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十二月,白居易任河南尹。唐敬宗寶曆二年(826年)三月,也就是白居易還在蘇州的時候,橫海節度使(駐滄州,今河北省滄州市)李全略去世,其子李同捷自稱留後,並派人到周邊藩鎮做工作,企圖迫使朝廷承認其爲節度使。

賴正直 時拾史事

在堪比宮心計的大唐官鬥中,白居易死了

前面四章:

黨爭亡國,樂天與長達四十多年的牛李黨爭

黨爭亡國,樂天與長達四十多年的牛李黨爭(2)

唐朝官場比甄嬛傳還精彩

成功學:白居易教你如何在唐朝官鬥中升官(2)

(十二)白頭老監

白居易此次離開蘇州,並未得到任命新職位的通知,因此他打算先回洛陽,觀察形勢,如有可能,不妨再次請求分司,繼續優遊卒歲的閒散生活。白居易走的是徐汴漕運水路,在經過楚州(今江蘇省淮安市)時,楚州刺史郭行餘是白居易的崇拜者,他極力挽留白居易在楚州盤桓,給予了熱情招待。郭行餘還告訴白居易,劉禹錫和州刺史任期已滿,也是取道徐汴回洛陽,不久就會來到楚州。果然,沒過多久,劉禹錫也到了楚州。好友相逢,自然分外開心,再加上兩人都是處於無官身輕的狀態,而東道主郭行餘也是詩文同好,三人在楚州唱酬遊宴,何其快哉!

一轉眼到了十二月,這時又發生了一件震驚朝野的大案:唐敬宗在遊獵時被近幸宦官劉克明等人所弒!劉克明弒君之後,一不做二不休,還企圖擁立憲宗之子、絳王李悟即位,以此染指朝政。劉克明僞造了唐敬宗遺旨,調動禁軍接絳王入宮,準備在紫宸殿接見文武百官。然而,老宦官們不允許劉克明一夥胡鬧瞎搞。神策軍中尉魏從簡、梁守謙、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這宦官集團的四大頭領趕緊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派儀仗衛士迎立穆宗之子、敬宗之弟、江王李涵入宮即位,並出動左右神策六軍及飛龍兵,攻進內苑,以弒君矯詔之罪盡誅劉克明一黨,殺絳王。於是,江王登基即位,改名李昂,是爲唐文宗。

這一爆炸性的新聞傳到楚州,白居易和劉禹錫都震駭不已。兩人再無心思遊玩,趕緊向郭行餘告辭,匆匆前往洛陽探聽進一步的消息。

白居易到達洛陽,已是第二年的元月。這裏並沒有出現想象中的緊張和混亂,相反,局面顯得一片安靜祥和。因爲唐文宗完全不同於他荒唐無知的大哥,他心懷振興之志,敬賢禮儒,起用了裴度、崔羣、韋處厚等名士,深孚士林之望。政治比穆宗、敬宗時期都要清明得多。二月,唐文宗宣佈改元大和。三月二十七日,白居易也收到了詔書,他被任命爲祕書監(從三品),並賜紫金魚袋。

在堪比宮心計的大唐官鬥中,白居易死了

唐朝三省六部

祕書監是祕書省的長官,負責管理各種圖籍、文件、檔案。職事不算很複雜,但很重要,地位也很高。有人認爲祕書監是閒職,這是不對的。有一點文祕常識的人都知道,文件處理看似簡單,實際事務瑣碎繁多,而且往往涉及機密,對保密性要求也很嚴,不能以閒職視之。儘管如此,祕書省畢竟不是核心的權力部門,參與重大決策的機會不多。白居易出任祕書監,得到了裴度和崔羣的關照,但這一職位顯然與白居易的期待有所差距。也許是裴、崔二人對白居易的行政才幹沒有給予充分的認可,但不管怎樣,白居易的心裏難免失落。所以他在《祕省後廳》一詩中自嘲:“盡日後廳無一事,白頭老監枕書眠。”白居易的這種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他這一年已經五十六歲,再不幹些大事就更加沒有機會了,而自己寄予希望的領導和前輩卻不看好他,只是安排了一個事務性的職位給他,誰遇到這種情況都難免沮喪和頹廢。其實並不是祕書省無事可做,而是白居易自己什麼事都不想做。

白居易在祕書省消極怠工了半年多,突然接到一項特殊任務。十月份是唐文宗誕辰,朝廷將在麟德殿舉辦一次“三教論衡”大會,邀請儒、佛、道三教的領袖人物共聚一堂,分別講論各自教義,並互相辯難。白居易將作爲儒教的代表,與安國寺大和尚義休、太清宮道士楊弘文共同參會。白居易受邀出席大會,顯然唐文宗視其爲儒教名宿。可見白居易雖然三教兼修,但其立命之基仍在儒家,時人亦視之爲儒士。能得到皇帝的認可和青睞,白居易頓時又有所振奮。但這一大會的目的僅在營造盛典氣氛,慶賀唐文宗誕辰,而且唐朝本來就是三教並重,並非有意要在三教之中分出高下。白居易深諳此點,因此在論衡中主張:“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持論十分圓滑。

到了十二月,白居易再次接到一項特殊任務。這事得從上一年說起。唐敬宗寶曆二年(826年)三月,也就是白居易還在蘇州的時候,橫海節度使(駐滄州,今河北省滄州市)李全略去世,其子李同捷自稱留後,並派人到周邊藩鎮做工作,企圖迫使朝廷承認其爲節度使。當時唐敬宗只顧玩樂,居然對此不聞不問,以至宰相也拿不出應對的方案,任由李同捷在事實上割據滄、景、德、棣四州之地。直到唐文宗即位後,於大和元年(827年)五月下詔,以天平節度使(駐鄆州,今山東東平縣)烏重胤兼任橫海節度使,以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駐兗州,今山東省濟寧市)。這是一個不錯的妥協方案。即在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暫時承認李同捷的節度使地位,但爲了顯示任命權仍在朝廷手裏,將其調離滄景故地,更易於將來控制。然而,李同捷並不接受這一方案,他藉口將士挽留,拒不赴任,企圖強行維持割據事實。八月,唐文宗下詔削奪李同捷官爵,命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武寧節度使(駐徐州,今江蘇省徐州市)王智興、魏博節度使(駐魏州,今河北省大名縣)史憲誠、平盧節度使(駐青州,今山東省青州市)康志睦、盧龍節度使(駐幽州,今北京市)李載義、義成節度使(駐鄭州,今河南省鄭州市)李聽、義武節度使(駐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張播各以本部兵馬征討李同捷。在征討大軍中,烏重胤資格最老,是實際上的統帥。但就在大軍節節取勝的時候,年事已高的烏重胤突然在軍中病逝。一時各路兵馬頓失統帥,戰局陷入僵持。

此時,唐文宗派出工部尚書張正甫、祕書監白居易爲敕使,前往河北前線觀視戰況,並在諸將之中考察、選拔一名統帥,以接替烏重胤的位置。唐文宗爲何選擇白居易來完成這一任務?大概是看中白居易和王智興的關係。前面第十節曾經提到,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在任彭城縣令時曾勸說徐州刺史李淯歸順朝廷,當時王智興就是李淯的衙將,後來白季庚升任徐州別駕,代管徐州軍務,王智興也就成了白季庚的部下。白居易年紀雖稍小,但與王智興自幼就認識,這是肯定無疑的。後來白居易隱居洛陽時曾作《偶吟》一詩云:“韋荊南去留春服,王侍中來乞酒錢。”“王侍中”就是王智興,他來到洛陽,主動上門要白居易出錢請他喝酒,而白居易則寫詩嘲笑他當這麼大官卻連酒錢也不肯出,可見兩人交情非常,可以隨意拿對方開涮取樂。在征討李同捷的各路兵馬中,除烏重胤以外,王智興是最積極的。唐文宗下達討伐令之前,王智興就曾主動請求以徐州本部兵三萬,自備五月糧草北征滄州。因此,在烏重胤去世後,王智興的地位更顯重要,朝廷需要與其充分溝通。白居易作爲王智興老上司之子,與王智興關係微妙,交流更爲暢通,又熟悉徐州情況,應是不錯的人選。張正甫、白居易來到洛陽,聽取了王智興等前線諸將彙報戰況。王智興極力推薦保義節度使李寰爲橫海節度使,統領諸道兵馬。張正甫、白居易採納了王智興的意見,在上報朝廷後,以李寰爲橫海節度使,節制各路兵馬進討李同捷。同時,對積極參與討伐的各節度使均給予加官獎勵,王智興亦得授同平章事之職,成爲宰相。

看來唐文宗對白居易的工作很滿意。在白居易回到長安後不久的大和二年元月,白居易被任命爲刑部侍郎。刑部對白居易來說並不陌生,他在元和末年曾任過刑部司門員外郎。不過這一次不同,在當時,六部尚書均已成爲宰相的加官,因此六部侍郎事實上就是各部的最高長官。白居易任刑部侍郎,實際上就是成爲刑部的一把手。

唐代刑部下轄四個司: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門司。刑部司負責制定和解釋律令格式,審理複覈大理寺及京師各部門、地方州府的案件,以及八議、官當、赦免等特殊案件;都官司負責管理京師及各地方的監獄,以及作爲刑罰的勞役的執行;比部司負責中央各部門和地方州府的財務會計和審計,監督稅收、俸祿、公廨、贓贖、軍費、和糴等收支;司門司負責管理宮城各城門的出入及全國關隘通行,負責審批發放通行文牒,並負責監督執行流放刑。雖然古代和現代的國家機構職能無法一一對應,但大體上說,唐代的刑部兼具現代的最高法院、司法部(監獄管理局)、審計署、警備局、海關、邊防部隊等部門的職能,是重要的實權部門。尤其在唐代後期,六部、九寺、五監的職能大多被新出現的各種使職機構所架空,例如人事任免職能由中書門下及地方節度使行使,吏部被架空;財稅職能實際由鹽鐵使、轉運使行使,戶部被架空;軍事管理職能由神策軍和宦官專屬的飛龍使、閒廄使、闢仗使等行使,兵部被架空,等等。而刑部只有審理詔獄等重大案件的權力被三司使所奪,大部分職能仍然保留着,地位雖有下降,但仍掌握相當實權。

白居易執掌大唐帝國“最高法院”,他能勝任這個職位嗎?刑部的經歷,將給白居易的仕途帶來何種變數?

(十三)第二次分司東都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元月,白居易就任刑部侍郎,成爲唐代中央司法機關的“一把手”,這樣說起來,白居易也曾當過“法官”,而且是“大法官”呢。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成爲中國文學史和法制史共同的佳話。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從史料中挖掘一些白居易斷獄破案的傳奇故事,那恐怕要失望。因爲白居易在擔任刑部侍郎的一年多時間裏基本上是無所作爲,更談不上辦理什麼重大案件。從白氏文集中這一時期創作的詩文來看,完全沒有在蘇杭當刺史時那樣忙碌的工作寫照,恰恰相反,有的只是“病來心靜無一思,老去身閒百不爲”,“人事行時少,官曹入日稀”,“因君知非問,詮校天下事。第一莫若禪,第二無如醉”之類的頹唐自嘲之語。

六部尚書、侍郎在唐朝是極爲清貴的官職,特別是在中晚唐,六部尚書、侍郎加同平章事銜而成爲宰相的例子極多(後來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就是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成爲唐宣宗的宰相的,六部尚書、侍郎在唐朝的地位之尊,是後世的宋元明清都無法比擬的)。而白居易聲名聞於海外,儼然文壇一代宗師,受到唐文宗的極度敬重。白居易此時出任刑部侍郎,可以說再次走到了登閣拜相的門檻之前,離執掌朝政只有一步之遙。

然而,白居易卻在這一關鍵時刻主動退後,再一次放棄了登上權力頂峯的努力。這其中有幾個原因:

(1)白居易本來身體就不是很好,年輕時就患有眼病和痛風,此時更是年屆57歲,身體更差了。他在寫給元稹的詩中訴苦:“黃昏一慟後,夜半十起時。病眼兩行血,衰鬢萬莖絲。咽絕五臟脈,消滲百骸脂。雙目失一目,四肢斷兩肢。”寫得似乎有些誇張,但從中也可以看出這一段時間白居易多種疾病纏身,健康狀況不容樂觀。

(2)幾位同事和朋友的溘然去世,在削弱了白居易的政治依靠的同時,也消解了他積極仕進的意志。白居易《和自勸》(之一)雲:“爭知壽命短復長,豈得營營心不止。請看韋孔與錢崔,半月之間四人死。”詩後白居易自注:“韋中書處厚、孔京兆戢、錢尚書徽、崔華州植,十五日間,相次而逝。”韋處厚、孔戢、錢徽、崔植四人,都是白居易的同事、摯友,也是白居易在朝局政爭中站穩腳跟的靠山,他們在半個月之間一一離世,對白居易繼續在長安爭一席之地的實力和信心均有重大打擊。

(3)唐文宗初期重用牛僧孺、李宗閔,二人拜相後進而啓用白居易妻族的楊嗣復、楊虞卿、楊漢公等人,一時炙手可熱,使得楊氏家族在長安靖恭裏的宅第被人們稱爲“行中書省”。與白居易關係尤其密切的楊虞卿更是號稱牛黨的“黨魁”(在當時,“黨”是“朋黨”的簡稱,是個貶義詞)。按照白居易對中庸之道的修養以及對黨爭的超脫心態,他也許是在想:“有楊虞卿他們去鬧騰也就夠了,自己不需要跟着一起摻合。”

於是,白居易從大和三年元月開始又請起了“百日長假”。這一次請假和上次在蘇州不同,是有意爲了辭職而請的。到了三月,假滿,白居易的刑部侍郎一職也就自動解除了。此時的宰相是吏部侍郎李宗閔,李宗閔和白居易的關係也很不錯,他非常理解白居易的心情,在白居易解職刑部的同時,下達了白居易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的詔書。

太子賓客是正三品的高官,在東宮官屬中僅次於三師、三少,雖然沒有具體職掌,但地位尊崇,俸祿亦不菲。白居易以如此官祿,回到洛陽舊宅,可謂鳥脫樊籠、如魚得水。那麼,白居易真的就這樣安享晚年了嗎?他在洛陽的生活還會出現波瀾嗎?離開政治中心的白居易,還會有什麼作爲嗎?

(十四)第三次分司東都

在白居易即將離開長安到洛陽赴任的時候,裴度、劉禹錫、張籍爲其設宴送行。詩人們聚個會、喫個飯,難免相互唱酬,於是有了《白居易文集》中的《宴興化池送白二十二東歸聯句》。值得玩味的是,詩題中把白居易前往洛陽稱爲東“歸”。因爲白居易出生於新鄭縣,與洛陽(河南府)同屬於河南道,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病逝後,白居易的祖母和母親舉家從徐州搬遷到了洛陽,所以白居易對洛陽是有特殊感情的。白居易第一次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時,更是花大力氣在洛陽營建新居,雖然規模不算很大,但經過精心佈置,景色十分別致。此次白居易再次回到洛陽宅第,“回家”的感覺自然分外強烈:“驛吏引藤輿,家僮開竹扉。往時多暫住,今日是長歸。”對於太子賓客這樣的正三品高官,洛陽地方政府自然少不了接待,還安排驛吏用藤輿送白居易回家。以前白居易因公務多次路經洛陽,都是短期的逗留,即使是第一次分司東都,也只有六個多月的時間,而這一次,白居易是打定主意長住下來不走了。

在堪比宮心計的大唐官鬥中,白居易死了

令狐楚·五絕·宮中樂(局部)

白居易在洛陽的朋友不少,東都分司的最高行政長官——東都留守令狐楚,就是白居易多年的老領導、老同事。此外,同爲太子賓客分司的皇甫鏞、太子右庶子分司蘇弘、河南少尹尉遲汾等,也是白居易的好友。不過,最讓白居易高興的,是在洛陽重逢了多年未見的元稹。

原來,唐文宗雖然重用牛僧孺、李宗閔等人,但對他們結成朋黨組建幫派的作爲很不滿意。爲此,唐文宗有意啓用李德裕及李黨要員進入朝廷,以牽制牛僧孺、李宗閔的勢力。就在白居易回到洛陽的這一年九月,李德裕的重要盟友、浙東觀察使元稹被徵調回長安,路經洛陽,小住了幾日,得以和白居易相聚。元稹有《過東都別樂天》兩首,其一雲:“君應怪我流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與恐君無此歡。”其二雲:“自識君來三度別,這回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後回相見無?”元稹的擔心後來真的成了現實,這就是兩人的最後一次見面了。元稹與老友相會固然高興,但他心心念唸的更在於回到長安重建政治版圖,爭奪宰制天下的阿衡之柄。

元稹匆匆離開洛陽到達長安後,得到了任命他爲尚書左丞的通知。元稹曾在穆宗時期一度任宰相,罷相之後纔去浙東的,這次回朝,本抱着再度拜相的希望,尚書左丞雖然也是清貴的職位、唐人心目中的“美官”,是尚書都省的實際負責人,但畢竟與元稹的期望相差甚遠。第二年,也就是大和四年(830年)元月,牛僧孺被任命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再度成爲宰相,已居相位的李宗閔則改任中書侍郎,成爲集體宰相制中的首席宰相,牛黨勢力達到了巔峯。此時,身爲李黨成員的元稹在尚書都省肯定是呆不下去的,果然,很快他就被任命爲武昌節度使,又一次被逐出權力核心。這對元稹來說是極爲巨大的打擊,他的情緒抑鬱低落,到武昌不久就“暴卒”身亡。

牛黨的上臺,也影響到了白居易。牛李兩黨相爭,爭的不僅是中央的執政權,也要爭地方的實權,特別是像東都洛陽這樣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地區的實權。大和四年十二月,東都留守崔洪禮病逝,牛僧孺等提議以河南尹韋弘景爲東都留守,以太子賓客白居易爲河南尹。韋弘景、白居易均一向官聲甚佳,因而這一提議很快就得到了唐文宗的認可,十二月二十八日,詔書下達,白居易正式就任河南尹(從三品)。

白居易自從辭去刑部侍郎一職之後,可謂宦情已倦,到洛陽純粹是來養老的。然而他逍遙不過才一年多,就接受了河南尹這樣權力和責任均極沉重的職務,似有幾點原因可尋:

(1)此時牛僧孺的李德裕已經開始正面對抗,雖然李德裕尚未回到朝廷任官,但朝中已有鄭覃等人作爲李德裕的代理人,黨爭進入激化階段。此時,將東都洛陽這一重鎮控制在牛黨手裏,對黨爭的意義不言而喻。韋弘景與楊虞卿不善,似乎不屬於牛黨,但其曾當過蕭俛的助手,又與張仲方爲摯友(張仲方是李吉甫的政敵),至少明顯不屬於李黨,綜合來看應該是一個相對中立,但稍微傾向牛黨的人物。在相對中立的韋弘景出任東都留守的情況下,河南尹這一職位對牛黨來說的地位和作用就更加突出了。爲此,牛黨一定要尋找一個名頭夠響、聲望足以鎮服朝野的人來出任河南尹,而詩文之名蓋於當世、幹練務實、履歷豐富的白居易,顯然是一個極佳人選。牛僧孺、李宗閔、楊虞卿等人一定在白居易身上做足了思想工作,白居易實在拗不過他們,只能承允下來。

(2)河南尹一職雖比太子賓客低半級,但是是掌握實權的職事官,而且這種高級的地方長官除了正式的朝廷俸祿之外,還有很多合法或半合法的收入。白居易在洛陽的家底不小,除了維持一個庭園式的府邸之外,還要供養家人、僕傭、歌伎,各項開支甚爲繁鉅。光靠太子賓客的死工資,也許確實有些捉襟見肘。於是,出於家庭生計考慮,白居易不得不勉爲其難,出任其厭倦已極、俗務纏身的守土之吏——河南尹。

(3)河南尹一職雖不爲白居易內心所喜,但畢竟是在洛陽辦公,不用四海漂泊,也沒有違背白居易初回洛陽時的“今日是長歸”的願望。對白居易來說,應該算是勉強可以接受的一種安排吧。

白居易再度出任地方長官,他在洛陽這個政治敏感之地將會有何種遭遇?這對他的前途和命運有何種影響?愈演愈烈的牛李黨爭,還會給白居易的生活帶來哪些變化?請看《白居易與牛李黨爭》最後一節《致仕》。

(十五)致仕

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十二月,白居易任河南尹。但是,白居易是以很不情願的心情勉強就任的。他在《至九龍潭作》中寫道:“喜逢二室遊仙子,厭作三川守土臣。他日終爲獨往客,今朝未是自由身。”洛陽有黃河、洛水、伊水三條河,故稱“三川”,“三川守土臣”既是指河南尹一職。白居易對這一職位的心情是厭倦,並對自己尚未得到“自由”而感慨。

白居易任河南尹的時間從大和四年開始,直至大和七年。在這三年多的時間裏,白居易幾乎留下任何積極施政的材料,儘管他心裏有一點慚愧:“自慚到府來週歲,惠愛威凌一事無。”相反,這一時期白居易的作品中不是遊山玩水就是宴會應酬,其中不乏理直氣壯的公款喫喝:“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用錢。”看來,牛黨的最低目標只是將河南尹一職保持在自己人手裏,並不指望其有何重大作爲,因此對於白居易的表現,牛僧孺並不以之爲仵。

但是這一情形並未維持太久。牛僧孺、李宗閔的結黨行爲,逐漸引起了唐文宗的不滿,加上牛僧孺在處理維州事件時決策失誤,失去了唐文宗的信任。大和六年(832年)十二月,牛僧孺以尚書右僕射出任淮南節度使,離開了宰相職位。次年二月,唐文宗啓用其考慮已久的李德裕,將其從西川節度調回朝廷,任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李德裕上臺,白居易自知河南尹一職難以久繼,於是再次申請百日長假,以求到期自動卸任。李德裕當然求之不得,四月底,白居易的假期一滿,李德裕馬上免去白居易的河南尹職務,恢復其之前所任的太子賓客分司,以散騎常侍嚴休復出任河南尹。嚴休復與元稹交往密切,又曾經通過查辦楊虞卿的手下溫亮來打擊楊虞卿,應是李黨成員。李德裕用其黨人來爭奪洛陽地方實權的意圖是至爲明顯的。

不過,李德裕執政的時間也沒多久。因爲唐文宗真正倚爲心腹的人,既不是牛僧孺,也不是李德裕,而是李訓、鄭注。李訓、鄭注以剷除專權宦官勢力爲首要政治目標,但在此之前他們先要在外朝清除牛李二黨的勢力。李、鄭二人均以奇謀(抑或陰謀?)見長,他們於大和八年(834年)十月拋出漳王案,指責李德裕在浙西時暗中結交漳王李湊(文宗之弟),企圖擁立漳王篡位。當初唐文宗是在宦官勢力的擁戴下繼承其哥哥的皇位的,即位的合法性多多少少有點問題,因此他對這個問題特別敏感,加上漳王確實博學多才,頗有人望,萬一被人利用也是麻煩一樁,因此他放手讓李訓、鄭注去“調查”。結果雖不能完全坐實,但嫌疑也不能排除,當時還沒有“無罪推定”這一理念,最多隻是“疑罪從輕”,於是,漳王被廢,不久死去,李德裕也被貶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不久又再貶袁州長史。這種不是一次做完而是連續進行的貶官方式,是唐朝皇帝或宰相常用的打擊政敵的方法,目的是讓政敵遭受連續的多次打擊,因爲你不知道要被貶多少次纔算結束,只能在惶恐的心情中度日,而且被貶的任職之所反覆變化,也讓人漂泊不定、疲於奔命,是一種殘酷的精神折磨。

李德裕下臺後不久的大和九年(835年)六月,李訓、鄭注又製造“宋若憲案”,矛頭指向指向了李宗閔、楊虞卿。宋若憲是當時著名的才女,在大明宮任女學士,深得唐文宗的倚重。李、鄭二人指控李宗閔和楊虞卿等勾結駙馬沈生,重金賄賂宋若憲,探聽內宮消息,暗中搞小動作。此案再度觸動唐文宗的怒點,於是,宋若憲被賜死,李宗閔、楊虞卿以及牛黨的李漢、蕭瀚均被貶官,盡數逐出長安。

李訓、鄭注是聰明人,他們在同時打擊兩黨人士的同時,爲了避免樹敵過多,也注意籠絡收買一些名望較高、不屬於兩黨或對黨爭持消極態度的人。名氣大、名聲好、有才幹、資格老的白居易,也是李鄭二人積極拉攏的對象。大和九年(835年)九月,也就是在宋若憲案發生後不久,二人通過中書門下發出詔書,任命白居易爲同州刺史。這個同州刺史可不簡單,不是一般的刺史可比。

在唐朝中後期,已經形成了朝廷-藩鎮-州府-縣的四級行政管理體制。一般的州刺史,都從屬於藩鎮(節度使、觀察使、防禦使、經略使),只有同州、華州這兩個州最特殊,是直接從屬於朝廷的“直屬州”,因爲兩州負責鎮守蒲津、潼關、華山等戰略據點,直接關係西京長安的安全,非得直接聽命於朝廷不可。同州刺史照例須兼任同州防禦使,實際上相當於一個藩鎮。二人任命白居易爲同州刺史,顯然是想籠絡白居易,使白居易在他們起事的時候以同州守軍配合他們的行動。

不過,二人似乎並不瞭解白居易。白居易此時一心一意養老,巴不得早點退休,同州刺史這種帶兵上陣的職務,對白居易來說絕對是避之不及的苦差(如果是20年前,說不定白居易還會欣然接受)。而且,李、鄭打擊的李宗閔、楊虞卿等人都是白居易的好友、親戚,白居易對二人絕無好感。於是白居易以患有痛風,雙腳行動不便爲由,婉言推辭了這一任命。白居易當時確實患有痛風足疾,這倒是事實,更重要的是,白居易名望太高,李、鄭二人不願與之爲敵,再加上當時入居相位的舒元輿、賈餗均與白居易相善,於是二人順水推舟,以白居易改任太子少傅,依舊分司東都。太子少傅是正二品官,在唐朝已經可謂位極人臣。白居易冒險抗旨,不但沒有受到責備,反而得到升官,世事難料,大概他本人也感到意外。

事實證明,白居易拒絕赴任是非常明智的。就在一個多月之後,李訓、鄭注就發動了旨在誅滅以仇士良爲首的專權宦官集團的“甘露之變”,但事起倉促,甚至沒有得到唐文宗的積極配合,行動失敗,李訓、鄭注被殺,同時的宰相舒元輿、賈餗、王涯亦被族誅,更連累諸多公卿、士大夫、乃至平民家庭遭到宦官指揮的神策軍血洗,長安一時愁雲慘淡,陷入一片恐怖。如果白居易與李訓、鄭注扯上瓜葛,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李訓、鄭注在政治舞臺上消失後,牛李兩黨人士迅速復出,填補了這一權力真空。這一時期唐文宗受到宦官勢力的極度壓抑,已經無法在黨爭中起到縱橫捭闔的作用,這使得兩黨之爭進一步趨入幾乎失控的白熱化階段。這一時期,白居易的痛風病越來越嚴重,在開成四年(839年),白居易一度因中風致左半身癱瘓。年底時,白居易病情雖有緩解,但他自知時日無久,乃開始重新編輯自己的文集,並抄寫副本,入藏洛陽香山寺和廬山東林寺,這多多少少帶有一點處理後事的意味了。

次年,即開成五年(840年)正月,抑鬱的唐文宗病逝,遺命宰相李鈺立陳王李成美(唐穆宗之子、文宗之侄)即位;而唐文宗生前寵愛的楊賢妃則與其族兄、另一宰相楊嗣復聯合,企圖擁立安王李溶(唐文宗之弟);宦官仇士良則擁立潁王李瀍(唐文宗之弟)。三王相爭,潁王李瀍因有宦官支持,得以出動神策軍與飛龍兵搶先入宮,殺楊賢妃、安王、陳王,貶逐楊嗣復、李鈺,從而繼承大統,是爲唐武宗。

楊嗣復、李鈺均爲牛黨領袖。兩人既爲唐武宗之仇敵,則牛黨的命運可想而知。而唐武宗又與李德裕志同道合,李德裕迅速上臺,成爲武宗一朝地位不可動搖的執政。

在堪比宮心計的大唐官鬥中,白居易死了

李德裕上臺,對白居易來說決不是好消息。於是白居易在李德裕就任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的一個多月後,就上表辭去太子少傅,請求致仕(即退休)。

唐武宗會昌元年(841年)正月,朝廷下詔同意白居易辭去太子少傅一職。剛開始,白居易還挺高興,他寫了《自喜言懷》一詩說:“人言世事何時了?我是人間事了人。”一幅如釋重負的樣子。可是不久他就明白了,事情哪有這麼簡單?這是李德裕故意整治他的一種手段罷了。原來,朝廷的詔書僅同意白居易辭職,卻遲遲沒有同意他致仕退休。按照唐朝制度,官員致仕後按月發放“半俸”(工資的一半)作爲養老金,因此要明確是以何種官職致仕,才能辦理致仕手續,以便按照該官職的俸祿標準發放“半俸”。此時,白居易的太子少傅職務已被免去,卻沒有任命新的職務,沒有職務就沒有俸祿,因此這個時候白居易相當於是處於“失業”狀態。白居易的《官俸初罷親故見憂以詩喻之》就是寫於此時。雖然白居易在詩中表達了豁達開朗的情緒,但“親故見憂”這一事實客觀上也透露了白居易在無俸祿可領的時候的尷尬和拮据。

白居易的“失業”狀態一直持續了一年半,直到會昌二年(842年)八月,白居易才接到了其以刑部尚書致仕的詔書。一個退休申請,竟然經過一年多才得到批准,這不論在唐朝還是現代都是極不正常的。而白居易之所以得到批准,主要還是因爲李黨的另一領袖李紳在會昌二年二月從淮南節度回到朝廷,出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判度支。李紳雖爲李黨人士,但與白居易私交甚篤,看來是因爲李紳做了工作,白居易才得以致仕的。李德裕確實夠狠,要不是李紳,白居易不知道還要尷尬多久呢。

李德裕執政期間,唯一令白居易欣慰的是,他的堂弟白敏中得到了重用。當然,李德裕用白敏中是有其考慮的,並非出自善意,詳細情形前文已有觸及,不再重複。

唐武宗在位僅5年多,於會昌六年(846年)三月去世。唐武宗生前未立嗣,宦官集團擁立光王李怡(唐憲宗之子、唐武宗之叔)即位,是爲唐宣宗。唐宣宗爲光王的時候曾經遭到唐武宗的迫害,具體情形前文也已經提到了。因此,唐宣宗“一切務反會昌之政”,唐武宗重用李黨,唐宣宗就偏要打擊李黨、啓用牛黨。於是,李德裕被貶至海南島,而白敏中出任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同平章事,取代了李德裕的地位,成爲宣宗朝的執政。

白居易當然樂於看到這一切,但他已經無法將其形諸詩文了,因爲他患了嚴重的風痹,常常昏迷不醒。

會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在一次昏迷後再也沒有醒來,一代詩宗就這樣離世登仙了。

白居易去世後,白敏中爲其請諡,唐宣宗命太常寺議諡,諡曰“文”。因此白居易亦稱“白文公”。唐宣宗還有一首御製詩悼念白居易:

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

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詩中所見,甚至用白居易的名、字、作品名來說事,是十分親暱的語氣,說不定白居易生前就已經與唐宣宗熟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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