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卿制類似於現在的外籍院士制度，不同的是客卿制直接把“外籍人士”引入本國做高官，是非常到位和大膽的選官做法。客卿之法最早萌發於夏商之際，例如御龍堂劉氏始祖劉累與夏朝第十四任君主孔甲，分屬陶唐氏和夏后氏兩個族羣，劉累爲孔甲所用並得到封土和官爵，相當於客卿。有莘國的伊尹爲商國君主湯效力，也相當於是客卿。

這種禮遇異國異族人才的做法，最終在春秋時演變成諸侯國任用別國人才的一種特殊官制。大家可能覺得，這個收攬人才的方式沒什麼了不起，但那是在國家制度剛剛出現的幾千年前，人類社會還沒走出血親族羣模式，能在用人上做到這一點是革命性突破。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現在的家族企業，能不能打破管理層的家族式壟斷是一個大大的檻。

秦國不是最先邁這個檻的諸侯國，在這個檻上徘徊的兩大諸侯國都翻車了。

春秋五霸排在秦穆公之前的前兩霸，無論齊桓公還是晉文公，在用人上都沒有擺脫家族式人才的窠臼，用人仍舊是主要從親貴中選賢。

齊桓公重用的管仲雖是周王室後裔，但是周、齊雙方世代通婚，管仲之父管莊已經算是齊國的本土貴族了。管仲死後，齊桓公重用的仍是以易牙、豎刁等爲主的本土人士，但易牙、豎刁等人無才無德，只能禍國而不能治國。

雖然齊桓公也任用過陳國公族田完、衛國公子開方這樣的客卿，但是開方除了跟隨易牙、豎刁搞禍亂外，對晉國別無貢獻。而田完的後代則走出了一條權臣篡國的路子，他的八世孫田和直接篡掉了姜姓齊國，開啓了田氏齊國時代。

跟齊國被客卿人士搞翻車不同，晉國的翻車則是拜龐大的本土公卿勢力所賜。

晉文公的用人方針是長長的二十四個字：“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耈老，禮賓旅，友故舊”（《國語·晉語》）。“禮賓旅”三個字只佔其中的八分之一，但真正落到實處的人才任用，屬於客卿身份者大概是十中不足一。

在城濮之戰前晉文公設立三軍六卿，在清原之蒐的軍事行動中又增至五軍十卿。再到齊晉鞌之戰後，晉景公又進一步擴建爲六軍十二卿。在此過程中，爲了把十二卿的位置佔滿，晉國十世族之一的荀氏甚至分做智氏和中行氏兩支。所以無論是六卿，還是十卿、十二卿，客卿身份者是沒有份的。

雖然晉國重用的這些本土公卿世族，他們父子、兄弟接連幾代人都湧現了傑出人才，晉文公優先任用內部賢才似乎也有其合理性，但是隨着這些本土家族勢力的一代代壯大，晉國的悲劇命運也就註定了。

於是在春秋列國大混戰的同時，晉國內部還發生着十一個世族列卿的小混戰，最終的結果便是韓氏、魏氏、趙氏三家裂土建國，而晉國便消失了。隨着姜氏齊國、姬姓晉國兩大列強的支離破碎，秦國的機會就這樣等來了。秦穆公首開秦國客卿制的先河，他一出手就做到了無比的堅決和徹底。

秦穆公重用的百里奚、蹇叔、由余、伯樂、公孫支、丕豹等人全是來自別國的客卿，他幾乎是完全依靠這些“外籍人士”開創了秦國的霸業。秦穆公之所以有如此開放的用人覺悟，實際上是一種心扉痛徹之下的領悟，因爲秦國國君權威一直受到內部世卿貴族的干擾，甚至比晉國世族列卿的傾軋有過之而無不及。

按照司馬遷的說法，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前的情況大致是“戎狄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也就是說與西戎做鄰居的秦國，並不在華夏正統文明的範圍之內，其宗法和尊卑觀念長期以來極爲淡薄，國內世卿貴族不怎麼把國君放在眼裏，常常對國君幹一些很出格的事。

例如，秦穆公的爺爺秦憲公去世後，太子嬴立被大庶長弗忌、威壘和三父廢掉，改爲立秦憲公的第三子嬴曼爲國君。然而六年後，大庶長三父竟然弒殺嬴曼，又復立嬴立爲國君。雖然稍後的秦穆公重用客卿，使秦國的君權得到了一段時期的加強，但從秦躁公之後君權再度處於弱勢，秦懷公被世卿貴族逼迫自殺，秦出公則在貴族政變中被直接殺害。

由於這種局面的長期存在，甚至連權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瞧不起秦國國君，就連秦孝公本人也承認“諸侯卑秦，醜莫大焉”。所以，秦國最終形成以客卿製爲內涵的人才制度，實際上是知恥而後勇的結果。重用國內的世卿貴族是死路一條，重用別國能人賢才反而還有一線生機。

於是隨着秦孝公任用商鞅推行變法，秦國客卿制的六大搶人路徑一條比一條通暢：

第一路徑是“國君請入”，虞國人百里奚是秦穆公用五張羊皮贖得，晉國流亡人才由余是秦穆公用離間計截得。第二路徑是“他人薦入”，宋國人蹇叔、魏國人範雌就分別是由百里奚、王稽舉薦入秦。第三路徑是“外戚入秦”，秦國宣太后的弟弟魏冉、羋戎就是靠着裙帶關係入秦而飛黃騰達。第四路徑是“派遣入秦”，例如趙武靈王派遣樓緩、仇液相秦，齊閔王派遣孟嘗君相秦。

考慮到以上四個路徑都有一定難度，秦國還有大開方便之門的第五路徑——“自奔入秦”，代表人物有商鞅（衛國人）、張儀（魏國人）、蔡澤（燕國人）。第六路徑是“客卿二代”，秦穆公重用的三大領軍將領中，孟明視是百里奚之子，西乞術、白乙丙是蹇叔之子，都是二代而獲重用。

可以說，在別國混不下去而又確有才能的人，主動投奔秦國是出人頭地、封妻廕子的絕佳選擇。

秦國自惠文王設宰相之職起，先後共有24人擔任過秦相要職，其中國籍可考者有17人，而這17人中有16人的身份是客卿。自秦穆公以來的秦國對外戰爭中，明確統兵主將的戰爭大概有80次，其中任用客卿爲統兵主將的戰爭多達56次。所以無論軍國大政，“用客”都是秦國用人的最大特色。面對秦國的搶人大戰，東方六國的選才用人制度越來越不安好了！

秦國的快速崛起讓一衆諸侯國意識到那些來自別國，依靠德行和學識幹祿的新興士人階層，比本國舊貴族治國更具才幹，而且也更易於控制。

最先覺醒的是魏國魏文侯，他招來了衛國人吳起等客卿，一時間魏國人才濟濟，一躍爲中原霸主。趙國趙烈侯任用國相公仲連進行改革，任用了牛畜、荀欣、徐越等客卿人才，躋身雄國行列。韓國韓昭侯任用鄭國人申不害進行變法，也在十五年間強盛起來。

但魏、趙、韓三國任用客卿的舉措都是曇花一現，開明的做法並沒有被繼承下去。魏文侯死後，吳起入楚、商鞅入秦、孫臏入齊，在濃厚的宗法觀念支配下，魏國國內的舊貴族不允許權位被外人染指，階級和政治的侷限性一步步將魏國拖向衰亡的絕境。

趙國同樣深陷血緣政治和貴族政治的泥淖，後期雖有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軍事革新，但在舊有貴族階層的重重阻撓下，涉及政治制度的革新根本不可能發生。不僅外部人才無法獲得權位，內部雖有趙奢、藺相如、廉頗、李牧等頂尖人才，但其昏暗的內政卻逐走廉頗、殺死李牧，走向滅亡。

地狹民寡的韓國本就是一個弱國的底子，申不害也只是在不觸動保守貴族利益的前提下進行有限革新，所以韓國雖然“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韓非子·定法》），根源就是不敢動保守貴族的利益。宗室貴族長期專擅軍政大權，賢能人才在韓國根本沒有上位的機會，韓國也就淪爲了大國爭戰中的小國或緩衝國。

楚、齊、燕三國中，楚國的改革發生於吳起的到來，但這是一個宗族傳統極爲濃厚的古國，先是楚材晉用，後是楚客奔秦，向來是新興人才出走的大戶，也是繼晉國之後最擅長內鬥的諸侯國。在支持吳起變法的楚悼王去世後，舊貴族們又把國家開回到不用客卿的老路，在用人上始終是“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的宗法制模式，就連宗室中主張舉賢任能的屈原也被排擠而沉江自殺。

稷下學宮

田氏齊國雖在齊威王時經鄒忌改革走向強盛，還創辦了名噪天下的“稷下學宮”，網羅了孟子、慎到、申不害、荀子等各國頂尖人才，但是接班齊威王的齊宣王卻說：“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於是稷下學宮逐漸淪爲“無官守，無言責”的學術研討中心，而齊國則在宗室貴族的把持下走向衰亡。

燕國是戰國七雄中最後進行改革的國家，燕昭王築黃金臺廣招賢士，吸引魏國人樂毅、齊國人鄒衍等大批士人前去效力，他們幫助燕昭王實現了國家振興。但隨後的燕國統治者，對這種“薊州城築燕王臺，招士以財亦可哀”的模式缺乏自信，並逐漸表現爲對客卿的不信任，最終鄒衍蒙冤下獄，樂毅出走趙國，燕軍兵敗齊國，燕國從此一撅不振。

相比之下，只有秦國在客卿制這條搶人道路上走的最堅決最徹底。所以，滅六國者，六國也！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