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作为诸葛亮为数不多的传世文章，以真挚、诚恳、富有见地而流传至今。从中，我们不仅能读到一位贤臣对君主的谏言、一位长辈对晚辈的教导，也能读到一代名相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和思考。

我们都知道，诸葛亮生活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而刘备、诸葛亮以汉室为正统，所以，在《出师表》中，诸葛亮也分析了汉朝衰亡的原因：“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里的“先汉”即是西汉，“后汉”即是东汉。那么，诸葛亮这么说的原因是什么呢？

要弄懂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先搞明白诸葛亮所说的“贤臣”和“小人”都是指的哪些人。

做为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诸葛亮看来，那些出身高贵，受到良好教育、品行高尚的士大夫们就是“贤臣”；相对的，那些出身低微、并非经过正常选拔途径上来的、只是凭借皇帝宠信而得势的人，便是“小人”。

具体到两汉，“贤臣”就是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小人”则是以外戚和宦官为代表的“”之人。那么，同为天子，为什么东汉的皇帝就那么喜欢亲近“小人”呢？两汉：“物极必反”效应

西汉初期，包括文帝、景帝时代，是“贤臣”最多的一段时期。此时，与高祖刘邦一同打天下的功臣众多，他们都是出身底层、通过建功立业而起家的“贤达之人”。因此，无论能力还是品德，都称得上是“贤臣”。对于国家，他们的责任心和荣誉感甚至超过了同时的皇帝（毕竟是自己打下的天下）。所以说，西汉的整个大趋势是向上走的。

至汉武帝时，高祖时期的功臣皆已故去，社会上的豪族尚未形成势力，故武帝可以从民间选拔各类人才为己所用。张汤、桑弘羊就是其中的代表，特别是后者，更被武帝委以托孤重任。而且这部分人由于没有强大的社会背景，功名利禄皆来自于皇帝的赏识，故其对皇帝的忠诚度可谓“死命”。皇帝对他们也十分放心，所以君臣之情就显得其乐融融，给人一种“明君贤臣”的印象。

而东汉的两大“小人”之一的外戚，在此时也开始“抬头”。不过，幸运的是，西汉的外戚们，无论是品德还是能力，似乎要比后世的外戚强得多，甚至还有卫青、霍去病这种凭外戚身份起家却能建功立业而流芳百世的“异类”。即便是争议颇多的霍光，乃至导致西汉灭亡的王莽，也绝非一无是处，最多算是“毁誉参半”。因此，在这一点上，西汉要“幸运”得多。

到了东汉，开国功臣和他们的后人都已故去了好几代，而继位的皇帝大多年幼甚至有的还在襁褓之中，所以，“外戚辅政”渐渐成了惯例。但同时，由于这二者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也存在冲突；特别是外戚经常会与成年后的皇帝产生权力上的冲突，这时候后者又会扶植宦官来对抗前者。如此循环，皇帝身边就常常显得“小人”环伺。

王莽

由于这两种人都不是通过正常的官员选拔途径取得权力，其治国理政的能力本就低下；并且其所代表的利益和目的都带有皇帝的“私人“性质，所以其行使权力的动机和出发点都是争权夺利，而非“治国平天下”。 “德不配位”者成了“祸国殃民”之人，故东汉一朝的国家治理水平每况愈下。在士大夫看来，外戚和宦官便是其中的“罪魁祸首”。

其实，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把他们定义为“小人”的都是士大夫。或者说，在东汉时，话语权掌握在士族知识分子手中。在这一点上，连皇帝也无可奈何。士族的进击与皇帝的反抗

士族，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建立伊始。光武帝刘秀起家最早所依赖的正是老家南阳的几大豪族，而这些豪族也是士族的雏形。这些豪族与皇帝的关系，类似于“合伙人”或“投资人”。忌于这些人强大的势力和背景，皇帝不得不给予他们一部分特权。起初，这些特权只是经济上的，但后来经“察举制”由经济上的特权进而在官员选拔任用上也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权，直至垄断了官员的选拔任用。由是掌握了政治、文化的话语权。他们的后代无一不是身居高位者，而这种地位的取得则是来自于出身而非皇帝的赏识。因此，对于皇权，他们很难说有多高的敬畏。

刘秀

发展到后来，朝廷和地方遍布世家大族和他们的门生故吏，而他们也在皇权之外形成了一股势力，并且相对独立于皇权。这种现象必然会引起皇帝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如果不想被制约，便只能依靠身边的亲近之人，即外戚和宦官（准确地说，是只有宦官。因为宦官的生死荣辱皆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好恶）。因此，东汉时外戚和宦官才会屡屡得势。

所以，东汉的皇帝并不是天然地喜欢“小人”，或者说，外戚和宦官并没有说的那么“坏”。更多时候，这是“皇权不振”带来的必然结果：士族门阀的壮大俨然成“尾大不掉”之势，与之而来的便是皇权的“萎靡”；为夺回权力，消除士族门阀的影响力，皇帝必然会找到自己的“代言人”。这时，以外戚和宦官为代表的“小人”就被推到了前台。贤臣与小人：相对存在

说了这么多，其实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贤臣和小人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当士族面对来自皇权的反抗时，会进一步强化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形象，表明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公”；而实际上，却是在与皇帝争夺政治权利，并且，他们将自己的行为都冠之以“天下”的名义，就使得皇帝所依靠的外戚和宦官的行为变成了“为私”（这也是为什么宦官被称为皇帝的“家臣”）；加之掌握了话语权，后者在历史中便被还原为了“小人”。

但实际上，外戚和宦官并不天然与士族存在权力上的冲突，而是背后的皇权与士族存在冲突。因此，贤臣是否真的“贤”，小人是否真的“恶”，根本还是要看他们处的立场和代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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