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產業過剩論”其實就是“中國威脅論”的翻版與變體，同時也是中國“脫鉤斷鏈論”的必然產物，最終所指向的就是歐美國家日益加劇與不斷升級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結。

歷史總有驚人的相似。每逢攜帶着競爭優勢的中國產品暢銷全球，人們都能聽到來自西方世界的奚落與打壓聲音。昔日當中國的襯衣、玩具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俏銷世界時，歐美政客編制的“中國威脅論”鋪天蓋地；後來當中國的電腦、手機等科技型產品勁走全球時，西方政要鼓吹的對華“脫鉤斷鏈論”甚囂塵上；如今當中國的光伏、電動汽車等綠色型產品風靡國際市場時，美歐官員兜售的“中國產能過剩論”又接踵而至。

產能過剩的經濟學解釋

產能過剩是一個描述供給和需求發生失衡關係的經濟學術語，即在供給超過需求的情況下，都會出現企業生產能力過剩。需要明確的是，產能過剩既有絕對過剩，即較長時期較大範圍總供給大大超過總需求；也有相對過剩，即同一種產品在一定時期過剩而另一個時期則迴歸供需均衡狀態；還有結構過剩，即一種產品在一個國家與地區過剩，但在另一個國家或地區或者全球範圍內短缺不足，因此這種產品從全域和全市場來講並不存在總量過剩。對於單獨一國以及世界各國政府而言，所要重點提防與解決的是總量絕對過剩，尤其是全球性總量的絕對過剩。

嚴格意義上講，供給與需求的均衡點是一種可遇不可求的經濟現象，而且微觀領域的任何一個正常企業都會全力與充分利用自己的飽和產能，甚至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讓產能保持適度富餘狀態，以便更快捷地搶佔市場、更及時地滿足消費者需求。但另一方面，需求卻受到許多變因的影響，一件產品前幾日還非常搶手，最近幾天卻消費平淡，對應的是前者可使產能高效率運轉，後者導致產能大面積停擺。正是如此，供需的絕對與持續平衡或者說產能的絕對與持續優化是不存在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供需平衡永遠只是相對的，不平衡往往是常態，由此推及，產能的多與少也是動態和相對的，不存在絕對平衡或者持久靜止狀態。

顯然，產能過剩是一種經濟週期現象，無論是在經濟繁榮時期還是經濟收縮時期都會發生產能過剩。經濟繁榮時期，投資者正向預期以及正向模仿力獲得刺激，具有非理性擴大投資的衝動，產能隨之大量增加，容易導致產能過剩；經濟進入蕭條階段，有效需求萎縮與不足，遠低於供給量，出現產能過剩。此外，無論經濟週期還是非經濟週期時期，都有可能出現市場扭曲與資源錯配行爲，如過度性投資、嚴重性重複建設以及超強度的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都會刺激出更多的增量產能，最終形成產能堆積與產能過剩。

對於產能過剩的指標判斷，發達國家一般用產能利用率或設備利用率的指標來評價。設備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之間，超過90%則認爲產能不夠；若設備開工低於79%，則說明可能存在產能過剩的現象。這裏要特別指出的是，美國是以79%~82%的產能利用率作爲“合意”指標，只是這一指標並不具有普適性，畢竟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產業結構狀況以及市場需求差異巨大，如果採用唯一標尺來裁量所有國家的產能利用狀況，恐怕鮮有國家能夠完全達標。

產能過剩狀態下產品價格會呈持續下滑狀態，傳遞到微觀領域就是企業盈利大幅度下降，虧損企業增加，並伴隨着庫存積壓與銷售停滯；與此同時，爲“去庫存”，企業不惜大幅降價甚至惡意競爭。反映了宏觀層面，產能過剩會弱化企業投資預期和居民消費預期，誘發出通貨緊縮風險，並增加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由於企業信用能力的下降，產能過剩也會導致銀行不良資產明顯增加，金融風險隨之放大。因產能過剩涉及供給與需求，解決產能過剩既要在存量上“去產能”，也要在增量上擴消費，也就是用增量化解存量。

“中國產能過剩”是個僞命題

歷史上產能過剩曾發生在多個國家。20世紀20年代初，美國製造業一度出現過度投資進而引致經濟過熱的現象，年中CPI同比增速竟超過20%；百年之後，資本主義世界陷入經濟“大蕭條”，於是有了資本家將過剩牛奶倒進下水道這一寫進教科書的怪誕事實；上世紀70年代，日本、德國等國鋼鐵產能嚴重過剩，全球鋼鐵行業產能利用率跌入冰點。中國也不止一次地發生過產能過剩，除了昔日的鋼鐵、金屬鋁等行業外，如今的房地產行業也存在產能過剩，對此，中國政府一方面進行持續的供給側改革，在堅定“去產能”的同時，通過財政貨幣政策進行充分引導；不僅如此，淘汰落後產能的同時，中國還持續加大清潔能源產能的投入，2023年中國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規模歷史性超過火電，全年新增裝機超過全球半數。

完全不同於以往本國產能過剩由中國政府主動提出並進行積極糾偏，這一次由歐美國家政客所反覆炒作的“中國產能過剩論”，主要聚焦的是電動車、鋰電池和光伏三大中國“新三樣”出口產品。數據顯示，去年中國“新三樣”出口規模1.06萬億元，同比增長近30%。在歐美國家政府看來，這些產品尤其是新能源汽車的產能不僅大大超過了中國國內的需求，也超過了全球市場的承受能力，且這一狀況會對歐美乃至更多國家的產業發展、企業生存和民衆就業造成傷害。但稍作分析就不難發現，有關中國“新三樣”產能過剩的說法其實難以立足。

首先看產能利用率。目前中國工業製造企業的產能利用率在76%左右，與美國77.3%的產能利用水平相差無幾，即便是新能源企業受到行業生命週期的影響，產能利用率略低一些，但中國新能源汽車的頭部企業如長安、理想等的產能利用率卻始終保持在90%以上的高位，其中比亞迪去年的產能利用率甚至高達159.5%；不僅如此，中國鋰電池和光伏組件製造頭部企業的產能利用率均超過70%，遠高於40%多的全球平均水平。對於一個十分活躍且完全優於他國指標的中國新能源領域產能打上“過剩”標籤，顯然不符合客觀事實。

再來看銷售狀況。產能過剩約束下，企業產品往往很難有好的銷售行情，但去年我國新能源汽車國內年度銷量達到了775萬輛，增長36%，及至今年前4個月，新能源汽車國內銷量再增252萬輛，同比增長34.4%。資料顯示，目前我國新能源汽車的國內滲透率只有31.6%，距離中國官方2033年提升至60%的設想目標相距遙遠。同時，我國新能源汽車保有總量目前爲2293萬輛，約佔汽車保有量比重的6%，距離中國政府2030年“碳達峯”情景下新能源汽車佔比達到40%同樣距離不小。因此，無論是靜態市場銷量，還是未來動態需求，新能源汽車在中國國內依然存在廣闊的商業前景，產能過剩之說只是杞人憂天。

無疑，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供給和需求都具有全球性，一個國家的生產在滿足了國內需求後，剩餘產品自然可以轉向出口市場，而且通過公平競爭獲得國際市場相對份額，藉此也形成了舉世公認的跨境貿易。公開資料顯示，去年中國出口電動汽車超177萬輛，同比增長67%，在此基礎上，今年前4個月又新增42.1萬輛的出口量，同比增20.8%；另外，目前主要國家新能源汽車的市場平均滲透率僅爲16%，而按照據國際能源署測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車需求量將達4500萬輛，是2023年的3倍多。既然全球範圍內市場需求依舊旺盛，未來還存在巨大的增量空間，談何中國新能源汽車產能業已過剩？

接着來看利潤指標。產能過剩背景下的企業一般很難盈利甚至虧損，但數據顯示，雖然企業之間冷暖不一，但去年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利潤率依然同比增長近3%，其中比亞迪更是以日均盈利8230萬元的速度蓋壓全球競爭對手，全年淨利潤進賬高達300億元，及至今年第一季度，新能源汽車行業利潤率依然保持了較爲穩定的增升格局，其中比亞迪的盈利同比劇增10.62%。對於一個依舊高於盈虧平衡點的行業做出產能過剩認定，顯然有悖於基本的理論邏輯。

最後重點分析一下質疑中國新能源產能過剩的主要邏輯依據，即中國政府對國內新能源行業的大額補貼形成了本土產品低價出口優勢，進而危及全球市場，就此首先需要關注的是，無論是美國還是歐盟，都像中國政府一樣對新能源行業提供了財政補貼，其中拜登政府通過的《通脹削減法》爲包括電動汽車在內的清潔能源產業提供約3690億美元稅收激勵和補貼，歐洲多個國家則從公司稅收到個人購置等方面普遍對電動汽車產業實施3000~6000歐元不等的補貼，而有所不同的是，中國最新啓動了對新能源汽車的“退坡”且目前已經完全退出了補貼，但歐美卻仍在持續甚至加強，同時，中國新能源汽車不僅沒有低價傾銷，海外市場售價反而總體高於國內；另外，中國新能源汽車出口僅佔自身生產比重的1/8，出口到歐美地區的銷量也只是全部銷量的13%，同時佔全歐市場的比例只有8%，對歐美市場形成衝擊顯然難以自圓其說。

目的是爲貿易保護主義背書

數百年來，國際貿易理論沒有脫離國際分工和資源稟賦是國際貿易基礎條件這一核心圭臬，並在實踐中深刻與持續地影響着各國政府的政策主張，更多的國家與企業也得以參與到全球產業分工與跨境貿易中來，公衆也由此看到了寶馬、奔馳等歐洲汽車企業持續在中國增資的活躍身影，以及特斯拉去年在華銷量突破60萬輛的高光時刻。那麼，爲何同樣遵循國際貿易理論的中國新能源出口產品卻被質疑產能過剩，直接原因就是歐美國家政府的選擇性與排他化認知。

首先是對中國貿易出口的“雙標”判定。針對中國給予新能源產業的財政補貼，美歐認爲導致了以低價爲手段的非公平競爭，而自己的政府補貼則被視爲扶植優質產業成長之必需；中國產品憑藉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熱銷全球，非常容易被美歐國家認定爲傾銷，而自己憑藉技術優勢令旗下的光刻機、芯片等產品走俏國際市場，美歐認爲是自由貿易的必然結果；中國新能源汽車只有生產比重的1/8用於出口被視爲出口氾濫，美國芯片特別是高端芯片的80%用於出口被看成是市場需求旺盛；反映到氣候變化應對上，西方國家將目前的困境歸結爲新能源產能不足，卻反過來指責中國新能源“產能過剩”。

全球化時代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在不斷提高市場佔有份額的同時，也加快了朝着高附加值產業上游地帶遷移的步伐，從而引起了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重塑，也驅動了資源要素與既有利益在不同市場主體間的重新配置，尤其是像中國新能源產品的出口，更是直接動搖了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本就處在層級較高位置的歐美國家壟斷地位。

雖然不同階段的措辭有所不同，但“中國產業過剩論”其實就是“中國威脅論”的翻版與變體，同時也是中國“脫鉤斷鏈論”的必然產物，最終所指向的就是歐美國家日益加劇與不斷升級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結，對此，只要看一看美國對中國電動車即將開徵的高額關稅以及歐委會行將對中國光伏產品啓動的反補貼調查，還有那張被美國不斷拉長的中國企業“出口管制”清單，便可得出更加清晰與更有說服力的結論。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