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的口述实录写作肇始于文学、普及于新闻、发达于历史领域。口述实录写作与常规写作的不同在于作者放弃了叙述的权力。多数口述实录作品都呈现“众声集纳”或“碎片集纳”的状态，在众多声音的协同互补之中多层次、多角度地再现真实世界的广阔与复杂，展现本真的民生。对口述实录写作需要警惕的是：任何人的回忆都有失真的可能；作者对叙述的放弃并不像他声明的那样彻底。

关键词：口述实录，话语权，众声集纳，碎片化

20世纪中期以来，一种特殊的写作方式——口述实录悄然出现。它萌生于美国史学界，渐次浸染到全球的史学、新闻和文学领域。中国的第一部口述实录作品诞生于1985年，是作家张辛欣与桑晔合作的《北京人》，它被评论界归为“口述实录文学”。20余年来，中国的一些作家、记者、历史学者写出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口述实录著作，形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人文现象。口述实录写作与常规写作最大的不同在于话语权的转移，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时代内涵。它的产生与发展，它的价值与局限，都值得深入探讨。

在中国文明史上，“记言”是重要的写作方式之一。古代文人所记之“言”，最初是君主之言，其后是史传的传主之言，再后又发展到百姓之言。《礼记·玉藻》中有这样的说法：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志》中的相关说法被认为是对《礼记》的因袭：“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这两种说法虽“左右”不一，但实质一致，所强调的都是实录君王之言行。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中将史传的写作概括为四种体式，“记录言语”即为四体之一，所记之言，主要是指史传中的传主之言。到了明代，著名学者李贽在《焚书·答耿司寇》中说：“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矣，令人听之忘厌倦矣。”①他提倡记录百姓的“有德之言”，表达了其对民间话语、个体话语的热爱，但是由于封建时代文人与民众之间天然存在的距离，这种倾听和记录百姓之声的良好愿望没能得以充分实现。

虽然中国文人重视“记言”，但是在中国的写作史上，“记言”并不是一种独立、成熟的体式。这一判断基于以下两点认识：首先，“言者”及其所言都是叙事的客体，是作者表达和评判的对象，“言者”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所记大多为言辞的片段，以作者所欣赏的哲言、辩言、巧言、德言为主，只言片语，不构成连贯的话语流。当代口述实录与这些早已有之的记言文体相比就是在这两点上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一，“言者”直接承担叙事的任务，作者放弃了叙事的权力，只做一个记录者；第二，口述由连贯的话语流构成，自身具有相对的完整性。

口述实录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最初出现时，只是一种搜集史料的手段。1948年，尼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口述史料学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汇编》。稍后，一些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提着录音机走向社会，开始倾听百姓话语，并用录音机如实记录下来，有选择地将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文字，发表在报刊上或者结集出版。至此，口述实录成为一种自觉的写作方式。

在美国，最有影响的口述实录作家是斯特兹·特克尔。他1950年代开始书写，1960年代中期，走上街头进行录音采访，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口述实录作品《断街——美国都市采风录》。《断街》以芝加哥市民为采访对象，记录了70位美国人的口头谈话。特克尔有意寻找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文化、不同政见的人进行采访，却故意回避宗教、教育、新闻、写作界的人，理由是“他们平时饶舌已足”。

《断街》的成功使特克尔从此对口述实录情有独钟。1970年他出版了《酸辛岁月——美国经济大恐慌的口述实录》，这部书收入了160人的口述故事。1972年出版的《工作》是几十人谈话的汇集，“上至银行经理，下至贩夫走卒，巨细不遗，曲道职业者的甘苦。”②特克尔影响最大的口述实录作品是1980年的《美国梦寻——100个美国人的100个美国梦》。这次的采访对象有美国小姐、雇佣枪手、影星、歌手、政界人士、老板、流浪者、大学生、罪犯、教徒、三K党党魁、城里的街坊邻居、贫民区的姑娘、山区的乡巴佬、移民及其后代等，涉及美国三教九流各色人等。

正如标题所显示，这部作品的谈话主题是“美国梦”，被采访对象对着话筒畅谈自己在美国的梦想及其追寻梦想的过程，共100篇。作者根据内容的不同，将100篇分为若干类，每类中再分出若干组，每组一到数篇。为写这部书，特克尔共采访了300人，书中的100篇是从其中精选出来的。这部书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成为世界公认的文学名著，为特克尔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利用这种方法写作的当然不止特克尔一人，1970年作家劳伦斯·桑德斯的《安德逊录音带》，就是将原始录音带上的语音转变为文字形成文本出版问世的，这部作品被著名作家阿瑟·黑利称赞为：“完全是一种新型的小说……迷人，够味，情节紧凑。”③在欧洲，也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口述实录作品，比较著名的有德国作家玛克西·万德尔的《早安，美女》，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的《战争中没有女性》等。

在中国，张辛欣第一个尝试口述实录写作。1984年，她和桑晔确定了写100个普通中国人的计划，为此到了中国的很多地方进行采访。1985年，《钟山》、《收获》、《文学家》、《上海文学》、《作家》5家文学期刊的第1期，同时发表了她们总题为《北京人》的80多篇系列作品，在文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后，散文作家周同宾的口述实录作品《皇天后土——99个农民谈人生》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和安顿的《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则进入畅销书行列，中国的口述实录写作从此开始起步。

纵观中国的口述实录产生发展的过程，大致上可以说它肇始于文学领域，普及于新闻领域，发达于历史领域。不过，口述实录是一种边缘写作方式，其作品从学科归属的角度看，往往亦此亦彼，难以定位，对上述说法的理解不可过于拘泥。

有人在采访张辛欣时说，如果没有《北京人》，中国的口述实录体文学的出现可能要推迟一段时间，这话肯定了张辛欣及其《北京人》在中国口述实录写作史上的开创地位。“北京人”是中国猿人的别名，在这里是中国人的意思。

张辛欣对采访对象的选择显然经过周密的思考设计，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物逐个亮相：一口一个“这二年日子好了”的山东农民、曾偷吃禁果的返城知青、浪迹酒吧的待业青年、看公用电话的老太太、推广“速算法”的“马路博士”、离经叛道的艺术院校大学生……一人一种身份，一人一种性情。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有意识地维持谈话的本原状态，讲述人极富个性色彩的言辞和口吻，都在文本中被保留下来。因此这些人物差不多个个活灵活现，呼之欲出，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著名小说家冯骥才1986年在《今晚报》上刊登启事，征集“文革”的受难经历。当年，他在刊物上发表了总题为《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第一批作品。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他阅读了四千来封信，采访了数百名各行各业的“文革”见证人。《一百个人的十年》先后多次要出版，足本1997年10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一百”是取整数之意，书中共有29篇，涉及数十人的“文革”经历。冯骥才说，这部书不能算是创作出来的，它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是对被采访者叙述的实录，没有任何想象和虚构的成分。

散文作家周同宾的口述实录著作《皇天后土》的写作始于1980年代末，作品在结集之前已陆续分组发表在多家文学期刊上，共有100多篇，最终，作者选择了99篇出版。副标题是《99个农民说人生》，周同宾“让农民自说自话，说出原生状态的农民自己”，自己则“只做记录剪辑，不做塑造粉饰”。采访和写作都十分艰苦，“往往见面十几人，只有一两人说出了有用的话。”④足见口述实录文学的写作也像沙里淘金一样，“成如容易却艰辛”。

著名小说家林白进入21世纪后，创作呈现出巨大的转变，2005年出版的《妇女闲聊录》就是一个重要标志。这本所谓的“长篇小说”不仅与林白以往的作品大异其趣，与常规的小说文本也迥然不同。首先，林白“干脆让乡村的一位女子完全取代了她的位置，她拱手让出作为作家的话语权，于是一场语言的暴力发生了：来自乡村的声音打乱了文学讲坛的井然有序……”⑤“小说给我们呈现的是‘完全的他者’。

作家没有一句插话，她只是一位倾听和记录者，而且几乎是照录，讲述的原始模样得到了完整的留存。”⑥其次，作品“是由200多个片断组成的，它暗寓着世界的整体性已经彻底粉碎”⑦。鉴于此，评论家们用“叙述的革命”来评价这部“胆大包天”的作品。

以上四部作品均出自文学家之手，在文体归属上作者各有不同的定位：小说家林白认为《妇女闲聊录》是小说，散文家周同宾认为《皇天后土》是散文，冯骥才把自己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称为“纪实文学”，张辛欣没有确认《北京人》的文体归属，评论家们称其为“口述实录文学”。这四部作品堪称中国当代口述实录文学的代表作。

新闻界的口述实录写作出现稍晚。上世纪90年代，一些报纸和杂志陆续开始创办口述实录专栏。其后，一些网站也开创了口述实录的专题网页。其中，进入较早且影响较大的作者，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安顿。1997年，她在《北京青年报》“人在旅途”专版开辟了一个“口述实录”专栏，专门刊发以婚姻家庭为主题的专访。

次年5月，安顿选择了其中的部分作品结集出版，题为《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这本书的社会反响很大，成为当年最为轰动的畅销书之一。其后，安顿又出版了《回家》、《绝无禁忌》、《相逢陌生人》等多部作品。属于同一类型的还有《北京晚报》的“私密独白”专栏，主持人郭晋丽于2000、2003年分别出版了两部书名也同为《私密独白》的选集。

与安顿的《绝对隐私》出版时间相近、话题也相仿的还有《婚内婚外：情人、夫妻和第三者口述实录》，可视为“类新闻”作品。2006年，美籍华人女作家黄梅子在国内出版了《网络姻缘——跨国网络征婚口述实录》，表明此类以婚恋、家庭为主题的写作一直在延续。

相比较而言，少量几部能够超越婚恋话题在生存的意义上关注底层民众的“类新闻”作品得到了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更好的评价。例如2004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看看他们——北京100个外来贫困家庭》，书中真实记载了农民工在北京打工、生活的状况。同类作品还有女作家于秀更早些时候出版的《遭遇下岗》等。

由于新闻阅读具有当下即时性的特点，特别是报纸，被学界戏称为“只有一天寿命的畅销书”，所以新闻领域的口述实录，虽然阵地广大、作品众多，但是大多迎合读者的时尚趣味，话题单调类同，深度不足。一些“类新闻”的专题图书也存在相似问题，例如2003年，几家出版社竟差不多同时推出《天亮之后说分手》、《天不亮就分手》、《天亮之后不分手》等描述“一夜情”的口述实录专集，既缺乏文化历史的长久积淀，也缺乏时代精神的深度开掘，因此不能获得读者的青睐。

在历史领域，口述实录写作的发展最为沉稳、最为深入。在经历了单纯用于采集史料的初始阶段后，史学界的口述实录也发展为一种自觉的写作行为。中国大陆出版的口述历史著作，始于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唐先生以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名义对胡适进行采访，前后有16次正式录音，完成了胡适的英文口述自传。该书最早于1986年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汉字简体字本。后有多家出版社再版该书，在学界影响甚大。

中国有规模地出版口述历史著作是进入21世纪之后。2002年，山东友谊出版社印行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以唐德刚教授十余次采访张学良将军的录音为依据整理出版，著述者标为王书君，全书共有100章，规模宏大。随后，该书的版权和部分内容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据称没有得到唐德刚教授的授权。到了2007年7月，经唐德刚先生授权的《张学良口述历史》由中国档案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3年，三联书店推出了两部有分量的口述史著作。一是邢肃芝(洛桑珍珠)口述、张健飞、杨念群笔录的《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二是女性研究专家李小江主编的一套四本总题为《让女人自己说话》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李小江的这套书以女性为视角，中止男性的话语权，全部由女性讲述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感受，以女性的眼光重新打量历史，建立了新的历史解读维度。

其中，《文化寻踪》侧重于女性与历史文化，涉及婚俗、缠足以及“自梳女”等女性生存状态，还有女性文字、景颇统裙、窗花剪纸等女性文化艺术。《亲历战争》从女性与战争的独特角度讲述了一段段几乎被屏蔽了的历史情景。《民族叙事》全是少数民族妇女的口述，视角更为独特。《独立的历程》，围绕教育与职业两大主题，记录了百年来中国妇女从家庭走上社会、走向解放、走向独立的历程。这套丛书以“口述”和“女性”两大特征显示了自己独有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口述史的编辑出版热情颇高，他们于2003年开始推出系列的“口述历史”和“口述自传丛书”，此外还出版了研究口述史学的理论专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2004年1月，他们又专题推出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收录了13位知青对自己上山下乡经历的口述实录。讲述者既有当年的知青典型，也有民间的知青领袖，还有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他们的家庭出身、人生观念各不相同，他们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遭际也各有特色，因此他们对那段人生的感受、理解和评价也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他们的自述要比以往的知青史著和知青文学更为具体、真实。

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徐晓对口述实录情有独钟，她所策划的作品《洗礼岁月——七七、七八大学生口述实录》和《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告白》等，选题颇有独到之处。

前面的列举大致显示了口述实录写作20余年来在中国的开端和发展概况，不甚详尽而又难免琐碎。

口述实录写作与常规写作的差异集中于谁来掌控叙事的权力这一点上，也就是说，核心问题在于话语权的归属。以往的写作，虽然具体作者形形色色，身份各异，概括起来却只有两种人拥有话语权：统治者和知识者。这就导致了权力与知识总在携手并进，多数人的声音被掩盖或淹没，许许多多了解真相的人成为“沉默的他者”。即使有些作者自觉地担负起民众代言人的责任，也只是一种可贵的愿望而已，事实上，他的身份决定了他的立场，并在无意识深处支配着他的思维，决定着他的选择、评判和表达，限制着他构想和再现现实的能力，他的声音永远不可能等于“他者”的声音。另外，我们还必须区分“转述”和“实录”的不同。

奈达尔指出：“必须认识到修辞、叙事手法和风格不但组织事实，而且也改变事实。”⑧他在提醒我们：语言、叙事和修辞在写作过程中都参与了对事实的歪曲、改变和修正。所以，“转述”永远不能等同于“记录”。幸运的是，当代大学者福科的“话语理论”及时警醒了写作者，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自己手中的话语权产生了怀疑和反思。恰恰在这个时候，便携式录音机的出现又使原样“实录”成为可能。于是，部分作家开始把自己由喋喋不休的说话人转变为洗耳恭听的受话人，把话语权拱手交给“他者”。

如果说，历史界的口述实录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当事人的原始话语，为常规历史文本提供参照，那么，新闻界和文学界的口述实录还有更多的追求，他们试图通过以往任何文本中都不存在的百姓话语来展现民间视野中的现实世界。从上述意义上说，口述实录的出现意味着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话语权革命。斯特兹·特克尔写《断街》时有意绕过那些宗教、教育、新闻、写作界的人，就是要把他们的话语权转移到“沉默者”一方。

这样的自觉性在中国作家周同宾那里也表现得十分充分，在谈到《皇天后土》的写作动机时他指出：“历代的文人不愿代农民立言，不愿把穷乡僻壤的琐屑之事和村夫村妇的鄙俗之语活脱脱原样儿写进文章。陈胜、吴广如果一辈子都在田间劳作，而不扯旗造反，闹出很高知名度，司马迁决不会把他们写进《史记》”，而当代“那些‘大腕’级的作家有谁愿意去荒乡僻野叩开庄户人家的柴扉”？于是周同宾“考虑再三，决定让每个农民都说一席话，说身世，说生活，说一个人，说一件事，发一番感慨，发一通牢骚，均可……一个人的话可能单薄，多人的话合在一起，便能形成一种气象”⑨。

除了一部分属于“口述史”体系的如胡适、张学良的自传性讲述具有相对的整体性之外，多数口述实录作品都呈现“众声集纳”或“碎片集纳”状态，即使属于口述史范畴的一些著作，如“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也是如此。《北京人》副题即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皇天后土》则有意选择99篇以避圆满之嫌。《妇女闲聊录》虽是一个人讲述到底，全书却是由200多个片断组成，全然不同于“井然有序”的传统叙事。

口述实录作者不约而同地采用这种结构形态可视为其后现代意识的一种表征。后现代主义认为世界的整体性只是人为构筑的一种假象，真实的世界原本是由碎片构成的。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宏大叙事”的那种完整清晰，其实十分可疑，因为它将世界收缩到某些既定理念所框定的范围之内，叙事者将自己定位于智者，自认为对是是非非持有最终的评判权，试图以“真理”去训导读者，实质上却局限于一个自以为是的狭隘天地里。这样的狭窄视野，这样的单调声音，对于读者来说早已沦为无关痛痒的陈言，喋喋不休的噪音。

而口述实录的集成方式一方面成就了民间话语的狂欢，一方面较为完备地展现了世界的真实肉体。只需要在读过《北京人》、《皇天后土》后略微思考一下，你就不得不承认，没有一部传统叙事的宏篇大著，能够像这两部作品那样，在众多声音的协同互补之中多层次、多角度地再现真实世界的广阔与复杂。《妇女闲聊录》所录的虽然是个体声音，由于规避了僵化的秩序整合，也成功地展现了本真的民生，使人很容易想起庄子“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名言。

无论是直接隶属于历史，还是寄寓于新闻和文学的领域，口述实录写作，说到底都是对历史的言说。历史又有“大历史”(History)和“小历史”(history)之分。“大历史”的特点是省略细节、强调结论，是经特定意识形态梳理过的、井然有序的宏大叙事，“小历史”则是个别的、片断的、细节化的个人叙事，没有纳入特定的意识形态范式之中。不论是“大历史”还是“小历史”，都只能是由特定语境支配的话语阐释，都不可能留下完全真实的记载。

没有一种阐释是等同真理的、完全可信的、一成不变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对经历过的岁月作出自己的叙述。口述实录写作，显然没有构造“大历史”的野心，它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的细部，实现历史的具体性，使历来高瞻远瞩的历史表达回归到实实在在的生活层面。这种“小写的”历史越多，历史的肌质就越丰盈，“大历史”文本中那种先天不足的笼统、空白、含混、矫情，乃至在权力压迫下产生的扭曲，就越有可能得以补充和矫正。

以上，我们从学理的层面对口述实录写作在当代出现的合理性作了论证。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口述实录写作也有其先天的不足之处，我们必须有所警惕。

首先必须指出，口述实录里所记录的话语，主要来自讲述者基于个人立场的回忆性讲述，而任何人的回忆都有失真的可能，不论他的态度是否真诚。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曾发表过一个影响极大的观点：回忆是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

前几年，有评论家表达了与钱钟书先生相似的观点：任何人记住的都只是自己生活世界中一小部分的经验和常识。记忆的选择性，决定了人在多数时候是永远不知道真相为何物的。可见，任何回忆性的文本都不会是记录历史真实的可靠文本，它只能是作者想象力的一次语言旅行。已有不少学者在考证中发现名人甚至伟人回忆中的舛错，其中不乏有意无意间的自我美化。另外，普通百姓基于个人立场的讲述，有时难免会掺入一些偏执的情绪和非理性因素，在强烈的情感诉求和振振有词的话语背后，也有需要剔除的糟粕。

其次，在口述实录文本中，作者对叙述的放弃往往并不像他声明的那样彻底。作者不但在选择话题、选择讲述人方面拥有充分的主动权，对话语本身也有选择、增删、加工润色的权力，也就是说，他对话语权的放弃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当然，我们应该对这种情况给以充分的体谅，作者毕竟是著作权人，他必须对作品负责。

再说，没有作者这一行为主体的介入，没有作者的选题和整体构思，没有作者在谈话中的发动和制动，也就没有讲述者的谈话，任何口述实录文本都不可能诞生。在这些前提之下，话语权的转移必然带有不彻底性。即使出现“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讲述者成为作者代言工具的情况，也属正常，不必为之失望。

虽然口述实录在叙事的整体格局中永远不能占据主流地位，它的价值仍然不容忽视。以往没有它，我们无法倾听弱者的声音，已是无法弥补的缺憾；今后如果没有它，人类的声音就不健全，人类的叙事就会缺乏基本的现代品质。

注释：

①张少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②斯特兹·特克尔：《美国梦寻》，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页。

③王向远、亓华：《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社会纪实小说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④⑨周同宾：《皇天后土》，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⑤⑥⑦林白：《妇女闲聊录》，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⑧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文章来源：当代文坛，转自公众号“我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