國商品額外加徵高額關稅；時值大選之年，2018年3月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對華貿易戰，在拜登手裏完成了一次重大升級。但這一舉動，體現的不是美國的強大，而是美國實力的相對衰敗和自信衰退；標誌的不是拜登經濟等各方面政策的成功，而是“拜登經濟學”及其政治學的失敗；給美國人民、美國經濟帶來的不是更多的發展機遇，而是更加沉重的生活成本負擔和更加黯淡的未來。

面對美國此舉，中國政府的反應既要有足夠力度以儆示對方，又要確保自衛還擊目標精準，以美國極端貿易保護主義和極端反華勢力爲對手而非與美國人民爲敵，更要避免我們自衛還擊的負面衝擊蔓延到其他貿易伙伴；中國企業的反應，既要避險，又要爭取規避額外關稅和管制，力爭“曲線入美”保持這一市場。從更長時間跨度、更大背景上考慮，我們還要認識到，美國、西歐這類保護主義傾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將近二十年來的國際經貿規則演變推到了不斷增加過度管制的錯誤方向；中國作爲實質上的自由貿易旗手，需要努力向世界提供一個更好的國際經濟秩序願景，把國際經貿規則重新帶上“發展”軌道。

大選年的貿易保護主義

大選年的貿易保護主義，本來就是美國這類實施西式民主政體且綜合國力較強國家的通病；在這樣的年份，尋求競選連任的政客格外需要推行貿易保護政策以討好關鍵區域、產業選民，貿易保護主義勢力也會抓住這個時機“拿捏”政客以遂其欲。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所分析的那樣，由於所涉自身利益分散且微不足道，因反傾銷之類貿易保護措施而利益受損的消費者等沒有動力積極行動反對貿易保護措施，與進口商品競爭行業的廠商和工會則因涉及巨大的切身利益，有着強烈的動機去爲實施貿易保護措施而奔走呼號，一個組織緊密的小集團擁有比組織渙散的大集團更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保護主義分子都知道，借選舉之機，迫使政治領袖作出有利於己的承諾，這是保護主義分子人盡皆知的“上策”。在實踐中，美國、歐洲貿易保護主義每次潮漲潮落，無不與政治形勢息息相關。

2000年底，克林頓政府向中國、烏克蘭和印度鋼鐵開刀，是因爲當時戈爾和小布什正在激烈爭奪中西部各州，鋼鐵工人聯盟在這些地區政治能量極大，而且戈爾的競選班子頭頭威廉·戴利系前任商務部長，在1998年的進口鋼鐵危機中是強硬的保護派。

2002年，小布什對進口鋼材實施保障措施，固然有在經合組織中給曠日持久的全球鋼鐵限產談判施加壓力的考慮，但更多的是着眼於在當年11月國會中期選舉中爭取鋼鐵行業的選票。

無論是拜登本人，還是他的財經閣員如財政部長耶倫、商務部長雷蒙多，原本都明白對華額外加徵關稅在經濟上不合理；上次總統競選期間，拜登本人就曾一再對特朗普此舉口誅筆伐，抨擊這是由美國消費者支付關稅，而非由中國支付關稅；但在不利選情壓力之下，經濟學知識必須爲他的競選需求讓路。

畢竟，就在13日，即拜登宣佈對華額外加徵關稅之前一天，新公佈的美國大選六大關鍵“戰場州”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特朗普在其中5州註冊選民中的支持率高於拜登。這次民調結果與去年11月開展的最近一次同主題民調結果基本未變，在此期間，美國股市大幅上漲，特朗普“封口費”刑訴案已開庭，拜登競選團隊已在多個“戰場州”斥資數以千萬計美元投放廣告，……所有這一切都未能扭轉選情。在這種情況下，拜登政府決定“上強度”加碼對華貿易保護主義，實不足爲奇。

“拜登經濟學”及其政治學失敗加劇貿易保護主義動機

在此基礎上，“拜登經濟學”及其政治學的失敗加劇了拜登政府訴諸貿易保護主義的內在動機。將中國視爲唯一全球性戰略競爭對手的做法大大刺激了美國對華貿易保護與制裁，這一點自不待言；拜登-民主黨陣營自上次大選期間就一直標榜要推進“再工業化”，這一政策主張甚至可以上溯到2008年次貸危機期間上臺的奧巴馬政府，電動汽車產業尤其被拜登及其政府稱爲與中國產業競爭的焦點，但三年多執政的結果，中美兩國製造業產出規模的差距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拉大，特別是中國新能源汽車業一飛沖天，令美國同行望塵莫及，拜登政府不得不在大選年乞靈於貿易保護措施，而不是滿懷自信地開放市場與中國競爭，“拜登經濟學”在這一點上的失敗，堪與其抑制通貨膨脹的慘敗相提並論，長期影響更有過之。

同樣不可忽視的是當前選情暴露出的民主黨陣營長期奉行的“身份政治政治學”或曰“奧巴馬/拜登政治學”失敗之處。這種“身份政治”的要點是賦予非白人非亞裔的少數族裔、外來移民（特別是其中的非法偷渡客）和性少數羣體超過主體民衆的特權優惠，並將這種做法列爲“政治正確”而不容置疑，以此換取他們成爲民主黨陣營的“鐵桿票倉”。

在相當長時期內，這種誕生於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福利社會的“政治學”確實爲民主黨陣營贏得了相當穩固的票倉，但隨着時間流逝，其內在不可持續致命缺陷正日益暴露，其中之一就是在這種策略下大批湧入美國的非白人非亞裔外來移民（特別是其中的非法偷渡客）沒有如同歷史上進入美國的外來移民那樣融入美國主流社會，而是長期保持自己的文化，乃至政治認同，從而將外部世界的矛盾衝突大量帶入了美國社會內部，從而大大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並使之帶上你死我活不可妥協的色彩。從2009年得克薩斯州胡德堡基地現役美軍少校尼達爾·馬利克·哈桑向戰友同袍及其家屬開火而擊斃包括孕婦在內的13人、擊傷30人；到去年10月7日以色列-哈馬斯戰爭爆發以來美國社會圍繞這場美國並未直接參戰的戰爭而爆發激烈爭議、動亂，就充分暴露了這一不斷膨脹的風險。

對多年來身體力行推行這種“政治學”並自以爲得計的拜登-民主黨陣營而言，尤其令他們始料不及的是，今年可能成爲他們頭一次爲自己這種策略遭受反噬的大選，因爲以色列-哈馬斯戰爭爆發不久，美國穆斯林中就掀起了“放棄拜登”運動，幾個搖擺州的穆斯林團體領導人還於去年12月2日聚會密歇根州迪爾伯恩市，策劃動員他們的社區在大選中反對拜登連任投票；他們的人數在全美選民中佔比甚低，但在美國社會撕裂的大環境下，他們在一些搖擺州卻有可能成爲決定2024年大選結局的關鍵少數。

新貿易保護措施擋不住中國產業發展步伐

無論美方宣稱的理由何等站不住腳，對華額外加徵關稅已成現實；那麼，這次出臺的新貿易保護措施能夠擋住中國產業發展的步伐嗎？答案是否定的。

以其中最受關注的電動汽車爲例。就當前而言，鑑於美國市場政治性風險居高不下，中國電動車對美出口數量甚少，去年全年不過1萬餘輛，僅佔當年電動車出口總量的1%，即使額外加徵的100%關稅導致中國產電動車對美出口徹底停止，對中國業界影響也微乎其微。

從長期看，中國已經連續15年位居世界第一大汽車生產國和銷售市場，連續多年產量、銷量超過整個歐洲，超過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南北美洲之和，現在增長勢頭強勁。

去年全年，中國汽車產銷分別完成3016.1萬輛和3009.4萬輛，同比分別增長11.6%和12%，其中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958.7萬輛和949.5萬輛，同比分別增長35.8%和37.9%；汽車整車出口491萬輛，同比增長57.9%，其中新能源汽車出口120.3萬輛，同比增長77.6%。

今年1~4月，汽車產銷分別完成901.2萬輛和907.9萬輛，同比分別增長7.9%和10.2%，其中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298.5萬輛和294萬輛，同比分別增長30.3%和32.3%；汽車整車出口182.7萬輛，同比增長33.4%，其中新能源汽車出口42.1萬輛，同比增長20.8%。

這樣的規模意味着即使僅靠國內市場，中國汽車業無論是燃油車還是新能源車，都能兼顧規模經濟和競爭效應；再加上非美國出口市場，中國汽車業，特別是新能源汽車業相對於美國同行的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優勢更大。以這種狀態與美國同行競爭十年八年，滾動迭代更新發展的結果會是什麼，不言而喻。電動車產業如此，其他受限產業情況與此多有相似。

給世界一個更好的經濟貿易秩序願景

美國曾經是一個偉大的國家，長期是我們在經濟、科技等許多方面學習的主要對象，在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這個國家仍然有不少值得我們學習之處；儘管如此，今日之美國在很多方面，而且是越來越多的方面已經不是我們學習效仿的楷模，而是我們汲取教訓的反面教材。

在國際經濟貿易秩序方面，這個國家曾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數十年間全球自由貿易的旗手，主導推進了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體系下的多輪貿易自由化談判；但近二三十年來，在“公平”“環保”“人權”等種種貌似崇高的旗號下，美國、西歐主導向各類新的國際經貿協定中塞進了越來越多的政治化內容，本質上是推動國際經貿規則演變走上了不斷增加過度管制的錯誤方向，這對於全球經濟貿易發展的內在活力、動力而言，絕非好事。他們所有這些國內國際經濟社會政策的發展方向，本質上是在給全球經濟體系創造這樣一個願景：

中心國家不再如同以前那樣憑藉更高效率更強創新活力而佔據中心地位，進而通過貿易等途徑的各種“溢出”帶動整個世界經濟發展；而是憑藉已有的霸權地位在較低效率較差創新活力的條件下依然從外部世界攫取鉅額壟斷“租金”，然後在國內依據各類“身份政治”遊戲“按鬧分配”瓜分這筆壟斷“租金”。

無論以前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存在多少不平，上述這種願景都是更加不合理、不公正、寄生性更強的。在西方世界的“反全球化”浪潮中，既然歷史已經將中國推向實質上的自由貿易旗手地位，中國要做的就不僅僅是應對美國向中國發起的這樣那樣的挑戰，還需要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基礎上，努力向世界提供一個更好的國際經濟秩序願景，爭取把國際經貿規則重新帶上“發展”軌道。

（作者系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意見）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