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末尾几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被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评为时间和空间皆不能成立。

理由是：“玄宗临幸温汤必在冬季春初寒冷之时节”，决无在七月七日之理。这是时间不能成立。

夜半无人私语时

“长生殿”，陈引《唐会要》和《唐诗纪要》，都指是祀神和斋宫，不应被用作“曲叙儿女私情”。这是空间不能成立。陈寅恪认为白居易“未入翰林”，因而“不谙国家典故，习于世俗，未及详察，遂致失言”。

陈氏引证，当然属实，但要注意者，白居易是作诗，不是研史，所作想像，要以文学角度观之。有人帮白居易说项，认为七月七日乃传统之七夕节，是晚牛郎织女相遇鹊桥，定下盟誓，诗歌写在此等日子发生此等情事，愈增其浪漫特色。宋范温《潜溪诗眼》更假设改易长生殿为飞霜殿（华清宫中一个殿名），则尽矣（意指尽善尽美）。

似乎大家都做得过分了。“七月七日长生殿”，时间空间即使纯属假设，不会把明皇杨妃的情事写歪了，读者对此等爱情悲剧必能生出同情意绪，那管真正时日和地点弄错（文学设想又怎能有对错？）了。何况，长生殿所发生的事情，作者明言“夜半无人私语时”，既是“夜半无人”，又是“私语”，怎会弄到如今你知我知大家知？文学归文学，你相信真是七月七日长生殿所有的夜半私语，由此而产生一些情感意绪，又有何难，需要刻意逃避呢？

对项羽的两个推测

这又不难使人想起另一例子。《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按指项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 ”梁以此奇籍。

按上所述法则，这段对话必引起疑惑。其一，项籍所言，在那个环境中，相信只有其叔项梁听到，因为语音刚落，梁即掩盖项籍之口，因为这等说话，只要流传出去，项氏一家必遭灭族之灾。但为何史家（尤其以实录信史自夸之太史公）可以记录得这样仔细和正确？

我相信其理必出于以下两个推测之一。司马迁写《史记》，除了考查皇宫中石室金匮之书外，还有一个实地考察的过程。司马迁作为太史公这个传统史官之后代，知道自己必定继承祖上志事，所以很早已游历各地，为日后的著述搜集材料。据《太史公自序》，他说自己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到过项羽的故乡彭城，你说他会不会就便搜寻有关项羽的生平材料？项羽之世，距离司马迁尚不太远。彭城曾经出过一个项羽这样的大人物，他的生活事迹，巨细无遗，都应是乡绅父老口耳相传的活故事。项梁掩其姪口以避灾祸，在远离现场之后，大概会成为家乡谈助资料。司马迁远道采访，探求之间，得到原汁原味的引述，可能性不可抹煞，这便成了日后《史记》中的一些“独家”材料了。

当然还有第二个推测，就是整件事是司马迁“加料”的成品。司马迁写《史记》，很多篇章都像写小说，文学研究者都引述过不少。写小说容许想像，也容许捏造，只要不太违反史实，特别是有助人物的描写，多一两个虚构情节，也不算太过分。像“彼可取而代也”的说法，由项羽冲口而出，没有人会觉得和项羽率直、自负的个性有违背，就连项梁对他也另眼相看（梁以此奇籍）。而且，多了这句话，也多了项梁这种成熟世故的行为的衬托，项羽的个性描划是更生动深刻了。

以上两个推测，你倾向相信第一个，因为你很尊重司马迁是一个下笔不苟的实录史家。你倾向相信第二个，就是你还容许司马迁在人物的刻画上多一两笔素描，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读白居易，读司马迁，多一点文学性，甚至去到似虚如幻，疑假疑真的境地，是任何人都不会反对的，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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