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正直 时拾史事

前面四章：

党争亡国，乐天与长达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

党争亡国，乐天与长达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2）

唐朝官场比甄嬛传还精彩

成功学：白居易教你如何在唐朝官斗中升官（2）

（十二）白头老监

白居易此次离开苏州，并未得到任命新职位的通知，因此他打算先回洛阳，观察形势，如有可能，不妨再次请求分司，继续优游卒岁的闲散生活。白居易走的是徐汴漕运水路，在经过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市）时，楚州刺史郭行余是白居易的崇拜者，他极力挽留白居易在楚州盘桓，给予了热情招待。郭行余还告诉白居易，刘禹锡和州刺史任期已满，也是取道徐汴回洛阳，不久就会来到楚州。果然，没过多久，刘禹锡也到了楚州。好友相逢，自然分外开心，再加上两人都是处于无官身轻的状态，而东道主郭行余也是诗文同好，三人在楚州唱酬游宴，何其快哉！

一转眼到了十二月，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案：唐敬宗在游猎时被近幸宦官刘克明等人所弑！刘克明弑君之后，一不做二不休，还企图拥立宪宗之子、绛王李悟即位，以此染指朝政。刘克明伪造了唐敬宗遗旨，调动禁军接绛王入宫，准备在紫宸殿接见文武百官。然而，老宦官们不允许刘克明一伙胡闹瞎搞。神策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这宦官集团的四大头领赶紧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仪仗卫士迎立穆宗之子、敬宗之弟、江王李涵入宫即位，并出动左右神策六军及飞龙兵，攻进内苑，以弑君矫诏之罪尽诛刘克明一党，杀绛王。于是，江王登基即位，改名李昂，是为唐文宗。

这一爆炸性的新闻传到楚州，白居易和刘禹锡都震骇不已。两人再无心思游玩，赶紧向郭行余告辞，匆匆前往洛阳探听进一步的消息。

白居易到达洛阳，已是第二年的元月。这里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紧张和混乱，相反，局面显得一片安静祥和。因为唐文宗完全不同于他荒唐无知的大哥，他心怀振兴之志，敬贤礼儒，起用了裴度、崔群、韦处厚等名士，深孚士林之望。政治比穆宗、敬宗时期都要清明得多。二月，唐文宗宣布改元大和。三月二十七日，白居易也收到了诏书，他被任命为秘书监（从三品），并赐紫金鱼袋。

唐朝三省六部

秘书监是秘书省的长官，负责管理各种图籍、文件、档案。职事不算很复杂，但很重要，地位也很高。有人认为秘书监是闲职，这是不对的。有一点文秘常识的人都知道，文件处理看似简单，实际事务琐碎繁多，而且往往涉及机密，对保密性要求也很严，不能以闲职视之。尽管如此，秘书省毕竟不是核心的权力部门，参与重大决策的机会不多。白居易出任秘书监，得到了裴度和崔群的关照，但这一职位显然与白居易的期待有所差距。也许是裴、崔二人对白居易的行政才干没有给予充分的认可，但不管怎样，白居易的心里难免失落。所以他在《秘省后厅》一诗中自嘲：“尽日后厅无一事，白头老监枕书眠。”白居易的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他这一年已经五十六岁，再不干些大事就更加没有机会了，而自己寄予希望的领导和前辈却不看好他，只是安排了一个事务性的职位给他，谁遇到这种情况都难免沮丧和颓废。其实并不是秘书省无事可做，而是白居易自己什么事都不想做。

白居易在秘书省消极怠工了半年多，突然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十月份是唐文宗诞辰，朝廷将在麟德殿举办一次“三教论衡”大会，邀请儒、佛、道三教的领袖人物共聚一堂，分别讲论各自教义，并互相辩难。白居易将作为儒教的代表，与安国寺大和尚义休、太清宫道士杨弘文共同参会。白居易受邀出席大会，显然唐文宗视其为儒教名宿。可见白居易虽然三教兼修，但其立命之基仍在儒家，时人亦视之为儒士。能得到皇帝的认可和青睐，白居易顿时又有所振奋。但这一大会的目的仅在营造盛典气氛，庆贺唐文宗诞辰，而且唐朝本来就是三教并重，并非有意要在三教之中分出高下。白居易深谙此点，因此在论衡中主张：“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持论十分圆滑。

到了十二月，白居易再次接到一项特殊任务。这事得从上一年说起。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三月，也就是白居易还在苏州的时候，横海节度使（驻沧州，今河北省沧州市）李全略去世，其子李同捷自称留后，并派人到周边藩镇做工作，企图迫使朝廷承认其为节度使。当时唐敬宗只顾玩乐，居然对此不闻不问，以至宰相也拿不出应对的方案，任由李同捷在事实上割据沧、景、德、棣四州之地。直到唐文宗即位后，于大和元年（827年）五月下诏，以天平节度使（驻郓州，今山东东平县）乌重胤兼任横海节度使，以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驻兖州，今山东省济宁市）。这是一个不错的妥协方案。即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暂时承认李同捷的节度使地位，但为了显示任命权仍在朝廷手里，将其调离沧景故地，更易于将来控制。然而，李同捷并不接受这一方案，他借口将士挽留，拒不赴任，企图强行维持割据事实。八月，唐文宗下诏削夺李同捷官爵，命天平横海节度使乌重胤、武宁节度使（驻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王智兴、魏博节度使（驻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史宪诚、平卢节度使（驻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康志睦、卢龙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市）李载义、义成节度使（驻郑州，今河南省郑州市）李听、义武节度使（驻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张播各以本部兵马征讨李同捷。在征讨大军中，乌重胤资格最老，是实际上的统帅。但就在大军节节取胜的时候，年事已高的乌重胤突然在军中病逝。一时各路兵马顿失统帅，战局陷入僵持。

此时，唐文宗派出工部尚书张正甫、秘书监白居易为敕使，前往河北前线观视战况，并在诸将之中考察、选拔一名统帅，以接替乌重胤的位置。唐文宗为何选择白居易来完成这一任务？大概是看中白居易和王智兴的关系。前面第十节曾经提到，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在任彭城县令时曾劝说徐州刺史李淯归顺朝廷，当时王智兴就是李淯的衙将，后来白季庚升任徐州别驾，代管徐州军务，王智兴也就成了白季庚的部下。白居易年纪虽稍小，但与王智兴自幼就认识，这是肯定无疑的。后来白居易隐居洛阳时曾作《偶吟》一诗云：“韦荆南去留春服，王侍中来乞酒钱。”“王侍中”就是王智兴，他来到洛阳，主动上门要白居易出钱请他喝酒，而白居易则写诗嘲笑他当这么大官却连酒钱也不肯出，可见两人交情非常，可以随意拿对方开涮取乐。在征讨李同捷的各路兵马中，除乌重胤以外，王智兴是最积极的。唐文宗下达讨伐令之前，王智兴就曾主动请求以徐州本部兵三万，自备五月粮草北征沧州。因此，在乌重胤去世后，王智兴的地位更显重要，朝廷需要与其充分沟通。白居易作为王智兴老上司之子，与王智兴关系微妙，交流更为畅通，又熟悉徐州情况，应是不错的人选。张正甫、白居易来到洛阳，听取了王智兴等前线诸将汇报战况。王智兴极力推荐保义节度使李寰为横海节度使，统领诸道兵马。张正甫、白居易采纳了王智兴的意见，在上报朝廷后，以李寰为横海节度使，节制各路兵马进讨李同捷。同时，对积极参与讨伐的各节度使均给予加官奖励，王智兴亦得授同平章事之职，成为宰相。

看来唐文宗对白居易的工作很满意。在白居易回到长安后不久的大和二年元月，白居易被任命为刑部侍郎。刑部对白居易来说并不陌生，他在元和末年曾任过刑部司门员外郎。不过这一次不同，在当时，六部尚书均已成为宰相的加官，因此六部侍郎事实上就是各部的最高长官。白居易任刑部侍郎，实际上就是成为刑部的一把手。

唐代刑部下辖四个司：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司。刑部司负责制定和解释律令格式，审理复核大理寺及京师各部门、地方州府的案件，以及八议、官当、赦免等特殊案件；都官司负责管理京师及各地方的监狱，以及作为刑罚的劳役的执行；比部司负责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州府的财务会计和审计，监督税收、俸禄、公廨、赃赎、军费、和籴等收支；司门司负责管理宫城各城门的出入及全国关隘通行，负责审批发放通行文牒，并负责监督执行流放刑。虽然古代和现代的国家机构职能无法一一对应，但大体上说，唐代的刑部兼具现代的最高法院、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审计署、警备局、海关、边防部队等部门的职能，是重要的实权部门。尤其在唐代后期，六部、九寺、五监的职能大多被新出现的各种使职机构所架空，例如人事任免职能由中书门下及地方节度使行使，吏部被架空；财税职能实际由盐铁使、转运使行使，户部被架空；军事管理职能由神策军和宦官专属的飞龙使、闲厩使、辟仗使等行使，兵部被架空，等等。而刑部只有审理诏狱等重大案件的权力被三司使所夺，大部分职能仍然保留着，地位虽有下降，但仍掌握相当实权。

白居易执掌大唐帝国“最高法院”，他能胜任这个职位吗？刑部的经历，将给白居易的仕途带来何种变数？

（十三）第二次分司东都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元月，白居易就任刑部侍郎，成为唐代中央司法机关的“一把手”，这样说起来，白居易也曾当过“法官”，而且是“大法官”呢。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成为中国文学史和法制史共同的佳话。但是，如果有人想要从史料中挖掘一些白居易断狱破案的传奇故事，那恐怕要失望。因为白居易在担任刑部侍郎的一年多时间里基本上是无所作为，更谈不上办理什么重大案件。从白氏文集中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文来看，完全没有在苏杭当刺史时那样忙碌的工作写照，恰恰相反，有的只是“病来心静无一思，老去身闲百不为”，“人事行时少，官曹入日稀”，“因君知非问，诠校天下事。第一莫若禅，第二无如醉”之类的颓唐自嘲之语。

六部尚书、侍郎在唐朝是极为清贵的官职，特别是在中晚唐，六部尚书、侍郎加同平章事衔而成为宰相的例子极多（后来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就是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成为唐宣宗的宰相的，六部尚书、侍郎在唐朝的地位之尊，是后世的宋元明清都无法比拟的）。而白居易声名闻于海外，俨然文坛一代宗师，受到唐文宗的极度敬重。白居易此时出任刑部侍郎，可以说再次走到了登阁拜相的门槛之前，离执掌朝政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白居易却在这一关键时刻主动退后，再一次放弃了登上权力顶峰的努力。这其中有几个原因：

（1）白居易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好，年轻时就患有眼病和痛风，此时更是年届57岁，身体更差了。他在写给元稹的诗中诉苦：“黄昏一恸后，夜半十起时。病眼两行血，衰鬓万茎丝。咽绝五脏脉，消渗百骸脂。双目失一目，四肢断两肢。”写得似乎有些夸张，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段时间白居易多种疾病缠身，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2）几位同事和朋友的溘然去世，在削弱了白居易的政治依靠的同时，也消解了他积极仕进的意志。白居易《和自劝》（之一）云：“争知寿命短复长，岂得营营心不止。请看韦孔与钱崔，半月之间四人死。”诗后白居易自注：“韦中书处厚、孔京兆戢、钱尚书徽、崔华州植，十五日间，相次而逝。”韦处厚、孔戢、钱徽、崔植四人，都是白居易的同事、挚友，也是白居易在朝局政争中站稳脚跟的靠山，他们在半个月之间一一离世，对白居易继续在长安争一席之地的实力和信心均有重大打击。

（3）唐文宗初期重用牛僧孺、李宗闵，二人拜相后进而启用白居易妻族的杨嗣复、杨虞卿、杨汉公等人，一时炙手可热，使得杨氏家族在长安靖恭里的宅第被人们称为“行中书省”。与白居易关系尤其密切的杨虞卿更是号称牛党的“党魁”（在当时，“党”是“朋党”的简称，是个贬义词）。按照白居易对中庸之道的修养以及对党争的超脱心态，他也许是在想：“有杨虞卿他们去闹腾也就够了，自己不需要跟着一起掺合。”

于是，白居易从大和三年元月开始又请起了“百日长假”。这一次请假和上次在苏州不同，是有意为了辞职而请的。到了三月，假满，白居易的刑部侍郎一职也就自动解除了。此时的宰相是吏部侍郎李宗闵，李宗闵和白居易的关系也很不错，他非常理解白居易的心情，在白居易解职刑部的同时，下达了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诏书。

太子宾客是正三品的高官，在东宫官属中仅次于三师、三少，虽然没有具体职掌，但地位尊崇，俸禄亦不菲。白居易以如此官禄，回到洛阳旧宅，可谓鸟脱樊笼、如鱼得水。那么，白居易真的就这样安享晚年了吗？他在洛阳的生活还会出现波澜吗？离开政治中心的白居易，还会有什么作为吗？

（十四）第三次分司东都

在白居易即将离开长安到洛阳赴任的时候，裴度、刘禹锡、张籍为其设宴送行。诗人们聚个会、吃个饭，难免相互唱酬，于是有了《白居易文集》中的《宴兴化池送白二十二东归联句》。值得玩味的是，诗题中把白居易前往洛阳称为东“归”。因为白居易出生于新郑县，与洛阳（河南府）同属于河南道，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病逝后，白居易的祖母和母亲举家从徐州搬迁到了洛阳，所以白居易对洛阳是有特殊感情的。白居易第一次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时，更是花大力气在洛阳营建新居，虽然规模不算很大，但经过精心布置，景色十分别致。此次白居易再次回到洛阳宅第，“回家”的感觉自然分外强烈：“驿吏引藤舆，家僮开竹扉。往时多暂住，今日是长归。”对于太子宾客这样的正三品高官，洛阳地方政府自然少不了接待，还安排驿吏用藤舆送白居易回家。以前白居易因公务多次路经洛阳，都是短期的逗留，即使是第一次分司东都，也只有六个多月的时间，而这一次，白居易是打定主意长住下来不走了。

令狐楚·五绝·宫中乐（局部）

白居易在洛阳的朋友不少，东都分司的最高行政长官——东都留守令狐楚，就是白居易多年的老领导、老同事。此外，同为太子宾客分司的皇甫镛、太子右庶子分司苏弘、河南少尹尉迟汾等，也是白居易的好友。不过，最让白居易高兴的，是在洛阳重逢了多年未见的元稹。

原来，唐文宗虽然重用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但对他们结成朋党组建帮派的作为很不满意。为此，唐文宗有意启用李德裕及李党要员进入朝廷，以牵制牛僧孺、李宗闵的势力。就在白居易回到洛阳的这一年九月，李德裕的重要盟友、浙东观察使元稹被征调回长安，路经洛阳，小住了几日，得以和白居易相聚。元稹有《过东都别乐天》两首，其一云：“君应怪我流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与恐君无此欢。”其二云：“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恋君不去君须会，知得后回相见无？”元稹的担心后来真的成了现实，这就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了。元稹与老友相会固然高兴，但他心心念念的更在于回到长安重建政治版图，争夺宰制天下的阿衡之柄。

元稹匆匆离开洛阳到达长安后，得到了任命他为尚书左丞的通知。元稹曾在穆宗时期一度任宰相，罢相之后才去浙东的，这次回朝，本抱着再度拜相的希望，尚书左丞虽然也是清贵的职位、唐人心目中的“美官”，是尚书都省的实际负责人，但毕竟与元稹的期望相差甚远。第二年，也就是大和四年（830年）元月，牛僧孺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再度成为宰相，已居相位的李宗闵则改任中书侍郎，成为集体宰相制中的首席宰相，牛党势力达到了巅峰。此时，身为李党成员的元稹在尚书都省肯定是呆不下去的，果然，很快他就被任命为武昌节度使，又一次被逐出权力核心。这对元稹来说是极为巨大的打击，他的情绪抑郁低落，到武昌不久就“暴卒”身亡。

牛党的上台，也影响到了白居易。牛李两党相争，争的不仅是中央的执政权，也要争地方的实权，特别是像东都洛阳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地区的实权。大和四年十二月，东都留守崔洪礼病逝，牛僧孺等提议以河南尹韦弘景为东都留守，以太子宾客白居易为河南尹。韦弘景、白居易均一向官声甚佳，因而这一提议很快就得到了唐文宗的认可，十二月二十八日，诏书下达，白居易正式就任河南尹（从三品）。

白居易自从辞去刑部侍郎一职之后，可谓宦情已倦，到洛阳纯粹是来养老的。然而他逍遥不过才一年多，就接受了河南尹这样权力和责任均极沉重的职务，似有几点原因可寻：

（1）此时牛僧孺的李德裕已经开始正面对抗，虽然李德裕尚未回到朝廷任官，但朝中已有郑覃等人作为李德裕的代理人，党争进入激化阶段。此时，将东都洛阳这一重镇控制在牛党手里，对党争的意义不言而喻。韦弘景与杨虞卿不善，似乎不属于牛党，但其曾当过萧俛的助手，又与张仲方为挚友（张仲方是李吉甫的政敌），至少明显不属于李党，综合来看应该是一个相对中立，但稍微倾向牛党的人物。在相对中立的韦弘景出任东都留守的情况下，河南尹这一职位对牛党来说的地位和作用就更加突出了。为此，牛党一定要寻找一个名头够响、声望足以镇服朝野的人来出任河南尹，而诗文之名盖于当世、干练务实、履历丰富的白居易，显然是一个极佳人选。牛僧孺、李宗闵、杨虞卿等人一定在白居易身上做足了思想工作，白居易实在拗不过他们，只能承允下来。

（2）河南尹一职虽比太子宾客低半级，但是是掌握实权的职事官，而且这种高级的地方长官除了正式的朝廷俸禄之外，还有很多合法或半合法的收入。白居易在洛阳的家底不小，除了维持一个庭园式的府邸之外，还要供养家人、仆佣、歌伎，各项开支甚为繁钜。光靠太子宾客的死工资，也许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于是，出于家庭生计考虑，白居易不得不勉为其难，出任其厌倦已极、俗务缠身的守土之吏——河南尹。

（3）河南尹一职虽不为白居易内心所喜，但毕竟是在洛阳办公，不用四海漂泊，也没有违背白居易初回洛阳时的“今日是长归”的愿望。对白居易来说，应该算是勉强可以接受的一种安排吧。

白居易再度出任地方长官，他在洛阳这个政治敏感之地将会有何种遭遇？这对他的前途和命运有何种影响？愈演愈烈的牛李党争，还会给白居易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请看《白居易与牛李党争》最后一节《致仕》。

（十五）致仕

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十二月，白居易任河南尹。但是，白居易是以很不情愿的心情勉强就任的。他在《至九龙潭作》中写道：“喜逢二室游仙子，厌作三川守土臣。他日终为独往客，今朝未是自由身。”洛阳有黄河、洛水、伊水三条河，故称“三川”，“三川守土臣”既是指河南尹一职。白居易对这一职位的心情是厌倦，并对自己尚未得到“自由”而感慨。

白居易任河南尹的时间从大和四年开始，直至大和七年。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白居易几乎留下任何积极施政的材料，尽管他心里有一点惭愧：“自惭到府来周岁，惠爱威凌一事无。”相反，这一时期白居易的作品中不是游山玩水就是宴会应酬，其中不乏理直气壮的公款吃喝：“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用钱。”看来，牛党的最低目标只是将河南尹一职保持在自己人手里，并不指望其有何重大作为，因此对于白居易的表现，牛僧孺并不以之为仵。

但是这一情形并未维持太久。牛僧孺、李宗闵的结党行为，逐渐引起了唐文宗的不满，加上牛僧孺在处理维州事件时决策失误，失去了唐文宗的信任。大和六年（832年）十二月，牛僧孺以尚书右仆射出任淮南节度使，离开了宰相职位。次年二月，唐文宗启用其考虑已久的李德裕，将其从西川节度调回朝廷，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李德裕上台，白居易自知河南尹一职难以久继，于是再次申请百日长假，以求到期自动卸任。李德裕当然求之不得，四月底，白居易的假期一满，李德裕马上免去白居易的河南尹职务，恢复其之前所任的太子宾客分司，以散骑常侍严休复出任河南尹。严休复与元稹交往密切，又曾经通过查办杨虞卿的手下温亮来打击杨虞卿，应是李党成员。李德裕用其党人来争夺洛阳地方实权的意图是至为明显的。

不过，李德裕执政的时间也没多久。因为唐文宗真正倚为心腹的人，既不是牛僧孺，也不是李德裕，而是李训、郑注。李训、郑注以铲除专权宦官势力为首要政治目标，但在此之前他们先要在外朝清除牛李二党的势力。李、郑二人均以奇谋（抑或阴谋？）见长，他们于大和八年（834年）十月抛出漳王案，指责李德裕在浙西时暗中结交漳王李凑（文宗之弟），企图拥立漳王篡位。当初唐文宗是在宦官势力的拥戴下继承其哥哥的皇位的，即位的合法性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因此他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加上漳王确实博学多才，颇有人望，万一被人利用也是麻烦一桩，因此他放手让李训、郑注去“调查”。结果虽不能完全坐实，但嫌疑也不能排除，当时还没有“无罪推定”这一理念，最多只是“疑罪从轻”，于是，漳王被废，不久死去，李德裕也被贬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久又再贬袁州长史。这种不是一次做完而是连续进行的贬官方式，是唐朝皇帝或宰相常用的打击政敌的方法，目的是让政敌遭受连续的多次打击，因为你不知道要被贬多少次才算结束，只能在惶恐的心情中度日，而且被贬的任职之所反复变化，也让人漂泊不定、疲于奔命，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

李德裕下台后不久的大和九年（835年）六月，李训、郑注又制造“宋若宪案”，矛头指向指向了李宗闵、杨虞卿。宋若宪是当时著名的才女，在大明宫任女学士，深得唐文宗的倚重。李、郑二人指控李宗闵和杨虞卿等勾结驸马沈生，重金贿赂宋若宪，探听内宫消息，暗中搞小动作。此案再度触动唐文宗的怒点，于是，宋若宪被赐死，李宗闵、杨虞卿以及牛党的李汉、萧瀚均被贬官，尽数逐出长安。

李训、郑注是聪明人，他们在同时打击两党人士的同时，为了避免树敌过多，也注意笼络收买一些名望较高、不属于两党或对党争持消极态度的人。名气大、名声好、有才干、资格老的白居易，也是李郑二人积极拉拢的对象。大和九年（835年）九月，也就是在宋若宪案发生后不久，二人通过中书门下发出诏书，任命白居易为同州刺史。这个同州刺史可不简单，不是一般的刺史可比。

在唐朝中后期，已经形成了朝廷－藩镇－州府－县的四级行政管理体制。一般的州刺史，都从属于藩镇（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经略使），只有同州、华州这两个州最特殊，是直接从属于朝廷的“直属州”，因为两州负责镇守蒲津、潼关、华山等战略据点，直接关系西京长安的安全，非得直接听命于朝廷不可。同州刺史照例须兼任同州防御使，实际上相当于一个藩镇。二人任命白居易为同州刺史，显然是想笼络白居易，使白居易在他们起事的时候以同州守军配合他们的行动。

不过，二人似乎并不了解白居易。白居易此时一心一意养老，巴不得早点退休，同州刺史这种带兵上阵的职务，对白居易来说绝对是避之不及的苦差（如果是20年前，说不定白居易还会欣然接受）。而且，李、郑打击的李宗闵、杨虞卿等人都是白居易的好友、亲戚，白居易对二人绝无好感。于是白居易以患有痛风，双脚行动不便为由，婉言推辞了这一任命。白居易当时确实患有痛风足疾，这倒是事实，更重要的是，白居易名望太高，李、郑二人不愿与之为敌，再加上当时入居相位的舒元舆、贾𫗧均与白居易相善，于是二人顺水推舟，以白居易改任太子少傅，依旧分司东都。太子少傅是正二品官，在唐朝已经可谓位极人臣。白居易冒险抗旨，不但没有受到责备，反而得到升官，世事难料，大概他本人也感到意外。

事实证明，白居易拒绝赴任是非常明智的。就在一个多月之后，李训、郑注就发动了旨在诛灭以仇士良为首的专权宦官集团的“甘露之变”，但事起仓促，甚至没有得到唐文宗的积极配合，行动失败，李训、郑注被杀，同时的宰相舒元舆、贾𫗧、王涯亦被族诛，更连累诸多公卿、士大夫、乃至平民家庭遭到宦官指挥的神策军血洗，长安一时愁云惨淡，陷入一片恐怖。如果白居易与李训、郑注扯上瓜葛，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李训、郑注在政治舞台上消失后，牛李两党人士迅速复出，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这一时期唐文宗受到宦官势力的极度压抑，已经无法在党争中起到纵横捭阖的作用，这使得两党之争进一步趋入几乎失控的白热化阶段。这一时期，白居易的痛风病越来越严重，在开成四年（839年），白居易一度因中风致左半身瘫痪。年底时，白居易病情虽有缓解，但他自知时日无久，乃开始重新编辑自己的文集，并抄写副本，入藏洛阳香山寺和庐山东林寺，这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处理后事的意味了。

次年，即开成五年（840年）正月，抑郁的唐文宗病逝，遗命宰相李钰立陈王李成美（唐穆宗之子、文宗之侄）即位；而唐文宗生前宠爱的杨贤妃则与其族兄、另一宰相杨嗣复联合，企图拥立安王李溶（唐文宗之弟）；宦官仇士良则拥立颍王李瀍（唐文宗之弟）。三王相争，颍王李瀍因有宦官支持，得以出动神策军与飞龙兵抢先入宫，杀杨贤妃、安王、陈王，贬逐杨嗣复、李钰，从而继承大统，是为唐武宗。

杨嗣复、李钰均为牛党领袖。两人既为唐武宗之仇敌，则牛党的命运可想而知。而唐武宗又与李德裕志同道合，李德裕迅速上台，成为武宗一朝地位不可动摇的执政。

李德裕上台，对白居易来说决不是好消息。于是白居易在李德裕就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一个多月后，就上表辞去太子少傅，请求致仕（即退休）。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正月，朝廷下诏同意白居易辞去太子少傅一职。刚开始，白居易还挺高兴，他写了《自喜言怀》一诗说：“人言世事何时了？我是人间事了人。”一幅如释重负的样子。可是不久他就明白了，事情哪有这么简单？这是李德裕故意整治他的一种手段罢了。原来，朝廷的诏书仅同意白居易辞职，却迟迟没有同意他致仕退休。按照唐朝制度，官员致仕后按月发放“半俸”（工资的一半）作为养老金，因此要明确是以何种官职致仕，才能办理致仕手续，以便按照该官职的俸禄标准发放“半俸”。此时，白居易的太子少傅职务已被免去，却没有任命新的职务，没有职务就没有俸禄，因此这个时候白居易相当于是处于“失业”状态。白居易的《官俸初罢亲故见忧以诗喻之》就是写于此时。虽然白居易在诗中表达了豁达开朗的情绪，但“亲故见忧”这一事实客观上也透露了白居易在无俸禄可领的时候的尴尬和拮据。

白居易的“失业”状态一直持续了一年半，直到会昌二年（842年）八月，白居易才接到了其以刑部尚书致仕的诏书。一个退休申请，竟然经过一年多才得到批准，这不论在唐朝还是现代都是极不正常的。而白居易之所以得到批准，主要还是因为李党的另一领袖李绅在会昌二年二月从淮南节度回到朝廷，出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判度支。李绅虽为李党人士，但与白居易私交甚笃，看来是因为李绅做了工作，白居易才得以致仕的。李德裕确实够狠，要不是李绅，白居易不知道还要尴尬多久呢。

李德裕执政期间，唯一令白居易欣慰的是，他的堂弟白敏中得到了重用。当然，李德裕用白敏中是有其考虑的，并非出自善意，详细情形前文已有触及，不再重复。

唐武宗在位仅5年多，于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去世。唐武宗生前未立嗣，宦官集团拥立光王李怡（唐宪宗之子、唐武宗之叔）即位，是为唐宣宗。唐宣宗为光王的时候曾经遭到唐武宗的迫害，具体情形前文也已经提到了。因此，唐宣宗“一切务反会昌之政”，唐武宗重用李党，唐宣宗就偏要打击李党、启用牛党。于是，李德裕被贬至海南岛，而白敏中出任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同平章事，取代了李德裕的地位，成为宣宗朝的执政。

白居易当然乐于看到这一切，但他已经无法将其形诸诗文了，因为他患了严重的风痹，常常昏迷不醒。

会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在一次昏迷后再也没有醒来，一代诗宗就这样离世登仙了。

白居易去世后，白敏中为其请谥，唐宣宗命太常寺议谥，谥曰“文”。因此白居易亦称“白文公”。唐宣宗还有一首御制诗悼念白居易：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诗中所见，甚至用白居易的名、字、作品名来说事，是十分亲昵的语气，说不定白居易生前就已经与唐宣宗熟识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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