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長恨歌》末尾幾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

被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長恨歌》評爲時間和空間皆不能成立。

理由是：“玄宗臨幸溫湯必在冬季春初寒冷之時節”，決無在七月七日之理。這是時間不能成立。

夜半無人私語時

“長生殿”，陳引《唐會要》和《唐詩紀要》，都指是祀神和齋宮，不應被用作“曲敘兒女私情”。這是空間不能成立。陳寅恪認爲白居易“未入翰林”，因而“不諳國家典故，習於世俗，未及詳察，遂致失言”。

陳氏引證，當然屬實，但要注意者，白居易是作詩，不是研史，所作想像，要以文學角度觀之。有人幫白居易說項，認爲七月七日乃傳統之七夕節，是晚牛郎織女相遇鵲橋，定下盟誓，詩歌寫在此等日子發生此等情事，愈增其浪漫特色。宋範溫《潛溪詩眼》更假設改易長生殿爲飛霜殿（華清宮中一個殿名），則盡矣（意指盡善盡美）。

似乎大家都做得過分了。“七月七日長生殿”，時間空間即使純屬假設，不會把明皇楊妃的情事寫歪了，讀者對此等愛情悲劇必能生出同情意緒，那管真正時日和地點弄錯（文學設想又怎能有對錯？）了。何況，長生殿所發生的事情，作者明言“夜半無人私語時”，既是“夜半無人”，又是“私語”，怎會弄到如今你知我知大家知？文學歸文學，你相信真是七月七日長生殿所有的夜半私語，由此而產生一些情感意緒，又有何難，需要刻意逃避呢？

對項羽的兩個推測

這又不難使人想起另一例子。《史記．項羽本紀》：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按指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 ”梁以此奇籍。

按上所述法則，這段對話必引起疑惑。其一，項籍所言，在那個環境中，相信只有其叔項梁聽到，因爲語音剛落，梁即掩蓋項籍之口，因爲這等說話，只要流傳出去，項氏一家必遭滅族之災。但爲何史家（尤其以實錄信史自誇之太史公）可以記錄得這樣仔細和正確？

我相信其理必出於以下兩個推測之一。司馬遷寫《史記》，除了考查皇宮中石室金匱之書外，還有一個實地考察的過程。司馬遷作爲太史公這個傳統史官之後代，知道自己必定繼承祖上志事，所以很早已遊歷各地，爲日後的著述蒐集材料。據《太史公自序》，他說自己二十而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

​司馬遷到過項羽的故鄉彭城，你說他會不會就便搜尋有關項羽的生平材料？項羽之世，距離司馬遷尚不太遠。彭城曾經出過一個項羽這樣的大人物，他的生活事蹟，鉅細無遺，都應是鄉紳父老口耳相傳的活故事。項梁掩其姪口以避災禍，在遠離現場之後，大概會成爲家鄉談助資料。司馬遷遠道採訪，探求之間，得到原汁原味的引述，可能性不可抹煞，這便成了日後《史記》中的一些“獨家”材料了。

當然還有第二個推測，就是整件事是司馬遷“加料”的成品。司馬遷寫《史記》，很多篇章都像寫小說，文學研究者都引述過不少。寫小說容許想像，也容許捏造，只要不太違反史實，特別是有助人物的描寫，多一兩個虛構情節，也不算太過分。像“彼可取而代也”的說法，由項羽衝口而出，沒有人會覺得和項羽率直、自負的個性有違背，就連項梁對他也另眼相看（梁以此奇籍）。而且，多了這句話，也多了項梁這種成熟世故的行爲的襯托，項羽的個性描劃是更生動深刻了。

以上兩個推測，你傾向相信第一個，因爲你很尊重司馬遷是一個下筆不苟的實錄史家。你傾向相信第二個，就是你還容許司馬遷在人物的刻畫上多一兩筆素描，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明。

讀白居易，讀司馬遷，多一點文學性，甚至去到似虛如幻，疑假疑真的境地，是任何人都不會反對的，是嗎？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