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解放日報

體育喚醒這些城市

彭德倩

紐約馬拉松現場，人頭攢動。

完備的賽事體系激發大衆體育熱情。 本版圖片均視覺中國供圖 體育作爲人類社會的共有語言，不僅是促進居民身心健康、消解區域社會矛盾、彌合心理文化隔閡的有效手段，也是塑造城市文化的重要驅動力。

本報記者 彭德倩

這幾天，四年一屆的上海市民運動會正如火如荼進行。這是浦江之濱加快建設“全球著名體育城市”進程中的一曲悠揚短歌。

越來越多人意識到，體育的發展與興盛爲城市積蓄競爭力，促進內部轉型，併成爲城市文化品牌表達的重要載體。

隨着新時代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經濟競爭逐漸由國家轉向城市，各地獨具特色的體育戰略，參與城市更新，打造全新的“活力之都”。

以體育場館爲“錨”促進城市更新

如今，許多國家已形成共識，將體育作爲提升城市全球影響力、重塑城市形象的重要手段。尤其在英、美體育城市發展實踐中，體育場館是促進城市更新的經典空間類型之一，以此爲“錨”，促進城市更新，具有借鑑價值。

20世紀90年代，在英國的城市發展策略中出現了將體育作爲重建衰退地區工具的政策轉向，許多城市以滿足體育需求和城市更新爲目標大力發展體育基礎設施建設。

在英國，體育場館促進城市更新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服務於“國家需要”，因國際大型體育賽事舉辦而建造體育場館，綜合運用體育戰略促進城市更新，如謝菲爾德1991年世界學生運動會、曼徹斯特2002年英聯邦運動會和2012年倫敦奧運會；二是爲職業球隊（主要是足球）建造的體育場項目，由於英國足球文化氛圍濃厚，足球項目的羣衆基礎好，專業足球場多，足球場成爲促進城市更新的經典空間類型之一。

政府和相關社會組織認爲，體育可以作爲一項戰略和城市政策廣泛參與城市更新進程，體育場館的新建和改造不僅能夠帶動區域經濟發展，還能給個人和社區帶來廣泛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如促進社區復興、提高社會凝聚力等。

倫敦議會2015年發佈的《體育場帶動城市復興》一文顯示，體育場館爲所在社區居民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有效地提高了社區的就業率。

其中，溫布利大球場運營期提供106個場館工作崗位，600—700個足協工作崗位，周邊商業店鋪提供1000個全新銷售崗位。新白鹿巷球場建成後，俱樂部內提供50個學徒名額，其所在的托特納姆地區全面更新後預計新增5000個崗位。

奧林匹克體育場建設期提供888個工作崗位；運營期提供720個工作崗位。奧林匹克公園未來10年將爲周邊區域提供20000個工作崗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奧林匹克體育場所在的倫敦東區曾是倫敦發展最爲落後、經濟水平最低、時常被犯罪陰影籠罩的區域。在奧林匹克體育場建設和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帶動下，倫敦藝術大學時裝學院、拉夫堡大學等高等院校在該區域建立新校區，BBC表演大廳、大型購物中心Westfeld在此興建，還有一系列方便居民生活的便利設施建設完成，大幅提升了倫敦東區的交通、購物、教育、醫療水平，使其蛻變爲一座奧運新城。

特色賽事體系與城市互惠共生

50多年來，日本東京全球體育城市的建設歷程分爲三個階段。

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籌備與舉辦可以被認爲是東京體育城市建設的開端。在奧運效應的帶動下，東京體育賽事體系逐漸形成規模，體育媒體也開始崛起，體育消費理念漸入人心，體育旅遊初現，體育基礎設施和體育人口穩步提升。

1993年，日本職業足球聯賽J聯賽成立後，體育就被賦予了城市再建、地域開發的“催化劑”功能，足球扮演了“體育振興城市”劇本的主角，開啓了世界體育前所未有的市場營銷活動。

2000年，《體育振興基本計劃》的頒佈進一步促進了東京羣衆體育的發展。2002年，日本與韓國合辦世界盃，在東京開展的多場比賽進一步激發市民體育消費和鍛鍊熱情。2006年，《推進觀光立國基本法》的通過加快了旅遊與體育的融合。

隨着越來越多的體育賽事落戶東京，政府越發重視利用已有成果促進體育融入市民生活，東京逐漸登上各大體育城市排行榜。

尤爲值得關注的是東京極具特色的賽事體系。一方面，職業體育賽事與城市發展之間存在着協同與合作的關係，二者互惠共生。1993年J聯賽成立之初，每場比賽平均觀衆人數爲17976人。2002年，爲辦好世界盃足球賽，東京增加了足球場地及場地容納人數，爲後期本土職業聯賽的發展提供了場地支持。如今J1聯賽每場比賽觀看人數保持在17000人左右，每年能產生891億日元的市場收益。

另一方面，重視本土體育賽事的構建，爲打造城市體育品牌添磚加瓦。東京每年1、5、9月在兩國國技館舉行相撲比賽，每次比賽持續15天，15場比賽每場可吸引1萬多名觀衆，著名相撲選手出場時的電視平均收視率甚至可以超過20%。

此外，注重文化傳播也是重中之重。東京擁有包括日本廣播協會（NHK）在內的衆多傳媒機構，同時也有日本體育大學、早稻田大學體育學院、日本體育科學研究所等知名體育類高等教育或科研機構，是全球體育文化傳播與交流的樞紐之一。

統觀東京體育城市發展過程，從運動項目的傳入，經過高校傳播壯大，最終形成了以運動項目爲核心，以體育賽事爲驅動的發展體系，帶動了城市經濟發展，促進了市民體育參與，將競技體育和羣衆體育緊密連接起來，同時促進了體育設施建設、體育賽事舉辦和體育文化的形成。反過來，體育賽事、體育設施、體育文化的豐富也促進大衆體育活動的開展。

構建居民與城市的“共同體感知”

翻開全球體育城市版圖，不同國家和國情背景下城市發展呈現出相異的實踐樣態，其建構路徑和動力基礎雖存在差異性，但總有相似處——體育作爲人類社會的共有語言，不僅是促進居民身心健康、消解區域社會矛盾、彌合心理文化隔閡的有效手段，也是塑造城市文化的重要驅動力。

波士頓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它基於城市體育傳統及文化消費轉向所開啓的體育城市建設融入城市發展軌跡，從而完成社會經濟轉型、消費場景營建及城市共同體感知塑造的過程。

波士頓的體育戰略緣何如此成功？縱覽其城市擴張期、產業轉型期到後工業時代與體育的互動，體育的功能與意義經歷了由閒暇娛樂到產業經濟再到作爲生活方式的範式演進。

其間，體育與城市的融合互構不僅深刻改變了波士頓城市居民的價值觀、生活態度、行爲規範與社羣網絡，還擴散至波士頓環境規劃理念與公共空間建設層面，甚至重構了近現代波士頓的產業結構與發展方向。體育融於生活不僅包含經濟層面的轉型與升級、空間層面的集中與擴散，也直指觀念及生活方式的嬗變。

19世紀30年代，工業革命對勞動力的巨大需求使波士頓城市化進程加速，1870年，其人口較1830年增長4倍，土地面積則擴大3倍。城市面積快速擴張與外來人口大量增長使城市發展陷入無序與混亂。因此，對自我約束、拼搏精神以及城市秩序的追尋，成爲體育在波士頓萌發與流行的根本原因。

縱覽波士頓體育的早期傳播，高校在人才引進、品格培養、比賽舉辦與規則改進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1826年，哈佛大學外籍教師查爾斯·福林率先將德國體操引入美國，並在哈佛主導建設全美第一個大學體育館。

同年，波士頓第一座公共體育館開設，居民參與體操運動盛況空前；1852年，哈佛大學應耶魯大學邀約在波士頓以北約180公里的溫尼珀索基湖開展了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校際划船比賽，之後兩所學校不時相互邀約比賽，波士頓區域自18世紀延續百年的“玩手球、足球、滾球將被罰款”的陳陋校規隨風而去。

1874年，現代美式橄欖球在哈佛對麥吉爾大學的比賽中初具雛形，被賦予規則的橄欖球在保證對抗與趣味性的同時大大降低危險性，獲得了大量體育愛好者的青睞。由此，哈佛大學通過體育與美國東北部高校建立起緊密聯繫。當學子畢業走向全美各大城市，體育在他們身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痕。由此，體育不再被作爲“荒廢時間，沉迷享樂”的標誌，身體活動伴隨着勤奮務實、崇尚自由競爭的觀念在波士頓盛行。

此後，休閒娛樂需求的勃發使波士頓成爲“新式體育”誕生地，被封爲美國國球的棒球運動，便是由波士頓地區的跑圈子運動結合板球演變而來的；1872年，波士頓通過投票成爲全美第一座撥款修建遊樂園的城市，至1889年，波士頓已擁有11座遊樂場；同年，波士頓修建數座室外體育場，供居民消磨因休息日增加所騰出的空閒時間。此外，體育在高校的傳播及社會中體育生活方式的流行使波士頓成爲全美體育有組織發展的策源地。

城市化進程與經濟結構進化密切相關，相輔相成。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文化創意和休閒娛樂、技術創新和高端服務爲主的新興產業在新英格蘭地區崛起，產業轉型構築起波士頓體育發展的時代背景。

1891年，世界上首次籃球比賽在波士頓附近的斯普林菲爾德舉行，籃球旋即成爲1904年聖路易斯奧運會的表演項目；1896年，全美首次排球比賽在波士頓附近的霍利約克舉行；1897年，波士頓組織起第一屆波士頓馬拉松賽事，並延續至今。這些新型體育項目在民間的發明與創新結合了美國本土文化，在普及操作層面具有體操等運動形式所不具備的旺盛生命力。

1890年，有軌電車的發展使波士頓郊區城市化進程加速。基於此，商業資本紛紛尋求退出城市中心並在郊區開拓新的投資路徑，1901—1959年，全美四大職業體育聯盟球隊悉數入駐，波士頓成爲全美最早擁有四大職業體育聯盟球隊的城市之一。郊區圍繞體育的場館建設、商圈營造及運營維護等投資與消費成爲波士頓經濟增長的重要推手。

令人矚目的是，體育在波士頓的環境修復與城市轉型計劃中同樣發揮着獨特作用。19世紀末，波士頓成立“大都市公園委員會”督建波士頓大都市公園體系工程，用以修復環境並提供迴歸自然的休憩與鍛鍊場所。

20世紀50年代，波士頓開始向高新技術與文化產業轉型，重建休閒娛樂設施及鼓勵參與休閒娛樂的建議被採納。綠化城市道路、提倡自行車出行、修葺公共空間等措施幫助波士頓提升了城市活力，吸引了高素質人才留居此地，居民也開始主動參與體育比賽消費、綠色出行及購買體育賽事周邊產品等活動。在市場踊躍投資、居民積極參與及政府政策支持的背景下，波士頓平穩實現了城市的產業轉型與再次發展。

與此同時，體育帶來的觀念變革也強力滲透到城市規劃層面。20世紀60年代，對於“生活質量”的追求使得修復城市肌理、改善生態環境和塑造人文城市的規劃理念被現代城市所普遍推崇，波士頓開始推行“適合步行尺度的都市主義”。在GIS地理信息系統及大數據、雲計算等現代科技手段輔助下，波士頓道路網絡、交通資源、公共空間得到全方位整合。時至今日，16.7%的波士頓居民步行或騎行上班，與華盛頓並列全美第一；95%的居民步行5分鐘可達綠色公共空間，由此，城市與人通過體育而產生聯繫，波士頓也成爲全美最適合步行的城市之一。

體育不僅在生活層面影響波士頓的發展，文化層面的體育傳統亦持續構建起居民、體育與城市的“共同體感知”。2013年，當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發生後，“BostonStrong”的聲援流傳於網絡空間，繼續奔跑也成爲波士頓人民表達對美好生活嚮往的最佳方式。波士頓及其居民之間通過體育建立起的“共同體”特質愈發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