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大明完人王阳明》，作者：何书彬，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明时，朝廷以“票拟”制度处理奏疏，即奏疏先送至内阁，由内阁官员代拟批文，然后将代拟之批文写在票签之上，连奏疏一起呈交皇帝，由皇帝做最终裁决。多数情况下，阁臣并无多少权力，虽然时人也常称他们为宰相，实际上他们并无相权，只是皇帝的秘书而已，因为决策权完全归属皇帝。

　　但也因为如此，当皇帝无意于施政时，掌握“票拟”之权者，无疑就在代行皇帝职权，是谓“立皇帝”。

　　当时的刘瑾，就是那个“立皇帝”。

　　《明史》载：“瑾每奏事，必侦帝为戏弄时。帝厌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专决，不复白。”

　　也就是说，在正德皇帝看来，刘瑾不过是犬马一只。当然，刘瑾也很清楚他的角色，在绝对君权之下，他就是一个卑贱的奴仆。但是，这个奴仆却工于心计，反手将其主玩弄于股掌之上。他不但掌握了“票拟”之权，而且在“票拟”之后，根本不呈送奏疏给正德皇帝。他让正德皇帝不到二十岁就过上了退休生活。而正德皇帝呢，他嬉游之意正浓，以天下为游乐场，才不关心真正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呢。

　　《明史纪事本末》载：“瑾……内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诛求诸臣，使自救不暇，而莫敢进言。帝喜，益谓瑾可委任矣。”

　　就在这时，刘瑾看到了王阳明的上疏。他大怒，以皇帝之名，下诏杖责王阳明，并令亲信监督行刑。

　　杖责，即廷杖。这是明代皇帝惯行的一种刑罚，亦时有朝臣因此杖毙于朝。

　　在明代之前，廷杖之事只是偶尔有之。

　　比如，《资治通鉴》载：“（唐）广州都督裴伷先下狱，上与宰相议其罪。张嘉贞请杖之，张说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且所以养廉耻也。故士可杀不可辱。臣向巡北边，闻杖姜皎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应死则死，应流则流，奈何轻加笞辱，以皂隶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复追，伷先据状当流，岂可复蹈前失！’上深然之。”

　　司马光以此为例，为君主示戒，而北宋朝廷也于神宗年间做出明文规定不可对士大夫施以黥、杖之刑。

　　但到了明代，廷杖却成了制度。比如，在朱元璋时代，即有多名朝臣受杖刑。

　　对此，《明史》这样记载：“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

　　到了正德元年，即王阳明上疏的那一年，廷杖制度变本加厉。

　　对此，《典故纪闻》一书载，在嘉靖初年致仕的刑部尚书林俊称：“成化时，臣及见廷杖三五臣，容厚棉底衣，重毡迭帊，然且卧床数日，而后得痊。正德时，逆瑾用事，始启去衣之端，酿有末年谏止南巡杖死之惨。”

　　检索《明史·武宗本纪》，廷杖之条频频出现：“二年春……闰月庚戌，杖给事中艾洪、吕翀、刘及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二十一人于阙下。二月戊戌，杖御史王良臣于午门，御史王时中荷校于都察院。”“十四年春正月丙申朔……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自刃以谏，卫士夺刃，得不死，鞫治，杖杀之。……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于阙下。是日，风霾昼晦。……戊寅，杖黄巩等三十九人于阙下，先后死者十一人。”

　　如果说，朱元璋频频施廷杖之刑，是出于明知“士可杀而不可辱”却故意行之的变态心理；那么可以说，正德皇帝朱厚照将廷杖之刑加重并扩大，则属毫无心肝。

　　《阳明先生年谱》载：“已而廷杖四十，既绝复苏。”

　　也就是说，行刑者按照刘瑾的安排，意在杖死王阳明，但是，他在昏死过去之后，又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这是王阳明第一次直接面对绝对专制之恐怖。毫无疑问，这也堪称他一生之中创痛最深之经验。

　　随后，刘瑾将王阳明投入诏狱。

　　时为正德元年农历十二月，为一年中最寒冷之时。

　　锦衣卫的诏狱，素来酷烈。对此，就连残暴之极的朱元璋都曾一度良心发现，在洪武二十年，“诏内外狱咸归三法司，罢锦衣狱”。不过，由于绝对君权之需要，诏狱在朱棣时期又重新出现。朱棣不仅扩大了诏狱，还增强了锦衣卫作为秘密警察的功能。

　　在狭小、湿冷的半地穴式牢房中，王阳明度过了他人生第一个彻底失去自由的春节。他身受重伤，却不能指望得到任何治疗。他只能躺在牢房墙角处一个只有两尺宽的土台上，等待伤口自愈。

　　他需要静养，但他却无法平静下来。

　　在狱中，他作诗十四首。其中，第一首题为《不寐》。他这样写道：“崖穷犹可陟，水深犹可泳。焉知非日月，胡为乱予衷？深谷自逶迤，烟霞日悠永。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垅！”

　　也就是说，惨痛的现实，让他第一次对“致君行道”的观念产生了怀疑。他反问自己，山高可登，水深可涉，但是这日月之事（即明廷之事）为什么扰乱我心呢？他自问自答，不如把匡时救弊之事业交给那些贤达吧，我要像陶渊明那样去职还乡。

　　冷静下来后，他对眼前的局势做了一番推演。他认为，刘瑾已经大权在握，当朝重臣几乎都已见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刘瑾下一步应该会去收买人心，而没必要进一步扩大宦官、文臣之间的冲突。所以，他和获罪之言官只要耐心等待，应该就会等到出狱之机。

　　他作《读易》一诗，这样写道：“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包蒙戒为寇，童牿事宜早。蹇蹇匪为节，虩虩未违道。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

　　在这首诗里，他分别提到了蒙卦、大畜卦、蹇卦、震卦、遁卦和蛊卦。

　　蒙卦告诉他，一名青年正停留在危险边缘，而且有些不知所措。大畜卦告诉他，这名青年应勇敢并坚韧地增强他的力量。蹇卦告诉他，这名青年的前后左右都有艰难险阻，但他终将克服这些艰难险阻，而且，他身处险境并不是因为他犯了过错，恰恰相反，他应该坚持他的初心，如此他必获自由。震卦再次让他坚信，他并无过错，而且他必获成长。遁卦告诉他，恶势力依旧很嚣张，他要注意安全。蛊卦告诉他，虽然当下有重重考验，不能走错任何一步，但他终究会找到一条更加光明的道路。

　　简而言之，他不在意野蛮权力的所谓审判，他忠于内心的法则。他对朽坏的朝政感到厌恶，但他仍将对社会负有责任，并不一定是通过仕宦之途。

　　在狱中，他度过了春节。月光从窗栏的缝隙照进牢内，他想起故土，不禁悲从中来。在《见月》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屋罅见明月，还见地上霜。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裳。匪为严霜苦，悲此明月光。月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胡为此幽室，奄忽逾飞扬？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望。盈虚有天运，叹息何能忘！”

　　也就是说，对于人事，他虽感慨，但这无伤于他的儒家信念。对于未来，他抱以乐观的态度。

　　因此，他在狱中，也不忘和狱友切磋砥砺。在狱中所写的最后一首诗中，他这样写道：“行藏未可期，明当与君别。愿言无诡随，努力从前哲！”

　　也就是说，在出狱前夕，他勉励狱友，但行其志，不忘初心。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期间，王阳明于狱中结识了杨一清，后者为明代治世之能臣。数年后，杨一清施计除去了刘瑾。

　　由此也可以想见，刘瑾虽大权在握，但过得毫无疑问是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他必定寝食难安，不会有快乐。以非法之手段获取权力，也必将受到权力的诅咒。更何况，他千算万算，也不可能为他的权力堵住所有漏洞。而这些漏洞，只要由杨一清这样的人抓住一个，那么刘瑾就会迎来致命一击。

　　在入狱两个月后，时局演变亦如王阳明所料，正德皇帝下诏，将王阳明等人分批释放，但随后又将他们或贬职，或流放。王阳明亦在流放之列。

　　《阳明先生年谱》载：“寻谪贵州龙场驿驿丞。”

　　这时，龙山公也遭到了明升暗降，即由礼部左侍郎调任南京吏部尚书。在明代，这实为驱逐，因为南京虽有六部，却远离朝廷，所以南京官员均为闲职。

　　就像王阳明在狱中所预料的那样，刘瑾在独揽大权之后，即开始以爱才为名笼络文官。龙山公曾为弘治皇帝的经筵讲官，可以说是备选的入阁重臣，也自然列入了那个笼络名单。刘瑾派人相招：“若一见，可立跻相位。”同时，很有可能正德皇帝也有此意，因为他在驱逐了弘治皇帝的托孤重臣后，如果能让龙山公入阁，即可缓解文官集团的敌意。

　　但是，龙山公断然拒绝。在他看来，为恶政做装点，即是为虎作伥。他宁愿从此结束仕途。与其子阳明相比，他是彻底地对从政失去了好感。到南京上任不久，他即致仕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