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一种与以往的旧式文人结社迥然不同的崭新社会团体，出现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中，这就是维新派大力提倡的学会组织。

那时，参加维新派的人们都觉得，他们团结大家一起学会，可以把我们的民族从毁灭的边缘救回来，可以重新把我们的国家变得富强，这场运动是否展开，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谭嗣同说：“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无过于学会者”；梁启超也说过：“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学会末由哉！”

维新派为什么把组织学会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他们期望学会组织在这场运动中启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概括起来，他们认为学会的作用有以下几方面：一方面是“开风气”，就是通过学会制造舆论，扩大影响，增强这场变法在这个地区的名声、势力；

另一方面是“联人才”，就是通过学会培养一批通晓“西学”的知识分子，团聚和组织一支致力于维新事业的骨干队伍；再者是“伸民权”，就是通过学会争取和扩大群众的某些政治权利。

用他们的话来说，叫做“学以此兴，士以此联，民以此固，国以此强”。在维新派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各式各样的学会果然一点一点的都建立起来，各省学会极盛，更仆难数；学会如林，遍地并起。

据我们所看到的材料，在那个时期，全国有名目可考的学会组织约在七十个上下，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要数康有为亲自组织的强学会和保国会了。

强学会是维新运动时最先组织起来的学会，成立于１８９５年８月。康有为提出成立这个组织的宗旨是“讲中国自强之学”。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势下，这个带有鲜明爱国主义性质的口号，显然给予人们一种巨大的鼓舞和吸引的力量。

因此，虽然筹组工作开始不很顺利，曾“三举不成”，但逐渐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后来，不仅一些下层知识分子和中小官僚参加了进来，连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觚也说他支持这次的运动，答应可每年拨给经费；甚至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这样一些人物，也纷纷表示捐资入会了。

维新派深知，创建这样的组织，是对于封建政治的一场严重斗争。甚至可以说，维新派正是把冲决封建专制政治的网罗作为组织学会的首要目的的。梁启超指出：“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务欲破此锢习，所至提倡学会，虽屡遇反对，而务必达其目的然后已。”

他还讲了这样一段故事：“强学会之开也，余与其役，当时创议之人，皆赞此举，而惮会之名号，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谓有其实不必惟其名也，而先生（按指康有为）断断持之，不肯迁就，余颇怪焉。

先生曰：“吾所以办此会者，非谓其必能成而有大补于今时也，将以破数百年之网罗，而开后此之途径也。”北京强学会成立后，康有为又于同年１０月南下上海，在那边组织了强学分会。

当时的社会环境肯定是不许这种明目张胆的挑战。首先是制造一些流言蜚语，对会事大加诽谤。接着，由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出面，参劾康有为等“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于是，慈禧便立即下令将强学会封禁。北京的强学会存在了四个月，上海的强学分会只存在了两个月，就天折了。

但是，新生的学会组织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并不因为封建颃固势力的摧残而失去生机。梁启超说：“我们的这场学会虽然被他们禁止，但是这久过去了，社会上的风气也渐渐的形成了，现在已经到了他们压不住的势头。”

“惟岁以来，此风渐鬯”，所以后来桂林这边成立了圣学会，长沙成立了湘学会，武昌成立了质学会，苏州成立了苏学会，上海成立了算学会、务农会，不缠足会等一个一个的兴起。

可能规模差不多成型了，也可能是草创未定，若其肇始建议者，若医会，游历会，化学会，格致会，工艺会，红十字会，戒烟会等，继轨并作。

在各地学会普遍建立的基础上，康有为于１８９７年１１月重到北京，准备建立一个更大规模的群众组织。这时，在另一个地区，蛮横的德国把我国的胶州湾给抢了，我国被那些蛮横的国家虎视眈眈的盯着，形式越来越严重了。

于是，康有为先联络一部分人，分别组织了保川、保滇、保浙等会。一八九八年，保国会也慢慢地成立了起来。康有为撰写了《保国会序》贴于会所，其中列举了最近期间的一系列“失地失权之事”后，指出：“天地为愁，我将何容？昧味我思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也惟有严厉和愤怒才能张之。我们知道自己的名是保不住了，移其营私之心，以营一大公；之家之不存，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国。”《章程》中指出：“我们的民族现在危机四伏，并且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保国、保种、保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