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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2年正月，各地诸侯王先后上疏“请尊汉王为皇帝”。在强大“民意”之下，同年2月28日，刘邦于汜水（今山东曹县附近）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汉”，建都洛阳，不久迁到长安。史称“汉高祖”。

对于这位开国皇帝，后世尊崇者有之，贬斥者亦有之。对毛主席而言，博览史籍后表示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出身羯族的后赵政权建立者石勒，对司马懿、曹操不屑一顾，自认为可与汉光武帝刘秀逐鹿中原，对于刘邦却承认自己“只能北面事之”。

为何普罗大众对于刘邦的看法与此大相径庭？我想，这是因为刘邦的出身、相貌、性格和才能都很难引起百姓的敬畏，后世觉得他不过是个靠部下才得以成事的小混混。相比之下，无论是项羽和韩信，都赢得了千百年来的赞誉褒扬，更引发人们的无限同情，评价几乎都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从政治决策的角度来看，刘邦显然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中最杰出的一个。这种评价并非是针对刘邦本身的才能，而是源自他永远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为皇帝，他永远根据实际需要而采取措施，绝不被虚荣、情感和他人观念所左右。事实上，他最初的品质就是能随时保持自知之明。乍一看这或许不算什么，但要是注意到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项羽曾经是多么的英勇决绝，结果后来却变得迟疑犹豫，热衷于“锦衣夜行”；拿破仑曾经是多么的威名赫赫，后来却退化为一个“鲁莽蠢材”。这些超凡人物之所以不再明智，原因非常简单。在一片赞美阿谀之声中，这些英雄失去了对敌人、对现实甚至是对自己的正确认识。既然“三人成虎”能够实现，那成百上千的奉承，自然能将一个能力卓绝的天才变作自以为是的傻瓜。从这点上来看，才能理解高祖刘邦的非凡与可怕。

此外，刘邦对于情感极其淡漠，以至于他的决策虽不是永远正确但却能做到永远理性，尤其是在对待家人和仇敌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的家乡沛县，有一位名为雍齿的老乡。以前在乡间混日子的时候，雍齿就经常欺辱刘邦。等到刘邦聚众反秦后，雍齿投奔其麾下，然后又在关键时候反叛，献出丰邑这个大后方给魏国周市，还囚禁、虐待刘邦老父及妻儿。刘邦本人也被逼得走投无路，只能投靠项梁。

随着局势发展，雍齿后来又再次投靠刘邦，刘邦念其有功不忍追究，还在建国后加封其为什方侯，以安定人心。事实上这一举措受到了很好的效果，据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记载，群臣听说后喜不自胜，纷纷道：“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卖主求荣、老父受困、妻子被辱、自己被迫寄人篱下，这些仇恨在平常人眼里，每一件都是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刘邦身为执掌生杀大权的皇帝，却轻轻放过再未计较。

究其原因，就是能够以此安抚群臣。对刘邦而言，如果封赏那个欺辱自己家人的仇敌对自己的政治利益有利，那么这个仇敌就应该获得自己的封赏。这是一种理性得有些残酷和荒谬的逻辑，然而刘邦又确实是一个以此为行事规则的人，一头永远记得自己目标的政治野兽。

能够随时牢记目标的人，必然是果断的人。牵挂越少，目标就越清晰，行事自然会愈发果断，而刘邦很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果断的人。当他乘车逃跑被项羽大军追杀时，他的车上除了自己只有三个人——车夫夏侯婴、儿子刘盈（即汉惠帝）、女儿鲁元公主。没有丝毫考虑，他就将一双儿女踢下车以减轻车辆负重，使自己逃跑的概率能够提高，之所以不丢弃夏侯婴，是因为后者能为自己挡刀驾车。在这一瞬间，刘邦展现出极端可怕的决断力。

但凡有所成就的人，从来不会被过去的成功所束缚。以前赖以制胜的思想、赖以成功的手段，都会成为制约他们继续成功的牢笼。当黄巢、李自成、洪秀全将过去打天下的政策用到国家治理上，他们亲手为自己铺就了死亡之路；当拿破仑统治欧洲仍肆无忌惮之时，就表明其霸权已摇摇欲坠。取得天下必然需要军事力量，但统治国家却必须以构建于传统观念之上的规则，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对过去的自己进行否定，太多的统治者终其一生也做不到，因此成为他们后半生的最大遗憾。

相比而言，刘邦的一生从未被任何观念所束缚左右，对他而言这更像是一种工具，他很清楚自己在不同时期需要何种观念，并不断做出灵活调整。打天下的时候，他需要塑造自己仁慈厚道的形象，因此无论是谁，只要投靠就能获得其封赏；统治国家的时候，他则不断向属下灌输“忠君”的观念，因此救命恩人丁公就得杀掉，无数次陷自己于困境的季布却要予以重用。只有真正的政治家，才知道观念永远比单纯的武力更有效，刘邦正是其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