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柳展雄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之下，老年人無疑是最脆弱的羣體。歐美疫情在短時期內大面積暴發，與人口老齡化程度普遍較高不無關聯。

意大利是疫情中歐洲損失最爲慘重的國家，其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佔總人口的22%，人口年齡中位數爲46.5歲，排名高居世界第五。意大利倫巴第大區區長阿蒂利奧·豐塔納說：“我們死的要麼是年紀很大的人，要麼是重症病人。”隨着年齡下降，患者死亡的幾率也在下降。

同樣是疫情重災區的西班牙，也出現了老人集中死亡的情況。據西班牙衛生部統計，截至3月26日，馬德里各養老院共有1065名老人逝世，馬德里的死亡病例佔全國51%，養老院成爲疫情集中暴發點之一。美國的情況類似，截至3月20日，美國53%進入重症監護室治療的患者和80%的死亡病例，皆爲65歲以上的羣體。

軍方救護人員正在對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的一家養老院進行消毒。

老人死亡率高，似乎是一個自然而然、不必過多思考的問題，因爲年老體衰，免疫系統和肺部功能不佳。但仔細研究就會發現，老人的處境比通常以爲的要更加糟糕。

歐美疫情的加劇，也暴露了老年人普遍孤獨的晚年生活。2018年，倫敦經濟學院估計，每十位英國老人當中，就有一位處於長期孤獨的狀態，他們常年只跟電視或寵物作伴，缺少親友的陪伴。而美國65歲以上的人羣，有1/3是獨自居住。人們往往會忽視獨居生活的危害，缺乏社會接觸的老年人，雖然染上疫病的概率可能變小，但一旦得病，很難得到及時的照顧和救助。

英國鮑里斯政府發出建議，爲了防止傳染，年輕人儘可能避免接觸老人，但應保持通訊聯絡，防止老年人出現焦慮和孤獨問題。意大利老年人協會，針對65歲以上的老年人羣體編制了一本手冊，爲他們提供健康提醒、預防知識、防詐騙、識別假信息等多種幫助。

在醫療資源告急、衛生系統瀕臨崩潰的情況下，個別國家曾做出根據患者年齡和生存幾率選擇性收治患者的無奈之舉，被一些網友批評爲“西方社會拋棄老人”，但此說恐怕很難成立。總體上，因爲社會習慣、文化傳統、福利制度等方面的差異，西方社會的養老方式有異於中國，他們的確不像中國有濃厚的“孝道”文化，但對老年人同樣盡心盡力。

1 西方老年人的孤獨晚景

2004年，邁克爾·布隆伯格在擔任紐約市長期間，進行了一次服務改革。原本市政府每天派志願者給獨居老人上門送餐，爲了提高效率，布隆伯格改爲每週送一次或兩次，飯菜分量不減。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老年人不滿新規定，投訴抗議。因爲送餐服務不僅僅是帶來了食物，同時也帶來了陪伴。志願者看望老人，噓寒問暖，詢問身體和治安如何，是否需要幫助。

送餐服務可能是獨居老人一天內唯一跟人接觸的機會。公共健康基金委員會一份報告顯示，社交生活頻繁的老人平均每天有兩小時跟朋友熟人交流，兩小時跟家人共享天倫。而那些生活水平低於貧困線的老年人，孤寂淒涼，可能一整天都不跟外界接觸，幾乎與世隔絕。有1/3的貧困老人一個月內，拜訪朋友或鄰居的次數不超過兩次，大約1/5的老人從不與朋友通電話。

德國的情況類似，2017年聯邦衛生部跟學術機構聯合調查。數據顯示，85歲以上的德國人中，1/5會感到孤獨，而45歲至65歲的德國人裏，感到孤獨的比例爲1/7。

電影《遺願清單》劇照。

英國75歲以上的老人當中，超過一半人獨自生活，人數大約爲200萬。在2018年相關NGO的生活滿意度調查中，有3/4的老年人生活孤苦伶仃，至少有20萬人在一個月內沒有和親友講過話。

甚至發生過一些極端案例，比如在英國貝爾法斯特市，68歲的瑪麗·康倫去世後，一直無人過問，將近三年後家人才發現她已死。在此期間，年輕的鄰居闖入瑪麗的空宅，偷走了銀行卡和現金，總共11743.22英鎊

（約10.5萬元人民幣）

。類似的老人在家孤獨老死的情況並不罕見，有的直到屍體腐爛發出臭味，才被發現死亡。

而在美國芝加哥、底特律、巴爾的摩的犯罪高發地區，老人的處境只能用“提心吊膽”來形容，這些地方的盜竊和謀殺案發生率居高不下。老年人只得緊閉門窗，防止有人入室作案。社會學家艾裏克·克里南伯格調查芝加哥老人的生活，一位受訪者說，她自己一年中只有6天離開自己的公寓，其中3天是生日、感恩節、聖誕節三個日子，其餘時間足不出戶。

芝加哥的北朗戴爾區是毒品貿易的一個據點，普通成年人都會繞着走，老年人更是不敢靠近。甚至有媒體說，芝加哥的黑幫地盤比阿富汗、伊拉克更加危險。幸而歐美大部分城市治安良好，芝加哥是少數個案。

紐約的老人比較幸運，這座城市有健全的市政溝通機制。布隆伯格把送餐改革當成雞毛蒜皮的小事，沒預計到對老人產生的負面影響。在暴露出問題後，當地的報紙和電視新聞節目展開追蹤報道，最終布隆伯格恢復了每天一次的送餐服務。

2 養老院並非老人們的理想去處

老人在家獨居的生活這麼孤苦寂寞，那麼進入養老院會如何呢？在一些中產人士眼裏，傳統的“養兒防老”、“四世同堂”觀念已經落伍，而選擇入住養老院反而是獨立人格的體現。但事實上，西方的養老院正在由盛轉衰。

在二戰後的經濟繁榮期，歐美蓋起了一座座養老院，在加利福尼亞、佛羅里達等氣候溫暖地帶，開發商專門建立了老年人住的小區。結果大部分房子在今天成了空宅，從2000年以來，美國養老院的居住人數不斷下降，與親人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數量增長了42%。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統計，65歲以上購買住房的老年人中，有21%是爲了接近家人和親友。

在個人生活舒適方面，養老院沒有太多競爭優勢。老人在自己家裏住了一輩子，突然進入一個陌生環境和一羣陌生人共同生活，還要遵守一大堆規章制度，幾點起牀、幾點喫飯、幾點洗澡、幾點睡覺都做不了主，這並不是快樂的晚年生活。英國學者研究統計，住在養老院的老人，有中度以上抑鬱症的人數高達75%。

電影《年輕氣盛》劇照。

阿圖·葛文德曾任奧巴馬政府的健康政策顧問，他對民主黨醫改法案具有重大決策影響，他考察過紐約的大通療養院，發現飼養寵物能讓老年人身心愉悅，減少藥物依賴。在允許老人養貓、養狗、養花、養鳥的大通療養院，緩解痛苦的精神類藥物很少使用，藥品總開銷只是其他機構的38%。

但是，大多數療養院對此態度消極，因爲照管動物不是護工們的分內工作，老人需要另外僱請專門的動物飼養員。當狗在地板上拉屎，護工可能會拒絕打掃。如果老人大小便失禁，護工有責任處理，但處理動物大小便不屬於他們的職責範圍。護工甚至想趕走寵物，按照紐約療養院的行業慣例，老人至多允許飼養一條狗或一隻貓。

一些養老院還會出現護工虐待老人的醜聞。1月15日，英國曝出一件虐老事件，在曼徹斯特的一家護理中心，兩名護理人員嘲笑七名老年癡呆症患者，並向他們扔石頭，甚至還用手機拍下了視頻。

在一項臨終關懷的調查中，80%的美國人表示寧願在家裏死去，只有20%的人可以接受在醫院或養老機構去世，可見，養老院並非老人們的理想去處。許多老人在安排後事時，都希望在子女和朋友的圍繞下安詳離開人間。然而，跟子女同住一個屋檐下，往往並不輕鬆，老年人要幫忙帶孫子、做飯菜，還要隨着年輕人的作息習慣來生活，並非易事和樂事。

3 獨居生活背後的制度與文化原因

艾裏克·克里南伯格的在《單身社會》一書中論述，中產女性到老之後偏愛獨自生活。一位叫瓊的受訪者是退休心理學家，她在幾十年前與丈夫離婚，育有一兒一女。她自述跟孫子的代溝太大：“我不想住在女兒家，我愛我的女兒，我知道她也愛我，但我不想和孫子孫女待在一起，我不信任他們。”關於兒子的家庭，瓊也有類似感受：“我的兒子有兩個女兒，一個11歲，一個17歲，11歲的那個甜美可愛，但非常喜歡指揮人幹這幹那，很有控制慾，我一點都無法信任她。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儘量一個人待着。”

《單身社會》，作者: [美] 艾裏克·克里南伯格，譯者: 沈開喜，版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7年8月

在傳統觀念中，老人更傾向於與子女合住。中國很多已在大城市購房的中產家庭，會選擇把父母從老家接到城裏共同生活。美國人則出現一些相反的情況，子女想住得近，老人卻拒絕。《單身社會》裏，瓊的女兒多次邀請母親搬到自己工作的城市，希望一星期家人能聚餐幾次，但是瓊並不樂意，她自己在紐約住了大半輩子，有固定的人際關係網，不想離開。

西方社會福利體系完善，老人擁有相對獨立的經濟能力，對子女的經濟依賴程度較低。經濟學家愛德華多·坎帕內拉

(Edoardo Campanella)

在《外交事務》雜誌發文說：“歐洲政治決策普遍偏向老年羣體。”2014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對助力她獲得第三屆任期的老年選民，提供了幾項養老金優惠政策作爲回報。英國前首相戴維·卡梅倫競選時，承諾保障退休人員的福利，因爲他們“鑄就瞭如今強盛的英國”。歐洲各國政府平均花費GDP的15%用於養老金支出，養老金的中值與勞動者收入的中值持平。

法國老人甚至享有旅遊補貼，2008年法國的全國度假支票機構發佈新政策，持有度假支票的老人，只需180歐元便可在法國境內特定的城市享受一週美好時光，快樂七天遊。

電影《遺願清單》劇照。

克里南伯格總結到，美國中產老人們仍然重視自己與子女的關係，這是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他們寧可保有“親密的距離”，並不樂意和兒孫住在一起。他們希望離家人很近，但不要太近，他們希望常常見到家人，但不是每天都待在一起。

在老年生活中，良好的社區鄰里關係更爲重要。一個擁有強大的社交關係網的單身老人，跟一個結婚生子卻與社會斷絕往來的老人相比，前者的健康風險更小。因此，老年人羣體內部，中產家庭的全職主婦最爲健康，她們長期有非工作的社交活動，更適應晚年生活。

工薪階層的男性晚年通常淒涼，他們前半生以工作爲核心，人際關係也圍繞工作展開，退休之後，生活的支柱似乎也倒塌了。在藍領階層裏，社會文化要求男性做個硬漢，不能示弱，不能流露脆弱的感情，即便面對生病、自然衰老的情況，也是如此。

在這個羣體，自尊心強烈到固執的程度，個人主義演變成老頑固主義，他們刻意行事孤僻，顯示所謂的男子漢氣概。當離異或者配偶死亡後，男人更加厭世，離羣索居。在公共災難中，這類人通常是最脆弱的羣體。《新英格蘭醫學雜誌》調查舊金山老人在家孤獨死的案例，發現男性死亡率是女性的兩倍。

1995年7月中旬，一場超級高溫熱浪襲擊芝加哥。在短短一個星期內，有700餘人因爲高溫中暑而死亡，男性老年死者佔的比例最高。他們寧願待在悶熱的房屋內，也不願出去向政府或者福利機構求助。很多死者生前還把自己的房子牢牢鎖起來，防止入室搶劫。

4 政府和社會共同贍養老人

在那場芝加哥熱浪中，北朗戴爾區損失嚴重，這個社區蕭條破敗，看不到生機，老人死亡率高於芝加哥市平均死亡率的5倍。然而，在只隔着一條街的南朗戴爾區，老人死亡率僅爲全市的一半。平日生活中，南朗戴爾區街上非常繁華，老人安逸地休閒飲茶、走街串巷，完全看不出這裏屬於美國犯罪率數一數二的芝加哥。

克里南伯格關注到這個怪異的現象，深入研究分析。北朗戴爾區以黑人居民爲主，原本是鋼鐵煤炭重鎮。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去工業化，產業凋敝，年輕勞動力流失，剩下大量老弱病殘。以前的便利店、藥店關門，老年人購買藥物、新鮮蔬菜，必須開車去幾英里外的地方。過去熙熙攘攘的公園、街道現在空曠荒廢,流浪漢、大麻販子出沒。這種經濟社會衰退，反過來又惡化了老年黑人的處境。老人不敢出門鍛鍊，散步，只能退守在自己家中，跟外界更加隔絕。他把這個過程稱爲“社會孤獨再生產”

(reproduction of social isolation)

。

南朗戴爾區以拉丁裔爲主，由於教會的引導，居民在經濟衰退期，仍然保持原有生活，團結互助，沒有墮入小偷小摸、坑蒙拐騙。接着拉丁美洲的新移民來到芝加哥，融入社區，站穩腳跟。整體經濟復甦後，南朗戴爾區迅速繁榮，有了充裕的財政收入後，社區興建義務診所，爲老年人提供免費服務。如果患病的孤寡老人，有年輕的鄰居、朋友，那麼可以靠他們在網上發佈求助帖，也許能及時救治。

電影《野蠻入侵》劇照。

2018年，英國首相特雷莎·梅設置了“孤獨大臣”職務，解決空巢老人的問題。設立“孤獨大臣”的倡議最初由前議員喬·考克斯發起，她認識到英國全國範圍內孤獨者的龐大規模，並傾其所能幫助受到孤獨影響的人，並且特意成立委員會。該委員會曾發佈調查報告，稱英國人的社交隔離問題遠比人們想象的嚴重，因而請求政府設立專職部門來應對。

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

（NHS）

發佈招募義工的信息，一週內25萬人申請做醫療義工，提供送餐、送藥等服務。在面對災難的時刻，從不缺少勇敢和具有奉獻精神的公民。

固然，西方社會不像中國那樣講究孝道，但同樣會對老人盡心盡力。儘管確實存在大量獨居老人，但並非社會拋棄了老人，相反，政府構築了儘可能完善的福利保障體系，民間非政府組織積極行善，並調動社會力量讓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作者丨柳展雄

編輯丨徐學勤 張進

校對丨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