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初，網上傳出消息，中國教育部組織編寫的一套新版初中歷史教材，因刪改“文化大革命”內容而引起巨大爭議。微博與微信上一個專注中國歷史的賬號“講史堂”最早發佈相關消息和舊版新版教科書截圖對比，指出新的“部編本”刪去“文化大革命”獨立的一課，把它合併到其他課。舊版教材寫“毛澤東錯誤地認爲，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而新版教材將“錯誤地”三個字以及“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刪除。教材還寫道：“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世界歷史總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中前進的。”這句被網友認爲有洗白“文革”的嫌疑。

消息傳出後，出版方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微博回應：“部編本”教材中“文化大革命”作爲第6課《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下面的一個“專題”講述，“分六段全面系統講述了‘文化大革命’發生的背景、過程與危害等”。該出版社確認這套初中歷史教材將在3月投入使用。據該出版社的一位工作人員說，這本書屬於2017年秋國家教材重大改革的結果，由教育部統一編寫，到2019年，將覆蓋義務教育階段所有年級。

2月底，該教材已經通過新華書店系統開始出售，春季學期已在部分地區的學校投入使用。其對“文化大革命”的刪減與講史堂的描述基本上一致。新版作出了許多細緻的修改，如有關1966年中央文革小組成立的描述當中，刪除了中共中央所扮演的角色。另外，“文化大革命”的內容還刪除了舊版中提到的“二月逆流”、“上山下鄉”等知識點。

自2012年習近平執政後，“文化大革命”時代的一些做法是否會重來也漸漸成爲中國社會的擔憂，此次歷史教材的變動，更是引起民間輿論的關注，認爲教材不僅進一步粉飾“文革”，而且有爲最高領袖終身制鋪路的嫌疑。

“文革”史專家宋永毅一直關注着這起爭議。他是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館員、教授，在香港和美國出版了大型學術項目《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系列》。

宋永毅1949年12月出生於上海，“文革”期間，17歲的宋永毅因爲參加上海地區兩次炮打張春橋的活動，被打成反革命集團小頭頭隔離審查五年半。隔離審查期間的閱讀與反省，使得宋永毅從毛澤東的追隨者成爲毛澤東的反對派。1977年，宋永毅考上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1989年“六四”後到美國留學。

1998年，宋永毅申請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研究基金，正式啓動《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的構築工作。1999年8月，宋永毅回中國收集紅衛兵小報作爲數據庫項目的一部分，被中國國家安全局以非法獲取“國家機密”和“向境外提供信息資訊”的罪名，關押半年。關押期間，一百多位歐美、澳洲學者寫信給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要求釋放宋永毅。2000年2月，宋永毅被無罪釋放，回到美國。

自2002年到2014年，宋永毅主編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和《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資料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四個子數據庫，構成了完整的《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系列。它們分別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和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出版。整個數據庫共收入近四萬份原始文件，共一億多字，並帶有英文的主題、關鍵詞和標題作者檢索功能。爲此，他曾獲得美國圖書館協會、加州圖書館協會和美國華人圖書館協會的“勇氣獎”、“傑出服務獎”等。

採訪中，宋永毅針對新版教材“文化大革命”內容的改動以及習近平的相關思維做了解讀與分析。採訪用電話和郵件進行，內容經過編輯。



問：你如何看待中國教育部新編歷史教材對“文化大革命”內容的改動？

答：看到教育部的這個東西，我就要長嘆一口氣。在研究中國當代政治運動時，我發現一條規律，那就是它前面犯一個錯誤，後面總是要用一個比它更加大的錯誤去掩蓋前面那個錯誤。我們可以從土改講起，暴力土改犯了很多錯誤，毛澤東不但不糾正，還將錯就錯，搞農業合作化.....

那麼我們再來看習近平的問題。習近平剛上臺的時候就說，“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也就是說兩個30年不能互相否定。我們假設前30年是A，後30年是B，今天是C，那麼習近平的算術很簡單，就是A加上B等於C，他忘掉了，前三十年後三十年和今天的關係實際上是B減去A纔得到今天的C。爲什麼這麼說，後三十年就是改革，改革，就是改錯，改革就是把前三十年那些錯的東西基本上都否定了，實際上這中間的關係是B減去A纔得到今天的C。

1980年代初那個鄧小平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際上是羞羞答答把以前的給否定掉了。當時這是一個4000人大會，我們數據庫裏有會議的原始記錄，好多領導人，如陸定一、方毅等等，也包括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發言中批判前一個30年都很激烈。如陸定一、方毅等就把毛澤東說得比斯大林還要厲害的暴君，那更不用說那個時候自由派人士的發言。後來是鄧小平強行壓制下去，才弄出這個決議。人總是很難否定自己的。反右，實際上是鄧小平全權領導的。在我們的數據庫裏面有大概150萬字，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反右的絕密文件，那個文件叫《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彙編》，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是鄧小平的領導下，每一個星期到兩個星期，把全國的情況彙總。所以，實際上具體的操作是鄧小平在做。他不太可能把整個反右全部否定。

所以說，習近平的兩個不能否定，是一個簡單的算術和邏輯錯誤，也可以說它是沒有經過非常完整的推理的錯誤。等到這個教育部在教科書中把“文革”給修改了，刪除了，就變成了很大的一個政治和歷史的錯誤。他們試圖要把原來習近平說不嚴謹的話，或是說謊話給說圓，用一個比較大的政治錯誤和歷史錯誤去掩蓋原來一個算術上錯誤一個形式上的錯誤。爲什麼會這樣做呢？原因很簡單，因爲習近平的許多做法是沿襲了毛澤東的“文革”，中國拍馬屁，從來不缺人，而且是趨之若鶩，蜂擁而上。

問：習近平在什麼方面延續了毛澤東的“文革”？

答：習近平延續毛澤東最根本的一個地方就是不停翻案。中國一般是集體領導，集體領導是1956年的八大上基本確認。毛澤東一直想翻那個案子。八大在政治上提出反個人崇拜，這和當時的赫魯曉夫、整個國際共運的氛圍有關係。八大之後，毛澤東一直不是滋味，躺在牀上委靡不振。他感到他的這個最高權力開始受到了限制，那個時候開始，他就想翻這八大的案，他什麼時候翻成功呢？“文革”，最後把一班人的專政變成他一個人的專政，毛澤東已經成爲最高指示了。那個時候的中央文件，都有這麼一句話：“根據毛澤東同志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打倒鄧小平、開除劉少奇、任命華國鋒作爲他的接班人，重新啓用鄧小平都是根據毛澤東同志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文革”結束後，毛澤東的一個人專政翻掉了，鄧小平在黨內生活準則上，他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建立集體領導。現在的這個習近平，搞的又是什麼？又是一個翻案。他想要重新回到“文革”時期的一個人的專制，所以他對毛澤東很多東西是欣賞的、照辦的。



問：習近平的父親以及他的家庭在“文革”中都受過迫害，爲什麼他還會這麼認同“文革”？

答：認爲受迫害的一定不認同“文革”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實際上缺乏仔細的認證和研究，至少對習近平與“文革”的關係缺乏瞭解。2016年在洛杉磯開了“紀念‘文革’50週年”的研討會，研討會上有一個像我這樣年齡的在美國做“文革”研究的學人，他說他最近去了毛澤東紀念堂，想看看紀念堂是什麼樣。結果他發現去的人絕大多數是像我們這樣年紀，現在都六七十歲的人。他說，我當時產生的一個最強大的感覺是兩個字：“父親”。也就是說毛澤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父親。不管你否定也好，不管你肯定也好，那是一個歷史的客觀存在。習近平就是我們那一代人，我們都是在“毛澤東思想的陽光下”長大的。比如，毛澤東詩詞我是可以大段大段背的。有趣的是在中國2013年紀念毛澤東誕辰會議上，習近平有個講話，他那個講話和胡錦濤的講話和江澤民的講話有明顯的不同是：他引用毛澤東詩詞七次。現在中國領導人講話，不大有人會引用毛澤東詩詞的，只有誰會呢？只有紅衛兵，這是我們那一代人的文風，是我們那一代人“文化大革命”時寫大字報的文風。所以雖然習仲勳是他父親，但他的精神教父是毛澤東。當時大多數人都是這樣，只不過我們現在反叛了這個父親，而習近平沒有反叛。

問：爲什麼他不會反叛？

答：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對習仲勳、習近平在“文革”中的遭遇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瞭解。一個人對一場政治運動的態度，常常是要總體來看，即要看他在這個政治運動中間是得利多，還是受損多。就習近平來說，他是得利多，受損少。習近平在“文革”初期，就讀的是八一學校，北京的八一學校，是軍隊幹部子女的學校，這個學校有兩個特點，一是紈絝子弟多，一些高幹子弟在那裏不好好讀書，習近平是因爲功課差才送進去的。 他和薄熙來不一樣，薄熙來讀的是北京四中，是全中國最好的中學，是考進去的。所以爲什麼薄熙來看不起習近平，因爲八一學校大家是靠父母關係進去的，不通過擇優錄取的考試。八一學校還有一個特點，那裏的人浮躁，喜歡用簡單粗暴的方法解決問題，“文化大革命”期間就是武鬥。聶衛平有一本回憶錄《聶衛平圍棋人生》，回憶了當年他與習近平和劉震上將的兒子劉衛平參加武鬥的事情。薄熙來是老紅衛兵，習近平實際上是紅小兵。

“文化大革命”中他得了什麼利呢？“文革”開始不久，習近平下了鄉，下了鄉以後他在那裏當了農村的支部書記，很快工農兵推薦進了清華。進了清華以後基本上一帆風順。按照習近平的水平，能進清華嗎？“文革”前八一學校的畢業生很少能考進清華的。“文革”結束，他父親就被解放出來工作了。實際上，習仲勳在“文革”期間不是最主要的被整對象，最主要的被整對象是劉少奇這個系統的。習仲勳是高崗系統的。1955年高崗饒漱石事件，是劉少奇要整高崗，是劉少奇要整習仲勳，而不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恰恰把劉少奇給打到了。所以，“文革”期間，習近平他們家受到的只是一般性的衝擊，沒有殘酷到家破人亡。劉少奇派系的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不同，薄熙來的母親是被鬥到自殺的。

此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薄熙來執政的時候，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和薄熙來在四川有一個對話。薄熙來不是唱紅打黑嗎？薄熙來說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話。薄熙來說，我的家庭我的經歷應當和毛澤東是有仇的，但是爲什麼我現在還是要搞這一套呢？我想了半天，覺得還是這一套能夠救中國。當然，所謂“救中國”云云這些都是官話都是假話，如果把這句話翻譯成他心裏話就是，還是毛澤東那一套能夠幫助我掌權，能夠實現我的政治野心。習近平也是一樣的，現在他高處不勝寒。怎麼掌權更方便呢？還是毛澤東這一套。所以我常開玩笑，要說“文革”是否真的結束了，只要看要看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拿下來沒有。

不過，馬克思有一個很著名的論斷，就是說一個歷史事件，它第一次在歷史上出現的時候可能是悲劇。但是，第二次以相同形式出現的，常常可能是鬧劇。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還可能是個悲劇，現在再搞，就會變成一個鬧劇了。這就是爲什麼此次歷史教材事件引起輿論的關注。

問：可若是回望中國當代史，很多殘酷的歷史都被淹沒篡改，年輕一代人知道“文革”的似乎也越來越少，“文革”有沒有可能被遺忘或是篡改呢？

答：我不那麼悲觀，雖然政客千方百計地掩蓋歷史，但史學家還是在堅持對真相地揭露。政客和史學家的悠久的博弈中，前者不一定總是勝利。我曾經在美國主持過兩個“文革”的大型國際討論會，第一個是2006年在紐約召開的，當時我們邀請了大約20多位中國國內學者，全部被攔下，只有一位來了；2016年，我們邀請了20位不到，結果基本都來了。最重要的是：來與會的竟有7位80後一代的學者，他們的研究方法和史料的掌握，遠遠超出了我們這一代，這讓我很受鼓舞。

問：害怕“文革”被遺忘，是不是也是你當初建立《“文革”數據庫》的動機？

答：起初還是想從學術出發去建立這樣一個數據庫。因爲我發現英文的一些有關“文革”的著作，尤其是回憶錄，史料錯誤非常多，舉個例子，1968年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我看了四五本有關的回憶錄，說他（自己）在天安門受到了毛澤東接見，毛澤東走下天安門城樓和他握手，根本沒有這個事。8月18日毛澤東根本沒有走下過天安門。1967年10月那次，他走下過天安門的。解決問題很簡單，只要把原始文件調出來看下，因爲《人民日報》有完整報道。類似的問題比較多。在此之前，我們還出版了120卷2700多種的紅衛兵小報，但出版後，有朋友提意見說不能檢索，於是，我們決定建立一個可以檢索的數據庫。另一個觸動就來自中國大陸，1980年代，巴金說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防止中華民族“文革”的遺忘。這當時在全國引起極大轟動。我想，建立一個實體性的“文革”博物館現在的可能性比較小，但電子“文革”博物館我們可以先做起來，我們做歷史研究的，當然知道記憶的重要性。

問：資料主要是怎樣收集來的？

答：主要來自全世界的圖書館和私人收藏，美國各大圖書館、歐洲、香港、臺灣，甚至澳洲等各地圖書館都有，我們實際上是把大家的東西集中起來。也就是說，我們資料庫的材料來源多是二手的。比如說，2016年出版的36卷《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今年又出版了12卷新的《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續編）》，總共加在一起關於廣西的機密檔案就已經到達將近900萬字，可以說中共內部調查的機密檔案大致都在那裏了。這些檔案來自歐美各地、香港各地圖書館。這些圖書館具體怎麼得到的我就不知道，但基本是中國共產黨幹部，甚至有些是高級幹部及其他們的子女帶出來的。1981年開始，中央派了三個工作組，動用廣西12萬幹部，由胡耀邦親自領導，在廣西調查五年，才弄出這些檔案的。當時參加調查的幹部，手裏頭有這些文本，他們知道如果他們不把這些文本送出來，這些東西就會成爲國家檔案館裏的廢紙，歷史的真相就永遠不能揭露，比如說廣西的大屠殺與人喫人事件。

問：有沒有從中國大陸收集來的？

答：也有。2000年，我從中國放出來，當時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臺都報道了我的事情，一天，我就收到了從自由亞洲電臺轉給我的一個大信封，裏面有十多份“文革”期間的中央文件，還有一封信，是一位天津小學教師寄給自由亞洲電臺轉給我的，他說知道我在做“文革”資料庫，能夠保持“文革”的記憶對我們的民族，尤其年輕人是功德無量的事情，於是就給我寄來了他所保存的文件。還有一次，我的信箱收到一位來自深圳的信，他說他也收集中共中央文件，問我有沒有興趣？他給我發了好幾百個文件，都是“文革”期間收集的。以上只不過是兩個很小的例子。我們的數據庫編委和顧問就有十多位現在還在中國大陸的著名學者，這個數據庫其實是海內外學者的重要合作項目。

問：現在做“文革”研究和中國當代政治運動研究最困難的是什麼？

答：要做“文革”研究必須進行史料鑑別。“文革”離得這麼近，現在出來的史料，好多都是假的，你要接近真相就要學會史料鑑別，一般來說，絕密的檔案要比機密的好，機密的檔案要比祕密的好，祕密的檔案要內部的好，內部的檔案比公開出版的好，離歷史真相的遠近大約可以按照手上材料的保密級別來判斷。因此，不做“文革”史料學研究，“文革”研究就有可能是假的。我看到陝西某個縣（的縣誌說）“文革”中間才死了兩個人，我想我手頭都有份文件說明死了兩百個人還不止，難道不知道那些假的材料都是欺騙老百姓的？不過，我想這個是必然的發展，第一招就是欺騙，欺騙不了就耍無賴。

現在教育部、習近平的做法是蠻橫不講理，就是“文革”紅衛兵的做法，也是一個農村支部書記的做法。農村支部書記統治農民，他給你講道理，第一次講不動，第二次就說照不照我的辦，不照辦明天就沒有喫。

因此，我希望我們這個數據庫在客觀上要成爲一個毛澤東時代歷史真相的記錄與保存者。我這一生與“文革”的緣已經是不可分的了，我爲它已經坐了兩次牢了：第一次爲反對“文革”坐牢，第二次爲研究“文革”坐牢，所以我一定會繼續做下去的。

羅四鴒，自由撰稿人，現居波士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