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大明完人王阳明》，作者：何书彬，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对于王阳明在青少年时期的表现，后来为王阳明好友的湛若水曾这样写道：“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对照《阳明先生年谱》，所谓“任侠之习”，当为教京师群儿做战争游戏，而所谓“骑射之习”，当为不满足这种战争游戏，而研读兵书及出塞骑射。

　　至于“辞章之习”，当为少年王阳明即有文名，而且他后来也一度热衷于辞章。比如，在青年时期，他曾与“明前七子”的李梦阳等人共同研习古诗文，但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感受到辞章之学的不足。

　　《传习录》载：王阳明先生在开始讲学后，亦多次告诫门人不可陷溺于辞章，“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

　　其言虽如此，但仅以文章论，阳明先生亦为大家。

　　比如，古人有将王阳明与方孝孺、宋濂、王袆并为明代四大家，而且王阳明当居首位者：“（唐宋）八大家而下，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公。”

　　又如，日本汉学家浜隆一郎也曾这样写道：“王阳明的文章以苏洵为范，但在博大昌达方面又远超苏洵，文章实乃明朝之首。日本学者河内屋藤四郎编集的《王阳明文粹》成为后世文章的典范。王阳明的诗歌秀逸高雅，普通诗人难以企及。仅从他十一岁时作的两首绝句，便可知他天资聪颖，恃有诗才。后来王阳明沉溺于辞章，也是必然的。”

　　十七岁时，王阳明遵父命，前往洪都（今南昌）迎娶诸氏。或许，在其父看来，早日完婚，有助于让他这个精力过于旺盛有可能惹出事端的儿子收敛身心。

　　诸氏，即时任江西布政司参议的诸养和之女。应当说，王阳明为天纵英才，诸氏与之相得益彰，为奇女子。比如，后来在遭遇宸濠之乱时，王阳明为尽快召集军队，要和家人分船而行，但他又放心不下。这时，诸氏取出短刀一把，对他说：“我身上带着这把刀，什么贼人来了我都不怕，你乘船走吧。”

　　也就是说，诸氏以女子之身，而有豪杰之风。

　　但在当时，即婚礼当天，王阳明却做了一件疯癫之事。那就是，在婚礼很快就要开始的时候，婚礼的主角王阳明却不见了。众人四下寻找，一直到次日早上才找到他。

　　新郎去哪里了？

　　《阳明先生年谱》载：“合卺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

　　也就是说，在“格竹”失败后，王阳明又沉迷于佛老。他偶至道观，遇一道士，目之为奇人，当下即学静坐，而且十分专注，若非外舅诸养和派人寻至，或许他又会像之前“格竹”那样，一坐即是数日。

　　不过，他并非放弃学习宋儒。

　　《阳明先生年谱》又载，回到外舅诸养和的官署后，“官署中蓄纸数箧，先生日取学书，比归，数箧皆空，书法大进”。

　　此事当可为青年王阳明“一方极执着，一方又极跳动”之又一证明。

　　后来，王阳明在讲学时，也曾以这段经历为例：“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行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做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不过，那时他虽离开了铁柱宫，却并未放弃对佛老之兴趣。

　　而且，在离开洪都时，严格来说，他也还未入儒学之门。

　　娶亲次年，王阳明携诸氏返余姚家乡。在经过广信（今上饶）时，他拜见了大儒娄谅。

　　《阳明先生年谱》载：“谒娄一斋谅。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

　　为什么说娄谅堪称大儒？为什么王阳明对其说“深契之”？

　　娄谅在少年时，其意气与后来的王阳明相仿，认为读书当志为圣贤，但他却遍寻良师而不得，因为他认为时人所教所学的，“率举子学，非身心学”。后来，他听说了吴与弼的教法，就赶往抚州受教。

　　那么吴与弼又是何人呢？他是理学宗师，但受陆九渊心学的影响也很深，由此可以说他融汇了理学与心学。他一生不应科举，在家乡躬耕、讲学。娄谅为其主要弟子之一，他的另外一个主要弟子为陈白沙。

　　由此可以说，王阳明为吴与弼再传弟子。

　　娄谅以“居敬存养”为治学主旨，主张穷理重在用心，发挥“心之妙用”。像其师一样，他不屑于世务，虽曾一度出任成都训导，但不久即辞职返乡，以移风易俗为己任。他专心于著书、讲学，也躬行于一些琐碎小事。

　　陈白沙的为学特点，与其师相比，更具心学色彩。比如，他曾经作诗论学：“发用兹不穷，缄藏极渊泉。吾能握其机，何必窥陈编？”他还写过一首“格竹”之诗：“窗外竹青青，窗间人独坐。究竟竹与人，原来无两个。”也就是说，在陈白沙看来，物我本一体，即天理无所不在，在人心也在万物。真正的学问，不在书本之中，当然更不在八股文章之中，而在于用心感受天籁之音。以此心观物，则物我无间。

　　如果王阳明不是曾为腐儒所误，而是很早就拜谒了娄谅，或者曾听闻陈白沙关于“格竹”的看法，那么，他也不至于在那时因盲目穷理而病倒。

　　对娄谅的拜见，显然解决了王阳明曾有的很多困惑，而且使他愈发重视师友之谊。比如，后来王阳明以切磋之谊，在京师结交湛若水，而湛若水则是陈白沙的弟子。

　　又过了很多年，在总结王阳明的一生学问时，湛若水写道，关于如何寻找为学门径，王阳明在聆听娄谅教诲后，“有所启之矣”。

　　也就是说，娄谅为王阳明的指路人。

　　湛若水之所以这么写，原因当是王阳明曾对他谈及拜谒娄谅之事。由此也可以想见，对娄谅的教诲，王阳明常怀感遇之情。

　　在拜谒娄谅的第二年，王阳明的祖父竹轩公去世，王阳明的父亲龙山公依礼丁忧。之前，龙山公因公务繁忙无暇教导子弟，这次回到故乡，他便召集王氏子弟随他读书。

　　而王阳明这次也一改之前在京师私塾时的“顽劣”之风，读书很是认真。

　　《阳明先生年谱》载：“先生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

　　也就是说，他在按部就班地完成举业课程之外，还对典籍做了广泛涉猎。

　　他的读书成效，很快即令人刮目相看。

　　《阳明先生年谱》载：“四子见其文字日进，尝愧不及。后知之，曰：‘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何及也？’”

　　不仅仅如此，王阳明还努力收敛身心。

　　《阳明先生年谱》载：“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谑，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过矣。’自后四子亦渐敛容。”

　　也就是说，王阳明原本喜欢开个玩笑什么的，但在开始认真读书后，他即认为不能再继续“放逸”，应日进于身心之学。他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原因当是他那时极为赞同娄谅所提的为学宗旨。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告别“放逸”不等于要板起面孔做人，恰恰相反，王阳明极为反对那种抹杀天性的做法，尤其是在开始讲学后，他屡次提及，无论求学还是行事，都当师法自然。

　　比如，《传习录》载，他这样解释蒙学：“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也就是说，在王阳明看来，那些板起面孔让学生读死书者，名为教学人，实为教育的敌人。由于他们的颟顸做法，学校几成监狱，学生们避之尚且不及，哪里还想要好好读书？于是，他们又视学生为“坏孩子”，却从不反思根本之错在谁人？

　　王阳明不仅仅对童子教育是这么看的，他在教导成年人时也一以贯之。

　　比如，《传习录》亦载：

　　王汝中、省曾侍坐。

　　先生握扇命曰：“你们用扇。”

　　省曾起对曰：“不敢。”

　　先生曰：“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的模样。”

　　汝中曰：“观‘仲尼与曾点言志’一章略见。”

　　先生曰：“然。以此章观之，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也就是说，在王阳明看来，圣贤不是表演出来的，你们装个严肃的样子做什么？要学，就要从根本处学起，学圣贤之自然，学圣贤之思无邪。诚于中，当然形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