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爲了忘卻的記念》中爲了紀念柔石，曾將他與同鄉台州的寧海方孝孺相提並論，說他有點台州式的硬氣，還有點迂。時至今日，方孝孺仍是人們感嘆的話題。一個曾經輔佐帝王，被世人稱爲“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的一代才士，卻慘遭滅十族。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朱棣如此震怒以至於非要滅他十族呢？

滅十族建文帝在位時，方孝孺已經是名聞天下的第一大儒，學識品德爲四海稱頌。他爲文縱橫豪放，能與東坡（蘇軾）、龍川（陳亮）相比。據說每撰一文，海內爭相傳誦。

朱棣起兵時，他的謀士姚廣孝曾對朱棣說：“臣有所託。”

朱棣問：“何爲？”

姚廣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朱棣頷首答應。

朱棣佔領南京後，方孝孺果然不肯歸附。因姚廣孝事先囑託過，朱棣沒有殺他，而是將他投入獄中。

對於方孝孺的文名，朱棣也很敬重。幾天後，朱棣準備即位時，便想請方孝孺爲他擬登基詔書，同時也希望利用方孝孺的名氣爲天下士人樹立一個歸順的榜樣，所以朱棣屢次派人到獄中向方孝孺招降。方孝孺堅決不從，朱棣又派方孝孺的學生廖鏞、廖銘二人前去勸說，反遭到方孝孺的一頓痛斥。

無奈之下，朱棣只好派人強行押解方孝孺上殿，但是方孝孺穿着一身斬衰（古代喪服按生者和死者關係，分爲五等，斬衰最重），一進來就大哭不已。朱棣即命錦衣衛強行撕去方孝孺的喪服，換上朝服。

朱棣強壓怒火，親自勸解方孝孺，破例爲他設座，並起身勸慰道：“先生不要難過了！朕本來是要效法周公輔佐成王的。”

方孝孺立即反問道：“成王在哪裏？”

朱棣說：“他自焚死了。”

方孝孺再問道：“爲什麼不立成王的兒子當皇帝？”

朱棣說：“國家要依賴年長的君主來治理。”

方孝孺進一步逼問道：“那爲什麼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無法回答，只好搪塞道：“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過多操勞。”遂暗示左右，強行將筆塞給方孝孺，命道：“詔天下草，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接過筆，奮筆疾書“燕賊篡位”四個字，投筆於地，放聲大哭，且哭且說：“死即死，詔不可草。”

方孝孺憤然回答道：“便十族奈何！”罵叱聲越來越大。

朱棣大怒，命人將方孝孺的嘴割開，從嘴角一直割到耳朵。方孝孺滿臉是血，仍然痛罵不絕。

朱棣厲聲道：“豈能讓你如此痛快地死，當滅你十族！”

於是，朱棣一面命人繼續將方孝孺關押獄中，一面搜捕其親戚家屬等人，以及他的學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當着方孝孺的面，一個一個殺戮。每殺一個追問一聲，是否回心轉意。方孝孺強忍悲痛，始終不屈服於朱棣的淫威。當弟弟方孝友被押到時，方孝孺看着因受自己牽累而行將就戮的弟弟，不覺淚如雨下。方孝友從容吟詩一首，寬慰方孝孺：阿哥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

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方孝孺也作絕命詞一首：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方孝孺被押到南京城聚寶門外磔死，遇難時年僅四十八歲。明代歷史地理學家王士性曾評價道：“自古節義之盛無過此一時者。”清代學者齊周華也認爲：“靖難受禍慘烈者，亦莫若孝孺。無論知與不知，無不義而悲之。”老南京相傳明宮午朝門內丹墀上的血跡石，即爲方孝孺頸血所濺而成，雨後看血跡石，血色鮮紅欲滴，嗅之似猶有血腥味！

方孝孺的妻子和兩個兒子上吊自殺，兩個女兒年未及笄，一齊投秦淮河自盡，受他牽連被殺的有八百七十三人，入獄和充軍流放者達數千，當時的恐怖氣氛可見一斑。

歷來株連也不過是滅三族，誅九族已經很恐怖，燕王還要滅十族，其野蠻、殘暴由此可見。以至於清初史家谷應泰這樣嘆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世謂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

讀書種子故事自然得從頭說起。方孝孺（1357-1402），生於浙江台州寧海，父親方克勤任寧海縣學訓導（即縣學校的老師）。方孝孺自幼聰慧，讀書過目不忘，善作詩作文，人奇其才，被稱爲“小韓子”。洪武四年（1371），方克勤出任山東濟寧知府，於是方孝孺隨父北上濟寧。

方孝孺拜著名學者宋濂爲師，宋濂爲明代開國元勳，是江南第一大儒，以“仁政”爲理想，主張恢復古代的禮樂，以德治國，反對嗜殺。當時宋濂門下，學子如雲，如胡翰、蘇伯衡等，皆爲學界名流，但與方孝孺相比，則相形見絀，都自愧不如。宋濂也非常器重孝孺，曾把他比作“百鳥中之孤鳳”。

洪武九年（1376），“空印案”起，方克勤雖一向清廉守法，蜚聲政績，也牽連被誅。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起，宋濂也受牽連而不能倖免。父親、老師均慘遭變故，對方孝孺產生極大影響，使他逐漸形成一套以提倡仁政、反對暴政爲核心的政治主張。

洪武十五年（1382），經東閣大學士吳沉等人推薦，二十六歲的方孝孺來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見。明太祖見他舉止端莊、學問深厚，稱讚他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由於他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與朱元璋重典治國的政治主張相差甚遠，太祖並未啓用他，只是對皇太子說，“現在還不是用他的時候”，於是厚禮相待，遣返歸鄉。

對於方孝孺而言，身懷匡世之才而無用武之地，實在是件憾事。此後十年，他只得隱居在家，把心血都放在著書立說上，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等。他雖然生活清苦，貧病交加，甚至連日斷炊，仍然奮筆不輟。一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經人再次推薦，朱元黃子澄像璋才讓他擔任陝西漢中府學教授。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懷抱“明王道、致太平”志向的方孝孺，終於在年輕皇帝朱允炆那裏尋找到了實現理想的機遇。

前面我們說過，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說，有意結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風，確定新年號爲“建文”，與祖父“洪武”剛好形成鮮明的對照。

當時，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飽讀詩書的才子都受到重用。建文帝的治國措施與方孝孺的仁政主張相投合，方孝孺更是受到建文帝的青睞，先任翰林侍講，後遷文學博士，日侍建文帝左右。據《明通鑑》記載，建文帝讀書每有疑問，便立即召方孝孺爲他講解；臨朝奏事時，遇到需商議的地方，也命方孝孺前來批答；宮中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等史書，也由方孝孺擔任總裁。當時朝廷的詔書、往來的檄文大都出自他的手，建文帝對方孝孺，可謂言聽計從，非常倚重，君臣關係十分契合。方孝孺對這種“知遇”之恩十分欣喜，“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在建文帝身上，寄託着方孝孺的政治理想——提倡仁政，反對暴政。

在方孝孺的輔佐下，建文帝大力着手改革，史稱“建文新政”。他們崇尚禮教，銳意文治；廢除嚴刑峻法，大赦疑獄。同時又採取重農桑，興學校，賑濟災民，蠲荒田租等與民休養生息的措施，使國家呈現一派祥和的景象。時人讚歎，建文時，法網疏闊，道不拾遺，士風朴茂，尚義者多。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長，接受的是儒家學說的薰陶，缺少對現實的瞭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讀書人，因此改革中難免有理想主義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議，在詔行寬政的同時，銳意復古，甚至要恢復西周時期的井田制度。他還使用一些《周禮》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職。復古這些制度是沒有任何現實意義的。從這一點我們不難發現，建文集團過重的文人氣息，成爲他最後失國的一個主要原因。

這種對實現政治理想的渴望與對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無論從情感還是理念上都把建文帝視爲千古一遇的聖主，並將自己的命運與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就此一點而言，在後來的靖難之役中，他是決不可能降於成祖朱棣的。

瓜蔓抄在靖難之變中，方孝孺與朱棣是勢不兩立的。建文帝討伐燕王的詔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經兩次試圖以罷兵作爲緩兵之計，都被方孝孺識破，併力勸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屢屢未能得逞。方孝孺還多次爲建文帝出謀劃策，甚至使用反間計來離間朱棣父子。朱棣奪取帝位後，方孝孺不肯起草登基詔，受新仇舊恨夾擊的朱棣終於沒能壓住怒火，方孝孺遂慘遭滅“十族”。朱棣如此殘酷的報復，也說明兩人積怨之深。

況且方孝孺所代表的決非他一個人的志向，他代表的是大多數江南士人的理想。在江南士人眼裏，“削藩”與“靖難”之爭，決不僅僅是朱姓內部的皇位之爭，而是仁政與暴政之爭。“仁政”理想是一種極爲普遍的羣體意識，江南又是當時最大的文人淵藪，名儒輩出。在洪武政治下，他們所遭受的打擊，比之其他地區的士人更爲酷烈。當時的著名詩人高啓、張羽、楊基諸人均被迫害致死，甚至連開國功臣劉基也最終鬱郁而死，正如解縉在爲太祖所上封事中所說：“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這是一個政治穩定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令人窒息的時代，政治氣氛異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生活在此一時代的士人，他們所擁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禍避害心理，而不可能有扭轉乾坤的守道抗勢壯志。

只有當洪武時代結束而朱允炆登基後，士人們似乎才迎來了轉機。從改元“建文”的新年號裏，他們不難發現這位建文皇帝想要改變洪武時的恐怖主義政治的決心。這種情況下，文人獲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擔心像洪武朝那樣動輒以一言獲罪，因此他們膽量也大了，對朝政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對建文帝忠心耿耿。這是江南地區士人支持建文的一個重要原因。自幼飽受儒學薰陶的年輕皇帝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似乎意味着一個仁治時代的到來。

然而，朱棣的起兵並取得最後勝利，無情地粉碎了這種理想，方孝孺不顧“滅十族”的慘況，毅然選擇赴難，他的殉難，是對建文帝“知遇之恩”的報答，體現着“士爲知己者死”的高尚氣節，更是對破滅的理想的殉節。建文“秀才朝廷”中的其他士人，如齊泰、黃觀、陳迪等，也與方孝孺一同赴難，誓死不屈，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可見，方氏與一時死難之江南士大夫，都並非“慷慨於一時”，他們在更大程度上是爲了自己的仁政理想，而前赴後繼的。

方孝孺在南京政權的影響極大，代表了當時江南民氣，如果方孝孺肯歸順朱棣，那麼其他官員自然也就會臣服。然而方孝孺始終忠於前帝，那麼他的門生派系也就不可信任。朱棣滅方孝孺“十族”，把方孝孺的學生都牽連進來，實際上是要徹底清除那些深受方孝孺思想影響的人。恰如學者方東嶺指出，方孝孺之死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事件本身。方孝孺爲江南地區士大夫的一個典型。方孝孺的死不能被視爲一種個人行爲，它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曇花一現後破滅的標誌。

與此同時，其他的建文餘黨也遭到了血腥鎮壓。事實上，朱棣入南京後立即揭榜（懸賞捉拿）黃子澄、齊泰、方孝孺、鐵鉉等建文帝臣子數十人。出逃在外的齊泰、黃子澄均被捕獲，全家被誅。齊泰本已脫險，他因擔心引人注目，將所騎的白馬染成黑馬，馬奔跑出汗，黑墨漸漸脫去，反倒被人起疑拿住。

兵部尚書鐵鉉，死守濟南被俘。他曾經在濟南城下用詐降之計，差點殺死朱棣。朱棣親自審問，鐵鉉寧死不肯面對朱棣，背向而坐。朱棣讓他回頭看一眼，終不可得。朱棣盛怒下命人割去鐵鉉的耳朵、鼻子，鐵鉉仍然謾罵不止。朱棣命人將他凌遲碎剮，將其屍投入油鍋，炸成焦炭。

御史大夫景清謀刺朱棣未遂，被剝皮填草，掛在城門示衆。有一天晚上，朱棣夢見景清披頭散髮，拿着劍追殺他。第二天，朱棣又讓人用鐵刷子將景清屍身上的肉一塊塊刷掉，肉刷光後，還將骨頭打碎。朱棣猶不解恨，將景清滅族籍鄉，就連景清的街坊鄰居都受到株連，這種打擊面比“殺十族”還要寬，只要跟景清有這樣那樣的關係，都可能被株連。例如，青州教諭劉固曾因母親年邁提出辭職，景清寫信給劉固，讓他到京城來任職。就因爲這樣簡單的引薦關係，劉固全家被殺，連他的老母都沒有放過。

御史高翔在朱棣即位後穿着喪服入見，朱棣大怒，除了誅其族外，還將高翔祖先的墳墓挖開，摻雜上一些牛馬的骨頭，一起焚成灰揚掉。又將高翔的田產分給附近的百姓，徵收特別重的稅，目的是爲了讓鄉親世世代代罵高御史。這種連種高翔田地的普通百姓都受到株連的做法，簡直是聞所未聞，幾近變態。

這些忠於建文帝的人，其妻女都被髮往教坊司，充爲官妓。方孝孺女兒流發教坊。鐵鉉妻楊氏被送往教坊司，隨後即亡故了，後教坊司按聖旨吩咐，將其屍體擡出門餵狗。鐵鉉的兩個女兒被髮往教坊司爲娼妓，數日不受辱，鐵鉉的學生高賢寧與朱棣的親信錦衣衛紀綱有交情，託他說情。朱棣總算動了惻隱之心，放過了鐵鉉的兩個女兒，兩女後來都嫁給高賢寧爲妻。

朱棣對建文帝的親信大臣如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展開的一場又一場大屠殺，被人稱爲“”。其殘酷的程度不下於乃父朱元璋懲處胡惟庸、藍玉黨案。

成祖朱棣對建文舊臣的殺戮前後長達十餘年，在晚年時法禁猶嚴，直到仁宗朱高熾即位後這種情況才得以改變。成祖實行這種近於瘋狂的嚴法酷刑，一方面與其個性有關，但更爲本質的原因則是內心的虛弱。他發動靖難之役，說到底是奪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在皇位繼承的合法性上是要大打折扣的，這一點他自然心知肚明。因此，他希望能夠用屠刀堵住人們的非議之口，並想盡辦法證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

方孝孺的死無疑是轟轟烈烈的，《明史》稱其“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然而遺憾的是，他面對的並不是一個改朝換代的歷史時期，而是皇室內部的自相殘殺，這使得他以身殉道的壯舉減少了許多悲壯的色彩，因而被人稱爲過於“迂直”。明代人王廷相就認爲他的死不能與文天祥相提並論，認爲他實爲“忠之過者”，因“自激之甚”而卒招殺身之禍，這種“輕重失宜”的舉措，“聖人豈爲之”!至清人吳敬梓作《儒林外史》時，還說方孝孺“迂而無當”。方孝孺雖大義凜然，但又顯得過於“迂直”，從而帶有某種歷史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