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問碑】山東兩漢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考察日誌（六）

摘要：2018年4月23日至29日，我應邀參加了由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藝術與考古博物館和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聯合主辦的“歷史·自然·蹤跡——山東兩漢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活動，在爲期七天的考察研學過程中，隨國內外精研碑刻的諸多專家學者訪查稽古、問學請教，行程中不敢懈怠，秉筆隨錄，力求詳實，最終整理完成這篇考察筆記，今公諸於衆，以期與各位書法愛好者交流探討。我從陳侃理兄所談的話題切入，談到秦始皇刻石和漢代《乙瑛碑》《史晨碑》等都是研究古代詔書制度的重要文獻，尤其是“史晨前後碑”這一定名的歷史性錯誤，對整個《史晨碑》的文本理解造成障礙，反應出古代交通條件下古人對碑刻實體考察的缺失，也說明當今學者訪碑的重要性。

天涯問碑

山東兩漢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

考察日志

俞

豐

2018年4月23日至29日，我應邀參加了由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藝術與考古博物館和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聯合主辦的“歷史·自然·蹤跡——山東兩漢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活動，在爲期七天的考察研學過程中，隨國內外精研碑刻的諸多專家學者訪查稽古、問學請教，行程中不敢懈怠，秉筆隨錄，力求詳實，最終整理完成這篇考察筆記，今公諸於衆，以期與各位書法愛好者交流探討。

山東兩漢北朝碑刻研究

2018年4月23-4月29日

▲ 工作坊學者在洪頂山合影

前排左起：賴非、劉濤、華人德、白謙慎、Patrizia Piacentini、沈睿文、陳根遠、仲威、陳麥青、林霄。

後排左起：繆哲、劉鵬、蔡春旭、陳文波、俞豐、陳碩、王珅、秦明、薛龍春、盧芳玉、陳侃理、方玲琅、何碧琪、張璐、祝帥、孫曉林。

主辦方

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

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本次工作坊的參與學者

請向上滑動閱讀

排名不分先後

賴非：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

華人德：蘇州大學藝術學院

劉濤：中央美院人文學院

孫曉林：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

林霄：近墨堂基金會

Patrizia Piacentini：米蘭大學

秦明：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碑帖組

盧芳玉：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金石組

陳麥青：復旦大學出版社

仲威：上海圖書館

陳根遠：西安碑林博物館

劉鵬：北京匡時拍賣公司

俞豐：獨立學者

何碧琪：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沈睿文：北京大學考古與文博學院

陳侃理：北京大學歷史系

祝帥：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白謙慎：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

繆哲：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

樓可程：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

王珅：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

張璐：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

方玲琅：西泠印社集團

林梢青：浙江日報報業集團

薛龍春：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

陳碩：浙江大學人文學院

蔡春旭：浙江大學人文學院

陳文波：獨立學者

進入正文前先作一個小小聲明：本日誌爲作者的個人記錄，文中若有表述失實，或未準確傳達有關發言者的本意，蓋由筆者負責；文中圖片絕大部分爲作者隨行拍攝，少量採自考察羣內師友交流照片，未加註明，敬請諒解。

研討會

第七天

2018年4月29日

今天的主題是閉門研討，沒有行程安排，在賓館內四樓召開山東兩漢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學術交流會議。

研討會

研討會由薛龍春先生主持，他先談了幾個關鍵詞：

一是“歷史”，銘石體與紙面書寫因場合不同有書體的差異，經過刊刻之後的碑刻，抽取了書寫的過程，刻工改動了用筆的趣味，其過程到底如何？

二是“自然”，紀功碑、墓碑、摩崖石刻大多曝露於大自然中，風化、剝蝕或是水流沖刷，造成所謂的金石氣，後世臨寫所刻意表現的蒼茫、殘破與稚拙感，哪個才應該是我們更加重視的對象？

三是“蹤跡”，清代黃易、孫星衍等金石學者與書家的訪碑蹤跡，都是碑刻研究中有價值的衍生議題。

隨後是主題發言，上午安排六位，第一位是賴非先生。賴老師本來準備了講稿，臨時決定脫稿聊聊他所瞭解的山東老一輩拓商的祕密：

我準備說的算不上學術，只是一些背後的祕聞。1983年開始我做雲峯刻石的調查研究，接觸到當地的一些老拓片商，慢慢從他們口中套出一些祕密。有個雲峯山拓商叫劉振聲（音），以賣拓片爲生。開始他對我很防範，有一次他生病，我買了點蘋果去看他，他感動了，說了一些他們做拓片的內幕：第一，他們一切就是爲了掙錢，把一塊石頭拓成兩張分開賣，是常用的辦法。比如你先買了半張，後來知道還有半張，就要掏更多的錢跟他買，他是放餌釣魚，引你上鉤。第二，用磚刻補字、砸碑，這種事他們常幹。比如《鄭文公下碑》42行“作頌曰”的“頌”字，“頁”部最上一橫泐損了，他們就用水泥做出來，但其實這一筆是刻在石棱上，是斜的，他們做出來是平的。

所以說雲峯刻石要完全搞清楚極其難，《泰山經石峪》就更麻煩了。岱廟展出的泰山老照片中有做拓片的圖像，可以看出當時條件非常簡陋，他們現場往往只拓字口，回去再找塊石頭補周圍的墨，所以有種像雙鉤的拓片，反而是真的。還有一種手法，把老拓本墊在下面，用鉛筆勾出輪廓，再用小拓包僞造。這些都還算有依據的，更糟糕的是隨意發揮，這類問題確實需要認真分辨。

總之，這是一個隱祕的行當，他們以此牟利，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我們作爲研究者，利用傳世的拓片務必要謹慎。

第二位發言者是華人德先生，談孔子見老子等有關漢畫像的問題：

神話傳說或者歷史故事中，孔子見老子、周公輔成王等，都是最常見的主題。

《史記》記載孔子見老子時，帶了一個車伕，但是我們看到的圖像中都有一個小孩，就是傳說中的項橐，幾乎每個畫像中都這樣。老子拄着柺杖，項橐拿着風車，孔子手執大雁。這個大雁的鳥頭，嘴是尖的，畫上特別強調這種尖嘴，可以確定，這個鳥是太陽的象徵，應該是表示項橐與孔子關於太陽遠近問難的傳說。自然界只有烏鴉是全黑的，古人根據對太陽的觀察，認爲烏鴉是日精。（月亮中則是蟾蜍和白兔，月初升時表面像蟾蜍的皮。）郭沫若說烏鴉代表黑暗，太陽代表光明，我不同意。

我當年在農村時，給郭沫若寫了信與他討論這個問題，但沒有迴音。后羿射日，太陽中有個雀，雀可能象徵爵位，類似的比如鹿代表“祿”、魚代表“餘”等。徐州畫像中有《庖廚圖》，大鳥也象徵太陽。漢代人認爲烏鴉是孝鳥，《車馬出行圖》中有很多鳥，同樣代表日。孔子見老子在史學上不是真實的，如果畫像石足夠大的話，孔子背後還會有衆多弟子，說明這些都是裝飾，不能穿鑿爲史實。

華人德老師還提到，北齊刻經護法之說恐難成立，當時摩崖刻經可能是宗派問題，佛教宗派在當時有勢力的分支。

第三位發言者是米蘭大學的埃及學教授Patrizia Piacentini女士，由繆哲先生翻譯。她談到埃及也有墓碑、廟碑、記功碑、界碑等，展示了不少圖片。

第四位發言者仲威先生，主題是《上海圖書館藏山東名碑名拓欣賞與思考》。他將自己的發現，大都歸結爲“現象與思考”，其實是提出了許多堪稱經典的推論，揭祕揚真，振聾發聵：

我們欣賞早期的拓片，就像看一個人二三十歲時年輕的樣子，現在來訪碑看到實物，就像看到八十歲的真人了。古代碑刻，有些是金枝玉葉，有些是草根，摩崖等刻石就是草根。我認爲大型的摩崖石刻，有朦朧美和殘缺美，應該用大拓包拓，才能表現出這兩種美，用小拓包拓得太過清晰，反而損害了這種美。

我們今天可以訪碑，爲何沒有訪帖呢？因爲帖是不排斥翻刻的。尊碑和尊帖的問題，是因爲帖的經典模糊了，所以大家才尊碑；當下印刷條件這麼好，就應該反過來尊帖了。

最近對於拓本碑帖的時代，我有兩點思考：紙墨鑑定存在很大的主觀片面性；考據鑑定才具有無法比擬的客觀公正性。雖然宋代趙明誠的《金石錄》裏提到過漢碑，但依當時的風氣，他可能主要是將漢碑作爲文獻著錄的；現實卻是，根據我所接觸的上圖所藏拓本，恐怕傳世漢碑早期拓本的上限基本是明代，而明代拓本又集中在明末清初，僅《西嶽華山廟碑》是一個有待研究的特例。而且漢碑早期很少拓整幅的，都是剪裱本；從面貌上看，越是拓得爛的反而越是早期的。傳世宋拓就基本只有唐碑和宋代法帖，所以說金石學的普及，或稱拓片的鼎盛期，應該是在同光以後，而不是我們過去泛泛而談的乾嘉時期；摩崖的傳拓時間更晚，幾乎超出了我們的認知；墓誌更因古人忌諱等原因，傳拓僅見數品。

再說題跋，現存碑帖題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嘉道以後人所爲，尤以同光時期爲盛。光緒時期的收藏者，看到一百年前的乾隆拓本就稱“宋拓”，看到五十年前的道光拓本，就樂此不疲地題跋；反觀當下，我們看到一百年前的清末民初拓本，卻視爲雞肋和普通品，這很有趣。

總之，傳世善本碑帖，最高級別的主要有三種：宋拓唐碑、宋拓法帖和明拓漢碑。我們今天看到的宋代拓片，拓出來就是這個效果；而我們現在的拓片，即使再放八百年也不會形成我們今天看到宋拓的樣子，這不是時間問題，是拓制的差異。

第五位發言者陳侃理先生，主題是《山東兩漢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從遊隨想》：

我事先沒有準備，作爲一個秦漢魏晉史的研究者，只能談一些臨時的感想：

第一，關於石刻中時間的記錄。曲阜的《北陛石》紀年爲“魯六年九月所造北陛”，《五鳳刻石》紀年爲“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前者單用魯國紀年，後者將漢朝紀年與本國紀年並行，兩者相差不到百年，紀年方式已有明顯變化。後來，諸侯國的紀年逐漸被取消，關於這些現象，我曾撰文說明與漢武帝太初元年改歷的迅速推行有關。再說紀日的方式，從《漢三老碑》看，祖父母忌日僅存干支日期，父母忌日則詳載年月併兼用序數干支紀日，從略到詳，民間主流的紀日法在兩漢之際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折射出時間秩序和觀念的變遷，這是文化史中很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

第二，石刻功能的變化。比如岱廟的《大金重修東嶽廟之碑》，高達六米多，我們站在碑下仰視，無論如何認真看，都難以看清通讀碑文。所以我想，這種碑的設計，更注重形制的巍峨壯麗，有學者曾經對唐代碑刻的景觀性和文本性的關係作過討論。從漢代《乙瑛碑》的明確可讀到北宋敕書碑的放大復刻形式，這些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第三，關於石刻圖文複製技術的思考。我國傳統的墨拓技術，會對石刻造成不可逆轉的污損，隨着現代照相和三維掃描技術的出現，相信不久的將來，石刻文物都可以採用這類更科學的方式複製、呈現和傳播。

第六位發言者秦明先生，主題是《黃易〈岱麓訪碑圖〉的再認識》。據說爲了準備這個發言ppt，秦明兄昨夜忙到凌晨三點才睡，整個發言的過程展示了一百多張圖片，在二十分鐘內迅速翻過，我沒有作錄音，甚至連拍照都來不及，只能望洋興嘆，留待將來主事者整理出文本再認真學習。

大體的印象是，秦明兄對黃易系列《訪碑圖》作了圖本和地理結合的極爲詳盡的考察，總結出：《岱麓訪碑圖》是黃易山東訪碑的補充，是河南訪碑的呼應，是對山東摩崖刻石的一次發佈，也是其《訪碑圖》系列的收官之作，豐富拓展了“碑”的內涵外延，樹立了金石學的新座標，也奠定了後世碑學研究的基礎。

六位發言，中間只休息了十數分鐘，我邊聽邊理解，並儘可能用手機備忘錄快速記錄，絲毫不敢懈怠，還是感覺難以迅速消化。中午仍在全聚德簡餐，白謙慎老師等甚覺辛苦，似乎連飯都沒有喫，直接回房休息了，可見這樣的研討，無論對精神還是體力，都是一種極大的考驗。

下午二時開始集體討論，發言比較隨機和輕鬆，雖然每位與會者都作了發言，但我無法作詳細的回憶，只能略記一二：

白謙慎老師近年一直在做吳大澂的研究，他大略談到所見的資料，晚清時《淳化閣帖》的價格是八千兩，而碑中最貴的則是《西嶽華山廟碑》。清代文人開始集資訪碑拓，是掃蕩式的、包乾式的，文人們劃分區域，竭澤而漁，互相交換，以拓養拓，同光以後拓片收藏的風氣已經普及到一般的小官吏，可見其風氣之盛，這可能與當時交通發達、人口密集有關。

盧芳玉老師說，當代對摩崖碑刻的捶拓，與機構的收藏也不能脫離關係，這無形中對碑刻原石有所損害，從理性的角度出發，甚至希望國家博物館不要再收藏當代拓本，相當於沒有市場就沒有傷害。

我從陳侃理兄所談的話題切入，談到秦始皇刻石和漢代《乙瑛碑》《史晨碑》等都是研究古代詔書制度的重要文獻，尤其是“史晨前後碑”這一定名的歷史性錯誤，對整個《史晨碑》的文本理解造成障礙，反應出古代交通條件下古人對碑刻實體考察的缺失，也說明當今學者訪碑的重要性。另外我還略談了碑刻形制研究方面的一些看法，比如對“碣”的專題研究、對歷代碑刻形制細緻完整的梳理等，都似乎還缺乏嚴謹系統的論述。

白謙慎老師的最後總結，則談了“工作坊”這種研學方式的緣起，他說過去研討會的形式有得有失，也已經使人有了一種疲勞感，我們學者也不是寫論文的機器。工作坊的形式，就是希望把各方面專長的學者集合起來，以比較輕鬆的方式，參觀遊學，交流研討，互相擊發學術靈感。爲了本次活動，張璐、薛龍春等人先前多次開會研究，細緻安排，作了巨大的貢獻，林梢青記者還將利用新媒體作詳細的報道，對大家的辛勤付出，深表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