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都在進行各式各樣的變法，大大小小，但成功案例鮮有可見。小規模的變法往往小步快跑，即便成功也難以顯著體現。而大規模的變法，類似商鞅變法，屬於逆天改命，成功的例子寥寥無幾。

爲何歷代都要進行變法呢？這既因爲後代王朝需要吸取前代的滅亡教訓，如“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制度調整一直都在進行時；也因爲發展中的煩惱，百廢待興和百業俱興帶來的問題各異，但都需要通過變法來應對。

然而，成功的變法鮮有，原因在於形勢、決心和力量這三個變量未必同進同退。

大規模變法就像是以人謀天，然而結果往往受制於天命難違。

成功的商鞅變法爲何能夠脫穎而出？這個問題連商鞅自己都無法回答。如果我們關注變法實現的條件，那麼需要超越制度本身，聚焦在人事層面。政治分爲兩個方面：一是人事，一是制度。

制度本身不足以解釋變法的成敗，因爲好的制度未必能夠推行，而壞的制度卻可能累世不息。因此，成功的變法必須考慮人事層面。結合人事談制度，變法成功大體需要三個顯而易見的條件：一是原來的權貴階層腐朽且無能，關鍵是無能；二是原來的中下階層優秀且進取，必須有野心；三是變法收益要讓大家普遍有感。

商鞅變法在這些條件下成功，秦國貴族的腐朽無能、中下階層的優秀進取以及變法帶來的普遍收益都促成了變法的成功。

對比之下，西漢變法中，雖然漢武帝成功一時，但後來的收益卻難以維持。變法雖然在當時普遍有感，但最終結果是引進了一些新物種，財政上的合法性並未帶來實際的長期利益。

曹操的變法由於條件不成熟，豪門名士依然強大，寒門精英不足，普遍有感缺乏，最終未能成功。東晉變法和西晉的分封制則是在豪族做大的背景下進行的，變法缺乏實際效果。

北朝至隋唐時期，由於社會動盪，沒有舊制度可言，而北方相當於推倒重來，也就無需變法。明清時期，朱元璋的制度框架一直存在，明朝和清朝進行的改革也主要是在此框架內進行的技術性改良。

至於張居正和攤丁入畝，都未能跳出這一框架，無法稱之爲真正的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