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九九消寒

纪录片的春天来了，而纪录片电影的春天却像2018年的3月一样，在本该回暖的春之门槛上骤然降了一场不合时宜的小雪。

和去年的《二十二》一样，今年的两部代表性纪录片电影《最后的棒棒》（以下简称《棒棒》）、《大三儿》也将上映日期选在了8月中旬。但在市场表现上，这两部电影却和《二十二》有着天壤之别。

据猫眼票房统计，《棒棒》上映6天，票房仅75.7万，《大三儿》上映3天，票房仅51.2万（预测票房也看不到希望），而《二十二》的总票房是1.7亿——残忍的对比。

《二十二》之前是《冈仁波齐》（2017.6），票房1亿，再往前回溯，是动物类纪录片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2016.8）票房6664.7万，《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12）票房647万……

从这组数据来看，2017年似乎是纪录片电影奋力一冲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可惜，巅峰之景诚然美不胜收，却站不下那么多人——从业者水平的参差、市场储备的不完善致使这股冲劲后继乏力。

这也是为什么创造豆瓣口碑神话的《棒棒》会在电影市场一落千丈。

《最后的棒棒》《大三儿》为什么输了？

评分9.7，好于99%的纪录片，这是剧版《棒棒》的豆瓣成绩；评分6.4，好于1%的纪录片，这是影版的成绩。这个成绩给所有期待《棒棒》的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理落差。

纵览豆瓣评价，电影《棒棒》的失利原因基本可以总结为一点：失真。明显的摆拍、刻意的煽情、做作的旁白，让剧版《棒棒》可贵的真实在电影里被严重压缩、折损、变异。殊不知纪录片爱好者，或对《棒棒》情有独钟的观众，最在意的正是它的真实。

无论是剧版还是影版纪录片，在制作过程中不干涉，不评价，不框之以意识形态，克制个人抒发，是导演应该谨守的准则。奇怪的是导演何苦在剧版里将这些做到了极致，到了电影里却仿佛失忆。

鹦鹉君唯一能想到的解释是，何苦导演对纪录片电影市场的理解更偏向商业，但他对商业电影的理解和把控能力又偏于业余，对纪录片的商业之路更是一头雾水，乃至邯郸学步，导致作品不伦不类。这是《棒棒》的可惜之处。

再说《大三儿》，这部没有剧版背书的纪录片电影表现比《棒棒》稍好，但也属于惨字号一栏。

《大三儿》豆瓣评分7.6，评价普遍较高，导演佟晟嘉比何苦更专业也更克制，但这部电影的题材类型和过于个人化的表达（导演坦言如果大三儿叶云不是他的朋友他不会去拍，全片充满了与主角过分私人性的亲近），让这部电影的目标受众从题材受众进一步缩小到了愿意接受个人化表达的人群，这是《大三儿》未能打开市场的一大原因。

此外，《棒棒》和《大三儿》的共同败点是营销的乏力，当然，这主要受限于营销成本的不足。另一方面，两部电影的主题社会覆盖面过窄，未能和口碑（如果有的话）拧成一股绳形成长效支撑，也是它们的失利之处。

纪录片电影商业之路尚远，做好成本控制是关键

今年6月，广电总局发布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实施‘记录新时代’纪录片创作传播工程的通知”，要求每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全年在19：30-22：30时段播出国产纪录片总量不得低于7小时，为纪录片架起了一条专门的输出渠道。

与此同时，各大视频网站也加快了在纪录片产业的布局。比如腾讯视频最近两年在纪录片方面不断加大投入，通过加深与BBC、国家地理频道、NHK、ITV等在纪录片领域的合作，不遗余力地打造自己的纪录片品牌。

国内的纪录片市场的确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温暖期，但正如开头所说，剧版和影版纪录片在前进之路上存在明显的前后腿差异。电影市场的风险系数向来要大于电视剧市场。因此，在入局纪录片电影市场之前，要做的研究和准备绝不比传统电影少。

说回《棒棒》和《大三儿》，两部电影所犯的错误其实是多数纪录片电影都会犯的，如真实性缺失、过于个人、受众基数过小、营销仅仅聊胜于无等等。

诸如导演对纪录片的把控能力等专业上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能力训练、后期打磨解决的，而一部纪录片电影走进院线，走上商业之路，不仅要把关内容质量，更需要将风险控制问题前置，充分考虑市场环境，如受众基数等。

可以肯定的是，《二十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呼应了埋在全民心中的历史记忆和爱国情怀，它的主题赋予了其一呼百应的潜力。

《冈仁波齐》对于信仰的探讨向来具有普世价值，而近十年来，西藏、朝圣、信仰等话题在国内早已不再小众。影片本着普世的主题，只要质量过关，市场覆盖率必然是可观的。这一类影片或可适量增加投入，做大做精，充分挖掘市场潜力。

而对于另一类偏于小众的题材，就需要谨慎估计其市场容量，做好成本控制，以应对市场遇冷等不测情况。

电影市场永远需要更加丰富的题材来填充，创新有时恰好是机遇，受众基数小从来不是电影的原罪。但对于目前尚不成熟的纪录片市场来说，唯有保证稳妥才是保护创作积极性、蓄积有生力量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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