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体育唤醒这些城市

彭德倩

纽约马拉松现场，人头攒动。

完备的赛事体系激发大众体育热情。 本版图片均视觉中国供图 体育作为人类社会的共有语言，不仅是促进居民身心健康、消解区域社会矛盾、弥合心理文化隔阂的有效手段，也是塑造城市文化的重要驱动力。

本报记者 彭德倩

这几天，四年一届的上海市民运动会正如火如荼进行。这是浦江之滨加快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进程中的一曲悠扬短歌。

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体育的发展与兴盛为城市积蓄竞争力，促进内部转型，并成为城市文化品牌表达的重要载体。

随着新时代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经济竞争逐渐由国家转向城市，各地独具特色的体育战略，参与城市更新，打造全新的“活力之都”。

以体育场馆为“锚”促进城市更新

如今，许多国家已形成共识，将体育作为提升城市全球影响力、重塑城市形象的重要手段。尤其在英、美体育城市发展实践中，体育场馆是促进城市更新的经典空间类型之一，以此为“锚”，促进城市更新，具有借鉴价值。

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的城市发展策略中出现了将体育作为重建衰退地区工具的政策转向，许多城市以满足体育需求和城市更新为目标大力发展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在英国，体育场馆促进城市更新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服务于“国家需要”，因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举办而建造体育场馆，综合运用体育战略促进城市更新，如谢菲尔德1991年世界学生运动会、曼彻斯特2002年英联邦运动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二是为职业球队（主要是足球）建造的体育场项目，由于英国足球文化氛围浓厚，足球项目的群众基础好，专业足球场多，足球场成为促进城市更新的经典空间类型之一。

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认为，体育可以作为一项战略和城市政策广泛参与城市更新进程，体育场馆的新建和改造不仅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还能给个人和社区带来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促进社区复兴、提高社会凝聚力等。

伦敦议会2015年发布的《体育场带动城市复兴》一文显示，体育场馆为所在社区居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有效地提高了社区的就业率。

其中，温布利大球场运营期提供106个场馆工作岗位，600—700个足协工作岗位，周边商业店铺提供1000个全新销售岗位。新白鹿巷球场建成后，俱乐部内提供50个学徒名额，其所在的托特纳姆地区全面更新后预计新增5000个岗位。

奥林匹克体育场建设期提供888个工作岗位；运营期提供720个工作岗位。奥林匹克公园未来10年将为周边区域提供20000个工作岗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奥林匹克体育场所在的伦敦东区曾是伦敦发展最为落后、经济水平最低、时常被犯罪阴影笼罩的区域。在奥林匹克体育场建设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带动下，伦敦艺术大学时装学院、拉夫堡大学等高等院校在该区域建立新校区，BBC表演大厅、大型购物中心Westfeld在此兴建，还有一系列方便居民生活的便利设施建设完成，大幅提升了伦敦东区的交通、购物、教育、医疗水平，使其蜕变为一座奥运新城。

特色赛事体系与城市互惠共生

50多年来，日本东京全球体育城市的建设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筹备与举办可以被认为是东京体育城市建设的开端。在奥运效应的带动下，东京体育赛事体系逐渐形成规模，体育媒体也开始崛起，体育消费理念渐入人心，体育旅游初现，体育基础设施和体育人口稳步提升。

1993年，日本职业足球联赛J联赛成立后，体育就被赋予了城市再建、地域开发的“催化剂”功能，足球扮演了“体育振兴城市”剧本的主角，开启了世界体育前所未有的市场营销活动。

2000年，《体育振兴基本计划》的颁布进一步促进了东京群众体育的发展。2002年，日本与韩国合办世界杯，在东京开展的多场比赛进一步激发市民体育消费和锻炼热情。2006年，《推进观光立国基本法》的通过加快了旅游与体育的融合。

随着越来越多的体育赛事落户东京，政府越发重视利用已有成果促进体育融入市民生活，东京逐渐登上各大体育城市排行榜。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东京极具特色的赛事体系。一方面，职业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着协同与合作的关系，二者互惠共生。1993年J联赛成立之初，每场比赛平均观众人数为17976人。2002年，为办好世界杯足球赛，东京增加了足球场地及场地容纳人数，为后期本土职业联赛的发展提供了场地支持。如今J1联赛每场比赛观看人数保持在17000人左右，每年能产生891亿日元的市场收益。

另一方面，重视本土体育赛事的构建，为打造城市体育品牌添砖加瓦。东京每年1、5、9月在两国国技馆举行相扑比赛，每次比赛持续15天，15场比赛每场可吸引1万多名观众，著名相扑选手出场时的电视平均收视率甚至可以超过20%。

此外，注重文化传播也是重中之重。东京拥有包括日本广播协会（NHK）在内的众多传媒机构，同时也有日本体育大学、早稻田大学体育学院、日本体育科学研究所等知名体育类高等教育或科研机构，是全球体育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枢纽之一。

统观东京体育城市发展过程，从运动项目的传入，经过高校传播壮大，最终形成了以运动项目为核心，以体育赛事为驱动的发展体系，带动了城市经济发展，促进了市民体育参与，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紧密连接起来，同时促进了体育设施建设、体育赛事举办和体育文化的形成。反过来，体育赛事、体育设施、体育文化的丰富也促进大众体育活动的开展。

构建居民与城市的“共同体感知”

翻开全球体育城市版图，不同国家和国情背景下城市发展呈现出相异的实践样态，其建构路径和动力基础虽存在差异性，但总有相似处——体育作为人类社会的共有语言，不仅是促进居民身心健康、消解区域社会矛盾、弥合心理文化隔阂的有效手段，也是塑造城市文化的重要驱动力。

波士顿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基于城市体育传统及文化消费转向所开启的体育城市建设融入城市发展轨迹，从而完成社会经济转型、消费场景营建及城市共同体感知塑造的过程。

波士顿的体育战略缘何如此成功？纵览其城市扩张期、产业转型期到后工业时代与体育的互动，体育的功能与意义经历了由闲暇娱乐到产业经济再到作为生活方式的范式演进。

其间，体育与城市的融合互构不仅深刻改变了波士顿城市居民的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规范与社群网络，还扩散至波士顿环境规划理念与公共空间建设层面，甚至重构了近现代波士顿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向。体育融于生活不仅包含经济层面的转型与升级、空间层面的集中与扩散，也直指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嬗变。

19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使波士顿城市化进程加速，1870年，其人口较1830年增长4倍，土地面积则扩大3倍。城市面积快速扩张与外来人口大量增长使城市发展陷入无序与混乱。因此，对自我约束、拼搏精神以及城市秩序的追寻，成为体育在波士顿萌发与流行的根本原因。

纵览波士顿体育的早期传播，高校在人才引进、品格培养、比赛举办与规则改进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1826年，哈佛大学外籍教师查尔斯·福林率先将德国体操引入美国，并在哈佛主导建设全美第一个大学体育馆。

同年，波士顿第一座公共体育馆开设，居民参与体操运动盛况空前；1852年，哈佛大学应耶鲁大学邀约在波士顿以北约180公里的温尼珀索基湖开展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校际划船比赛，之后两所学校不时相互邀约比赛，波士顿区域自18世纪延续百年的“玩手球、足球、滚球将被罚款”的陈陋校规随风而去。

1874年，现代美式橄榄球在哈佛对麦吉尔大学的比赛中初具雏形，被赋予规则的橄榄球在保证对抗与趣味性的同时大大降低危险性，获得了大量体育爱好者的青睐。由此，哈佛大学通过体育与美国东北部高校建立起紧密联系。当学子毕业走向全美各大城市，体育在他们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由此，体育不再被作为“荒废时间，沉迷享乐”的标志，身体活动伴随着勤奋务实、崇尚自由竞争的观念在波士顿盛行。

此后，休闲娱乐需求的勃发使波士顿成为“新式体育”诞生地，被封为美国国球的棒球运动，便是由波士顿地区的跑圈子运动结合板球演变而来的；1872年，波士顿通过投票成为全美第一座拨款修建游乐园的城市，至1889年，波士顿已拥有11座游乐场；同年，波士顿修建数座室外体育场，供居民消磨因休息日增加所腾出的空闲时间。此外，体育在高校的传播及社会中体育生活方式的流行使波士顿成为全美体育有组织发展的策源地。

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结构进化密切相关，相辅相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文化创意和休闲娱乐、技术创新和高端服务为主的新兴产业在新英格兰地区崛起，产业转型构筑起波士顿体育发展的时代背景。

1891年，世界上首次篮球比赛在波士顿附近的斯普林菲尔德举行，篮球旋即成为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的表演项目；1896年，全美首次排球比赛在波士顿附近的霍利约克举行；1897年，波士顿组织起第一届波士顿马拉松赛事，并延续至今。这些新型体育项目在民间的发明与创新结合了美国本土文化，在普及操作层面具有体操等运动形式所不具备的旺盛生命力。

1890年，有轨电车的发展使波士顿郊区城市化进程加速。基于此，商业资本纷纷寻求退出城市中心并在郊区开拓新的投资路径，1901—1959年，全美四大职业体育联盟球队悉数入驻，波士顿成为全美最早拥有四大职业体育联盟球队的城市之一。郊区围绕体育的场馆建设、商圈营造及运营维护等投资与消费成为波士顿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

令人瞩目的是，体育在波士顿的环境修复与城市转型计划中同样发挥着独特作用。19世纪末，波士顿成立“大都市公园委员会”督建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工程，用以修复环境并提供回归自然的休憩与锻炼场所。

20世纪50年代，波士顿开始向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转型，重建休闲娱乐设施及鼓励参与休闲娱乐的建议被采纳。绿化城市道路、提倡自行车出行、修葺公共空间等措施帮助波士顿提升了城市活力，吸引了高素质人才留居此地，居民也开始主动参与体育比赛消费、绿色出行及购买体育赛事周边产品等活动。在市场踊跃投资、居民积极参与及政府政策支持的背景下，波士顿平稳实现了城市的产业转型与再次发展。

与此同时，体育带来的观念变革也强力渗透到城市规划层面。20世纪60年代，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使得修复城市肌理、改善生态环境和塑造人文城市的规划理念被现代城市所普遍推崇，波士顿开始推行“适合步行尺度的都市主义”。在GIS地理信息系统及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手段辅助下，波士顿道路网络、交通资源、公共空间得到全方位整合。时至今日，16.7%的波士顿居民步行或骑行上班，与华盛顿并列全美第一；95%的居民步行5分钟可达绿色公共空间，由此，城市与人通过体育而产生联系，波士顿也成为全美最适合步行的城市之一。

体育不仅在生活层面影响波士顿的发展，文化层面的体育传统亦持续构建起居民、体育与城市的“共同体感知”。2013年，当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BostonStrong”的声援流传于网络空间，继续奔跑也成为波士顿人民表达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佳方式。波士顿及其居民之间通过体育建立起的“共同体”特质愈发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