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新政”是明朝後期一次可貴的革新，其主角是當時明朝文官集團中的一個精英羣體，而隆慶皇帝本人則是一個重要的配角。這個成大事的文官精英羣體之所以得以形成，與此前嘉靖皇帝特殊的個人嗜好以及對待皇儲的態度有很大關係。

嘉靖皇帝早年有過短暫的勵精圖治，明帝國在他統治初期一度出現“嘉靖中興”的局面。但是跟歷史上許多皇帝一樣，嘉靖也未能做到慎始慎終，他早早地執迷於修道求仙的妄念之中，甚至以“扶乩”這種極不靠譜的占卜術來裁決國政大事，並熱衷以所謂的“青詞”文章與上天神明進行“溝通”。爲此，嘉靖重用的大臣中不少人都是寫青詞的高手，夏言、嚴篙、李春芳、徐階等閣臣皆被諷爲“青詞宰相”。

而到了晚年，嘉靖愈加癡迷於從“祥瑞”中獲取精神刺激，以尋找所謂上天所賜“仙物”或“仙藥”爲樂事。據《明世宗實錄》的記載，嘉靖曾在臥室的被子和桌案上發現藥丸，認定那是上天賜給他的“仙藥”，特地頒下諭旨說“朕所常御褥及案上有藥丸各一，蓋天賜也”，並指示禮部爲他籌辦謝天大典。

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久而久之在嘉靖朝廷中得志的人，便皆是以“贊玄奉道”爲升官法門的附庸之輩。而那些真正堅守本心的人也就只能退避他處，當時身爲皇儲的裕王府邸就是這一類人的重要聚集地。蟄伏在裕王府中的文官精英

嘉靖的長子朱載基、次子朱載壡皆早夭，裕王朱載垕於是以第三皇子的身份，成爲一部分文臣心目中理所當然的皇儲。但是嘉靖卻因爲迷信“二龍不相見”之說，對這個兒子倍加冷落和猜疑，其皇儲地位也一直受到四弟朱載圳的威脅，而朱載圳背後的支持者則是大權臣嚴嵩。

這種不受皇帝待見、又被權臣排擠的局面，反倒使裕王府成爲那些不願“贊玄奉道”的有志文臣們，棲身蟄伏以待時機的好去處。於是久而久之，裕王府中便聚集了一羣能守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經得起誘惑而真正能成大事的人，其中的高拱、張居正、陳以勤、殷士儋等都是後來隆慶內閣的重要成員。

高拱、陳以勤曾以侍講的身份陪伴裕王九年之久，裕王與他們的關係猶如永樂的太子朱高熾與名臣楊榮、楊士奇之間的關係，都是親身經歷宮廷爭鬥、共同面對血雨腥風的生死之交。張居正、殷士儋也曾同樣棲身裕王府，都與裕王結下了深厚的師生之誼。

正是有這些人的輔助以及嚴嵩政敵徐階的幫助，裕王朱載垕在大明朝即將迎來200週年國慶的前夕，坐上了皇帝的寶座，定年號爲“隆慶”。但這位新皇帝所面臨的局面着實不容樂觀，當時的國情用張居正的話說是“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四夷未賓，邊麈屢警”，用海瑞的話說是“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總之就是一個烏七八糟的爛攤子，大明朝的國運至此已是大可危了。最理想的“領導”和最重要的“配角”

從秉性上來講，嘉靖皇帝長達二十年的怠政並非是因爲他懶，在不上朝、不議政的表象之下是他對大權的牢牢獨攬，他的怠政實際上是心性上的“倦”，是一種居其位不肯謀其政的嚴重不作爲。按這個標準來看，繼位的隆慶皇帝也是不作爲的，但隆慶的問題則恰恰是他秉性上的懶惰。與他的父親嘉靖相比，隆慶不僅治國理政的能力極度有限，參與朝政的熱情也嚴重缺乏。

但皇帝是一個神奇的職位，能力超羣的隋煬帝可以弄丟大好江山，而不滿十歲的順治帝卻能成爲清朝入關的開國之君。所以，有的皇帝是靠自己能力創造功業，有的皇帝是靠自我德行贏得讚譽，還有的皇帝則是靠個性撞上大運。隆慶皇帝正是屬於這後一種，他無條件地信賴高拱、張居正等人，讓這羣挺過了嘉靖朝大風大浪洗淘的最終佼佼者放手去做他們想做的一切。

這位隆慶皇帝幾乎不過問任何政事，也絕少發表任何的主張，即使是將臣僚的奏章交到他手上，他也只是“略覽一二，亦有全不覽者”，甚至在臨朝聽政時也是事無大小地皆由“閣臣擬令代答”。毫不誇張地說，隆慶皇帝的懶惰不僅表現在對朝政的漠不關心，更表現在他對身爲皇帝的權威與顏面的毫不在乎，不論臣僚如何勸諫都全然不爲所動。

那麼他的精力都是怎麼消遣的呢？答案是對女色的深度沉溺。身爲皇儲時的謹慎，對待王府舊臣的仁義，以及繼位後自我放縱的懶惰與好色，是概括這位隆慶皇帝性格品行的關鍵詞。這樣的人實實在在是一位無所作爲的差勁皇帝，但正是這樣一位不要面子、不玩權術的皇帝，對徐階、高拱、張居正這些重量級的治國高手來講，則恰恰是一位最理想的“領導”和最重要的“配角”。徐階、高拱、張居正開啓隆慶革新的大業

真正拉開隆慶新政大幕的人是探花爺徐階，這位在嘉靖時期常年與嚴嵩虛與委蛇的“青詞宰相”，是一位通曉正邪路數、能屈能伸能斗的重量級人物。他使詐的本領青出於嚴嵩之上，也是他最終瓦解了嘉靖皇帝的馭下之術，在嘉靖暮年實現了對朝局的掌控，並親擬嘉靖遺詔與新君登極詔幫助裕王朱載垕順利繼位。

徐階爲隆慶所擬寫的登極詔就是一篇除舊革新的施政宣言，宣告了革除嘉靖時期弊政的多項政策措施，內容包括更革嘉慶時期的禮制、平反和召用既往因上書建言獲罪的官員；在體恤民生方面則是撤回嘉靖時期派往各地的織造、採辦、燒造官員，並進行大赦和實施賦稅豁免；在整頓吏治、刑獄和邊務方面，也都提出了許多有力度的舉措。

這些施政舉措在隆慶皇帝繼位伊始便有條不紊地推行，爲隆慶新政的開張拉開了大幕。但徐階在撥亂反正和推行新政的過程中，還有一個“致君堯舜上”的理想，他希望隆慶皇帝能成爲一位有作爲的賢明君主，因而常常勸阻和干涉隆慶皇帝的私生活。這招致了隆慶皇帝的厭煩，於是徐階在隆慶二年（1568年）選擇退休。此後不久，高拱重新進入內閣並隨後成爲首輔，與裕王府時期的老同事張居正組成黃金搭檔，倆人攜手合作將隆慶新政推向高潮，大明朝再現了久違的文官精英羣賢治國的盛況。

在這個過程中，高拱與張居正做出了兩個關鍵的決策。

其一是更改了徐階對嘉靖皇帝一味否定和批判的做法，高拱和張居正一分爲二地對嘉靖皇帝的貢獻和能力予以了肯定，並停止對嘉靖朝因言獲罪官員的恤錄，避免這種不加澄辨的平反在官僚羣體中引發新的動盪，由此實現了良好的君臣關係以及文官集團的穩定與團結，以明朝文官精英的頂級政治智慧爲隆慶新政的深度推進創造了有利條件。

其二是更改了徐階那種期望以勸諫君主使君主賢明來實現天下大治的模式，高拱和張居正以更高的膽識、更大的勇氣以及更多的手段和措施來實現朝廷政治的刷新。正是這個重要的改變，使得大明朝在垂暮之時迎來了由內到外羣賢治國的盛況。

比如在“隆慶開海”這項新政中，由於禁海政策是自朱元璋時期就定下的國策，因而在隆慶元年（1567年）福建官員奏請開海時，時任內閣首輔徐階是反對的，但高拱、張居正等人則力主隆慶皇帝同意這一奏請。他們看到了禁海與倭患之間的關聯並敢於做出改變，通過開放海禁使海上貿易合法化，以此擠壓倭寇之流的海盜走私集團的生存空間。同時，高拱又大膽任用進士出身的殷正茂主持東南軍務，以有效的武力手段平息殘餘的倭患和邊匪。

再比如在“隆慶和議”這項新政中，經略邊疆的王崇古在高拱和張居正的支持下，做足了與俺答進行和議的前期工作。到了最後的朝堂決策階段，高拱和張居正毅然頂住諸多守舊王公大臣的反對，促成了“俺答封貢”的實現，結束了明蒙長期戰爭對峙的局面。可以說，正是以居內的高拱、張居正，居外的王崇古、殷正茂等人爲代表的一羣文官精英，以更開闊的視野、更務實的辦法結束了長期困擾明帝國的“北虜南倭”問題。

“隆慶新政”的成就與影響遠遠不止所列舉的這一兩件事，這一革新局面的出現源自於嘉靖時期黑暗政治逆向對文官中真正精英的淘選，也離不開朱載垕這位差勁皇帝的極大程度配合，正是他性格中的謙和、寬仁以及懶惰，給了這羣文官精英們足夠的空間來施展治國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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