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月28日，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因罹患癌症去世，享年79岁。阿摩司·奥兹的女儿也在社交网站上公布了这则令人心碎的消息，她表示父亲去世时“在睡眠和平静中被爱他的人所包围”，同时感谢了热爱着奥兹的人们。

阿摩司·奥兹（Amos Oz）

George Etheredg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阿摩司·奥兹（Amos Oz），当代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阿摩司·奥兹193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少年时曾在以色列集体农场“基布兹”生活，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主修文学和哲学。自1965年首次出版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以来，阿摩司·奥兹至今已出版逾三十部著作。1998年，以色列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奥兹获得以色列国家文学奖；2005年，获得歌德文化奖。奥兹的作品被翻译成四十五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2016年6月，阿摩司·奥兹荣获2016年度“国际文学人物”。

2017年，阿摩司·奥兹的小说《犹大》（Judas）与同为以色列作家的大卫·格罗斯曼的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共同入围国际布克奖，格罗斯曼获奖后致敬奥兹，他说：“阿摩司是我的良师益友，和他同在这个名单上意义非凡。”

阿摩司·奥兹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他曾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访谈时吐露心声，即使永远都得不到诺贝尔奖，他认为自己也已经获得了相应的关注和承认，无论得奖与否，奥兹都表示心怀感激，不会抱憾而去。

九久读书人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17年出版了阿摩司·奥兹的小说《莫称之为夜晚》与《恶意之山》，前者曾被《卫报》评论为“将以色列的复杂历史融入最琐碎的家庭生活，一部杰作”，而后者以三个短篇生动还原了时代气氛，奥兹的祖国所经历的内外变革跃然纸上。

除了《莫称之为夜晚》与《恶意之山》以外，九久读书人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推出阿摩司·奥兹在1965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Where the Jackals Howl），1966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或许在别处》（Elsewhere, Perhaps），以及第一次被引进国内的小说《轻抚水，轻抚风》（Touch the Water, Touch the Wind）。在图书出版过程中，听闻作者去世的消息，我们倍感哀伤。

今天为大家推送的是阿摩司·奥兹在1996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的节选，借此怀念这位文坛巨匠。

阿摩司·奥兹

◎钟志清/译

节选自《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

《巴黎评论》：你选择用希伯来语写作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因为它是官方语言，因此负载着民族身份……

奥兹：啊不是，我从来没有选择希伯来语。我生来就使用希伯来语。它是我的母语。我用希伯来语做梦、大笑和诅咒。我曾经多次说过，只有涉及到语言，我才是个沙文主义者。即使我不得不和这个国家分离，我也永远不会和语言分离。我感到语言就是一切，我对这个国家都不会总有这种感觉。

《巴黎评论》：第二个原因是希伯来语是一种神圣的语言，一种带有启示性的语言，一种上帝说话时使用的语言，就像阿拉伯语和梵语。使用希伯来语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责任。然而现代希伯来语据说只存在一百年之久，由比阿里克等诗人和其他早期作家创造。你能用英文写作吗？

奥兹：不能。希伯来语是我思考、计算、大笑、做爱的语言，是我生存的一部分。但你是对的，作为一门口头语言，它曾经像古希腊语或拉丁语一样死去。它拥有古老的文学以及中世纪文学，但是平时不通用。它用于宗教仪式，用于不同国家犹太人之间的学者交流。生活在穆斯林西班牙、热爱希伯来语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在中世纪创作出技艺高超的诗歌。

因此，一百多年前希伯来语在这里得以复兴，但这种复兴并非意识形态决定使然，意识形态决定不能产生这种结果——任何论证与决定也无法让迦南人突然之间讲韩语或日语。希伯来语之所以在这里复兴，皆因它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拥有的一门共同语言。东方犹太人讲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或拉地诺语（一种西班牙语方言），而欧洲犹太人讲意第绪语、俄语、波兰语。他们唯一可以交流的语言——在大街上问路，租住房屋或店铺——是来自祈祷书的希伯来语。

但是对我来说，当第一个男孩用希伯来语对第一个女孩说我爱你时，希伯来语就复兴了。不然就是女孩对男孩说我爱你？这样的事情并非发生在十七世纪。我希望，男孩和女孩从此拥有他们相处的方式，并幸福地生活——他们理应如此，因为他们复兴了语言。然而，倘若不是已经出现了一种意义重大的希伯来文学主体，一种令人惊奇地包含进几种现代感受的文学，就不可能复兴语言。像比阿里克、布伦纳、别尔季切夫斯基、门德勒——这些名字对你或你的读者来说没有意义，但我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的。

另一方面，希伯来语就像一座火山，犹如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的诗人都是莎士比亚，而是指语言犹如火山爆发一样；一直是这样。因此用希伯来语写作是一种奇妙的挑战。

你说它是一种启示语言。说得对。一想到在大教堂里演奏室内音乐——你对音响效果就要尤为小心，否则你可能会弄出你不想要的许多回声。你需要使用具有预言性和神秘色彩意义的语词来描述父母与孩子之间因一点零用钱而产生的分歧。你不想引入《以赛亚书》《诗篇》和西奈山。因此你总是要在雷区悄悄行走。如果你有时想酿造一起爆炸事件，那么若通过在平淡无奇的句式中引进一个有分量的词语，则可轻而易举地做到。我感觉我是在使用一种奇妙的乐器。

《巴黎评论》：还有其他著名的现代希伯来语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A.B.约书亚、大卫·格罗斯曼，等等。作家们在这个国家似乎得到了非常严肃的对待。在西方，商业考虑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结果，雪莱所言“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在这里似乎比在我们那里更为适用。是这样吗？

奥兹：我们的传统有些不同。在西方，至少在英语国家内，作家、甚至伟大的作家和诗人通常被视为表演者（娱乐者）。他们可以杰出，可以精湛，可以深邃，可仍然是表演者。就连莎士比亚也被视为一个高贵的、也许是最伟大的演员。与之相比，在犹太—斯拉夫传统中，作家们被视为先知。这也许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为与先知不同，我听不到上苍的声音，我认为我并不比一个美国作家或英国作家更能做一个先知——去预见未来，或者充当人民的良知。

也许，我们可以开始探讨“小说/虚构类文体”（fiction）一词，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并不存在。学术界发明了“bidayon”这个词来翻译英文，但是在书店里，你不会看到我的作品或其他小说家的作品放在这个标题之下。你会看到这些作品放在“siporet”之下，其意为叙事散文。这样做有点得体，因为“小说/虚构类文体”具有某种撒谎的特质，与真实（truth）相反。在我看来此乃一派胡言：为什么颇费周折、如实地测量从酒吧到街角信箱之间有多少步的詹姆斯·乔伊斯，或者研究博罗迪诺战役细节的托尔斯泰被视为小说/虚构类文体作家，而使用诸如“中东沸腾的大锅”等陈词滥调的、最平庸的记者也被视为非小说/非虚构类文体（nonfiction）作家？小说家没有政治目的，但是关心真实（truth），而不是事实（fact）。就像我在自己的一篇政论中所说，有时真实的最坏敌人便是事实。我是叙事散文（siporet）作家，但我不是先知或者向导，我也不是“小说/虚构类文体”的发明者。

《巴黎评论》：你还年轻，还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你想到过死亡吗？

奥兹：我现在五十七岁了，在以色列已经不算年轻。意思是说我比我的国家要年长了。我当然想到过死亡。如果不想到死亡，我就不会充满陶醉地享受人生的乐趣。我想到过死亡，但是我更多地想到死者。想到死者便是在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因为那些死者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存在于我的渴望中，存在于我重构以往瞬间的能力中，这几乎是一种普鲁斯特式的对精确姿态的重新捕捉，而这个姿态可能出现在五十年以前。我一天花费几个小时重构我童年时代一个十分钟的事件：一个房间，六个人待在里面，只有我还活着。谁坐在哪里？谁在说什么？而后我思考，我尽量让这些人在我的心目中，在我的脑海里，或者在我的创作中长久地生存下去。当我死去时，如果有人能以同样的方式让我生存下去，那就公平了。

《巴黎评论》：人过五十，死亡会随时来临……就像哈姆雷特所说，有备无患。

奥兹：我宁愿死亡再过五十年才来。我热爱生活，极其享受生活，但是有一部分享受是因为我的生活由死者和生者共同构成。如果死亡今夜来临，它会发现我愤怒而不情愿，但并非没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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