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戛纳电影节尴尬的，岂止是网红蹭红毯

摘要：我们作了一个略显无聊的统计：福茂在日记中提到“红毯”的次数高达123次，验证他在访谈中多次提到的这段话：“戛纳电影节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官方展映和电影市场。（以及，当他和电影人走上红毯时，他们在聊什么）。

星空下的戛纳

第72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后不久，“红毯”不出意外地成为引人瞩目的斗秀场。

这也难免，毕竟是持续双周、十万人参与的盛会。俗话说：“欲戴其冠，必承其重。”要做成大事，就必须做好迎接各种麻烦的准备呐。

其实对戛纳官方来说，首当其冲的是安保问题，正如总监蒂耶里·福茂所言：“一切都很好地度过了，没有发生安全问题，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事故—— 我们的担忧总是与活动是否能顺利进行相关，而无关乎这个人或那个人的脾气、情绪。”

如果追根溯源，“和平”实为戛纳电影节的初心。首届戛纳电影节之所以在1939年以失败落幕，正是因为开幕当天德军入侵波兰，法国进入紧急状态，两天后，英法联军宣布对德进入战争状态。电影节最初的创始人让·扎伊参战后再也没有回来，直到1946年再次成功举办。

第72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啦！

自那以后，直至今日，在戛纳电影节七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无论经历多少政治的风波、文明的冲突，戛纳始终在那里，在无数次暴风雨中被洗礼着、检验着。以近年来的“小事件”来说——

第69届戛纳电影节，入围主竞赛的伍迪·艾伦在电影宫世界首映的现场，被抖机灵的主持人开了一个“毁灭性的玩笑”,当时的主持人在台上对伍迪·艾伦说：“您在欧洲拍了多部电影，而您在美国竟然没有因为性侵而被判刑。”台下一片死寂，坐在头排的剧组主创尴尬地互相对视、摇头。福茂写道：“搞砸的时候，我是有感觉的。这次确实搞砸了。”电影放映期间，福茂去找伍迪·艾伦道歉，伍迪回答他：“别担心，我很清楚那不是出于恶意。我了解这个行业。如果是我，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博人眼球。”他还往福茂的心上补了一刀，“你在电视上把我比作莫里哀，其实令我更尴尬。”看看，连夸赞都有风险。

伍迪·艾伦出席戛纳电影节

甚至连福茂本人都被舆论带节奏差点被卷进丑闻，他曾在日记里告诉自己，要“提高警惕”：

周四（2016年5月19日）那天，醒目的海伦·米伦走上红毯，靠近我时却在我的脚边蹲了下来。“让我帮您系一下鞋带，否则您会跌倒的！”她温柔地对我说。我一边对她微笑一边尴尬到脸红。她站起身跟我拥抱。一位摄影师拍下了那一幕，以从下往上的仰拍视角。照片被传播到全网，配图文字为：“海伦·米伦在红毯上摔倒，蒂耶里·福茂正在嘲笑她！”这一切都只是一时的闹剧，就像在马丁内斯酒店，一只恶鸟惊走了那些在海滩自助餐台上觅食的海鸥。

海伦·米伦在红毯上“摔倒”（其实是在系鞋带）

“闹剧”和“恶鸟”从未缺席，但是如果当麻烦找上门的时候被顶住了，那么“事故”就变成了“故事”。

本届戛纳开幕前，好莱坞曾发起签名，反对戛纳致敬法国男演员阿兰·德龙。福茂表示：我们奖励的是演员阿兰·德龙，是对电影职业生涯的致敬，而他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我们不会给阿兰德龙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戛纳表彰的是他的艺术成就，“他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戛纳不需要对美国人的政治完美承担责任”。这一回应被网友赞为“刚”。但福茂本人似乎更愿意求和平，他在记者会上转换话题，对记者说：“你们还是快问问关于网飞的问题吧，快没时间了。”

你看，戛纳之所以成为戛纳，说到底不仅是因为历史悠久（论历史，不如威尼斯电影节悠久），也不仅是因为长袖善舞（论长袖，不如柏林电影节善舞），而是有容乃大——有容人之量，才可以谈坚守底线。

话说回来，“红毯”虽然只是无数“小事件”之一，却绝不是小问题。我们作了一个略显无聊的统计：福茂在日记中提到“红毯”的次数高达123次，验证他在访谈中多次提到的这段话：“戛纳电影节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官方展映和电影市场。一边是电影作品面向公众和全球媒体举行的盛大的首映礼，简言之，就是大师、星光和红毯；另一边则是一些即将开拍或已经完成却未参与展映的电影与全世界买家之间的商业交易。”

福茂笔下的“红毯”不止一重意义，而是有着二重、三重，甚至更多重的层面。而且，没有比他本人的阐述更能保留原味、无损原意了。因此，只需抄录如下：

（被指责批评社交媒体时，他说）

我曾表达过对自拍泛滥化的反感与厌恶，特别是针对那些满怀虚荣地走在红毯上的人。除了我们这些每晚都要站在红毯台阶顶端的人，没有人会觉察到这一点，但这种愚蠢的行为确实让红毯在每晚都变成了可笑的、自恋者的舞台。

（负责红毯事务的工作人员过世时，他悼念）

热内·博尔达。这位死于突发心脏病的“戛纳人”，享年86 岁。他曾在接待团队工作，性情温厚谦逊，必要时威严十足，一向都坚持在现场。每晚，他都会站在红毯台阶最顶端，负责控制走红毯的节奏和走上红毯台阶的人流的密度。在那些炎热的夜晚，当队列加速前行时，他的存在总是让我们感到安心。

（被游说去电影巨头集团当主席时，他纠结）

如果我接受他的提议，将改变我人生的职业轨道，将离开戛纳电影节，离开卢米埃尔中心，可能还要离开里昂，虽然仍待在电影行业，但身处的圈子变了。我将为了经济大权抛弃理想，为了现实抛弃诗歌，为了产业抛弃文化，为了金钱抛弃红毯。而这一切的起因却是好的：都是为了电影。我不能把物质利益作为深刻权衡的部分。

（谈及首映礼仪时，他自省）

戛纳的名气会让电影人们固执地觉得，如果电影放映没有红毯和盛大晚会这些豪华配置，就是一种流放。

（谈及红毯上的男演员而非女明星时，他一视同仁）

罗素·克劳和瑞恩·高斯林将是红毯上一道漂亮的风景。

（谈及媒体对官方选片的抨击时，他提及红毯上也有影评）

每天早上看到那些报道时，我都会有去反驳的冲动。不过，我更愿意尝试着听听谣言，听听人们说什么，并且稍微看看大标题，同时避免去看那些无中生有的消息。映后掌声的规模、次日红毯上的评论及几条表达赞叹或者失望的短信就足够了。这才构成一种真正的评价，而不会被一些迅速的或不公平的分析扰乱—— 因为媒体有时会写些貌似出色实为谬论的东西。

（当红毯礼仪被尊重时，他赞美）

2011 年，当我们放映克里斯蒂安·罗奥德的电影《捍卫拉尔扎克》时，若泽·博韦前来捧场，他穿着礼服走红毯。听到我的赞扬，他说：“当我接受一个邀请时，我就遵守它的规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我们自己的和别人的。这也让我想到莱奥·费雷说过的话：“我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我过马路时走在人行横道线上，这样我才能知道人群并不会让我厌恶。”

（以及，当他和电影人走上红毯时，他们在聊什么）

在红毯上进行的对话并不总是远见卓识：我们谈论电影、天气、足球、笑话—— 某天晚上，伯纳德·菲克斯奥朗诵了《记忆与海》中的三节。除了明星和大众，我们还可以在红毯上找到一切人：三流明星、商人、品牌推广商、自拍者和记者。有些人一到达，就因为排队太长而抗议，觉得十字大道上太堵车，或者因为某个联络员不够亲切而抱怨。红毯也留下了经典段子。第一个周末之前，人们对我说“祝你好运”或“但愿不会下太多的雨”。然后过了几天，就变成“似乎比预想的顺利”，好像马上会有灾难降临。也有人会说：“一切都好吗？”这个比“一切在运转吗”要好。一个星期之后，人们会说“加油，马上要结束了”，然后事实并非如此，离结束还远着呢。而从明天开始，他们会以一种悲伤的语气对我们说：“不会太累吧？”这比“你看起来很累”中听。在他们看来，你们一定很累。

有些人会在红毯下方就提前告诉你，类似“你看到我了吗？不要错过我哦”，到达的时候踉跄一下。有些人会以一种完全无辜的口气对我说：“昨天我看了其中一部烂片。我不知道是谁选了那部电影，烂透了！”因为我是唯一听到这句诙谐评价的人，所以为了避免令对方的批评升级，我一般会立即承认是自己的错。

也有些人的相貌让人想不起来了。无法认出某些面孔，即使是一些我们经常打交道的。这叫面孔失忆症。关于这个古怪疾病的文章不断增加，因为布拉德·皮特在《时尚先生》杂志上宣称自己是此病患者。我害怕自己也患有这种疾病—— 轻度的，而且可能很短暂的，因为那些真正严重的患者连他们自己的朋友都认不出来—— 只要我能从照片上认出埃迪·莫克斯，就说明尚未完全失忆。

每年5 月，当我有时费力于把一个名字甚至是一个模糊的标签跟那些亲切甚至深情的脸对号入座时，这种“红毯综合征”总是让我疲惫不堪。有些人热情奔放，好像我们前一天刚刚一起参加过宴会，而我现在却不知道对方是谁。强烈的孤独时刻。最坏的还是当他们对我说：“要不要把我介绍给皮埃尔·莱斯屈尔？”—— 或者，过去是介绍给吉尔。我有一个技巧：大声向对方说出皮埃尔的名字，然后当我应该讲出那个人的名字时，就把头转向皮埃尔，低声说：“不要问我那是谁，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