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陳皮

責編 | 兮

體重不足或超重都會影響身體健康，身體質量指數BMI（Body-mass index）是一種衡量體重過輕或者過重的指標，隨着城市人口比例的上升，大多數國家人羣的身體質量指數(BMI，Body-mass index) 也在穩步上升【1】。肥胖人數急劇增加，爲人類健康帶來極大的隱患。人們普遍認爲，城市化帶來的高熱量飲食和低消耗的生活方式會導致肥胖，因此城市化是全球肥胖人羣增加的最重要驅動因素之一。

然而，提出這種觀點的早期研究是基於一個或少數幾個國家數據的橫向比較得出的。也有少數的研究分析了隨着時間變化BMI在農村和城市地區是如何改變的【2】。2008年到2015年間，有研究人員分別對來自北非地區，拉丁美洲地區，或者是部分發展中國家人羣的BMI展開調查研究，但數據體量仍偏少，並且主要針對於育齡期婦女這一羣體進行分析，因此最終結論無法系統地估計整體趨勢【3】。

爲了對現有的人口體重不足和超重問題做出規劃並採取有效干預措施，全面的蒐集農村和城市人口的BMI變化信息並對數據進行分析研究迫在眉睫。近日，NCD Risk Factor Collaboration（NCD-RisC）(非傳染性疾病風險因素合作組織) 在Nature期刊上，以長文的形式發表了題爲Rising rural body-mass index is the main driver of the global obesity epidemic in adults的研究，報道了從1985年到2017年，全球平均身體質量指數增長達到55%以上，農村地區身體質量指數的增加是導致全球肥胖流行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一個全新觀點，即農村地區的身體質量指數(BMI，Body-mass index)增長是促進全球平均身體質量指數的增長的主要因素。

在本文中，研究人員使用了在190個國家進行的2009項以人口爲基礎的人體測量學研究，通過測量1.12多億成年人的身高和體重，根據性別不同，研究人員使用貝葉斯層次模型對數據進行評估，報告了1985年至2017年按居住地(農村或城市地區)劃分的全國、地區和全球平均BMI趨勢。其中，總體均值BMI代表了（1）由於自身的經濟地位和環境變化造成的個人健康狀況變化研究結果表明，（2）個體構成的改變形成的羣體的變化，兩部分的綜合結果。

結果表明，在1985年，東亞、南亞和東南亞、大洋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中亞、中東和北非在內的的確城市男女的平均BMI均高於農村地區男女的平均BMI。以印度爲例，城鄉平均BMI差距在女性中可達3.25 kg·m-2（2.57-3.96），男性中可達3.05 kg·m-2（2.44-3.68）。隨着時間的推移，因爲農村地區人羣的BMI上升速度快於城市地區，上述這些地區農村女性和城市女性的BMI差距縮小了至少40%。而包括亞美尼亞、智利、牙買加、約旦、馬來西亞、中國臺灣和土耳其在內的14個國家和地區，隨着時間的推移，農村和城市女性的BMI位次順序發生了逆轉，2017年的數據表明農村女性的BMI要高於城市女性。（圖1）

圖1 城市和農村地區女性（年齡標準化）的平均BMI在1985年（a）和2017年（b）的區別

南亞和大洋洲農村男性的BMI也高於城市男性的BMI，縮小了超過一半的城鄉BMI差距。在其他國家地區的城鄉都經歷了類似的情況，因此城市超重BMI並沒有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發生顯著改變。（圖2）

圖2 城市和農村地區男性（年齡標準化）的平均BMI在1985年（a）和2017年（b）的區別

與新興經濟體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女性的BMI過高的現象更爲嚴重，從1985年2.59 kg·m-2（2.21-2.98）上升至2017年的3.17 kg·m-2 （2.93-3.42）。這導致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女性，特別是西非國家城市女性擁有最大的城市過剩BMI。與之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地區城鄉男性的BMI增長情況則大致相似。

至2017年，中低收入的西部和亞太地區以及中歐和東歐的城市女性BMI略低於農村地區女性BMI。在整個分析區間，與城市男性相比，高收入西方國家的農村男性BMI也高於城市男性BMI。而在亞太高收入地區以及中歐和東歐，過去30年裏，農村和城市男性的BMI幾乎相同。

在以前，因爲農村居民在日常工作，中會消耗更多的能量，同時農村地區較低的經濟收入也限制了糧食消費，因此中低收入國家的農村地區BMI是低於城市地區的。在中等收入國家，農業機械化進程加速，汽車被用於農村運輸，並且隨着收入的增加和道路基礎設施的改善，服務和管理工作也在農村地區也變得普遍起來。此外，由於經濟增長而增加的收入使人們在飲食上花費更多的錢，繼而攝入了更多的熱量。這部分的花費在農村地區佔比更高，特別地，農村地區通過國內和跨國公司更容易獲得精加工的碳水化合物，在該類食物上的花費在農村地區可能不成比例地增加。這被一些研究人員稱做“城市化的農村生活“，這也導致了農村激增的BMI。

總的來說，本研究表明，與主流觀點相反，農村地區的BMI正在以與城市相比相同或更快的速度增長，這種情況在中低收入國家農村地區尤爲顯著。這些趨勢已經導致大多數中低收入國家，特別是婦女的城鄉BMI趨於一致。在過去33年裏，中低收入地區和全球範圍內農村人口BMI不斷上升是導致BMI上升的最大原因，這也對當前主流觀點認爲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化是全球肥胖流行的主要驅動力提出了挑戰。

在同期Nature雜誌上，來自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傑出營養學家Barry M. Popkin教授對該研究做出短評Rural areas drive the global weight gain（農村地區導致全球體重增加）。

城市化與人口超重和肥胖水平的增加有關，然而，這種關聯的證據主要是基於對BMI數據分析得出的。NCD非傳染性疾病風險因素合作組織的研究人員對主流觀點認爲BMI總體趨勢上升主要原因是城市化的結果提出質疑。

全球超重和肥胖問題主要被視作是城市問題，我想部分原因是城市獲得更好的食品服務的機會比農村地區大的多，也容易的多。城市居民有很多選擇機會去選購被視作“過度加工的致肥食物”的高鹽、高飽和脂肪和高糖的精加工食品和飲料。城市中很多低收入社區主要消費在快餐和小型零售店出售的精加工食品和飲料，這往往是因爲他們生活在所謂的食物沙漠——對於低收入羣體來說他們只能負擔得起這些食物的花費。另一方面，農村地區則被視作是另一種類型的食物沙漠，那裏的人們主要消費來自自家農場和花園的產品，很少有機會獲得過度加工和包裝的食品。

此外，城市有更好的交通資源，對於城市居民來說，他們有更多的非物質性的休閒機會，也更有可能從事對體力要求不高的職業。所有這些因素都限制了能量消耗。相比之下，農村地區則被認爲是農業、林業和採礦活動繁重能量消耗大的地方。人們認爲，農村地區的體力活動遠高於城市，因此，農村人口體重增加的可能性遠小於城市人口。

但是，一些研究結果表明，即使在許多中低收入國家，農村地區超重和肥胖水平的增長速度也快於城市地區【4】。這可能與當地農村城市化使得現代化食品得以供應以及廉價的農業和運輸機械設備的投入使用有關（圖3）。在這些國家，過度加工食品正成爲貧困羣體飲食的一部分，甚至有報道稱人們也將這些食物作爲嬰兒的輔食【5】。儘管如此，人們依然普遍認爲生活在農村地區的人更有可能面臨的是飢餓和營養不良的問題，而非超重。

圖3 農村地區食物供應的改變導致了全球肥胖 （a）傳統作物（b）現代精加工食物

所有關於BMI趨勢變化的早期研究都是基於有限的數據開展的，並且數據來源集中於低收入或高收入國家。有基於此，NCD風險因素合作組織的這篇文章具有突破性意義。該研究彙集了幾乎所有國家的最新數據，全面研究了全球BMI趨勢。研究結果表明，在所有高收入國家，農村地區的超重和肥胖水平已經高於城市地區，並且許多低收入國家的BMI變化速度很快，以至於農村地區的超重和肥胖水平將很快趕上城市地區的水平。

在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等少數國家和地區外的世界大多數地區，農村面臨的飢餓、消瘦和發育不良問題正迅速被超重和肥胖所取代。

這項發現極爲重要，因爲目前全球有針對性的肥胖預防規劃和相關政策側重點一直都是解決城市肥胖問題。以城市爲重點的干預措施包括在拉丁美洲施行的通過關閉城市街道以鼓勵步行和騎行的體育活動政策；城市自行車道建設；城市建築物設計增強動感；在城市中創造散步和玩樂的空間。與零售商和食品商店合作的舉措也大多在城市施行。除了少數政策，比如在墨西哥偏遠的農村地區提供政府資助的商店以出售廉價、健康的食品，農村人口面臨的健康問題基本上被忽視了。

NCD風險因素合作組織的工作挑戰了主流觀點，也告示我們需要制定以農村地區（這一全球BMI主要差距因素）爲重點的規劃政策以防止全球BMI過度增加。

幾種財政和監管方法可以面向全球農村地區推廣。這些措施包括綜合營銷控制、學校食品控制和標記過度加工食品的計劃（如智利），以及對不健康的過度加工食品和飲料徵稅（如墨西哥）。這些需要國家出臺立法的政策，也越來越多的在低收入國家實施。然而，各國也必須像智利做的那樣，協調好相互之間的監管和財政政策，以真正的對人們的行爲產生有利影響。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19-1171-x

參考文獻

1.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4 Revision. https://esa.un.org/unpd/wup/publications/files/wup2014-report.pdf (United Nations, 2015).

2. NCD Risk Factor Collaboration (NCD-RisC). Worldwide trends in body-mass index, underweight, overweight, and obesity from 1975 to 2016: a pooled analysis of 2416 population-based measurement studies in 128·9 milli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Lancet390, 2627–2642 (2017).

3. WHO. Global Report on Urban Health: Equitable Healthier Ci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No. 9241565276.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20471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6).

4. Jaacks, L. M., Slining, M. M. & Popkin, B. M.J. Nutr.145, 352–357 (2015).

5. Popkin, B. M. & Reardon, T. Obesity Rev. 19,1028–1064 (2018).

[email protected]。原創內容，未經授權，禁止轉載到其它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