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密電發出後僅過了四天，即1927年7月29日，莫斯科又給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發送了一封密電，再次明確指示“建議烏拉爾斯基同志去養病”，此處的“烏拉爾斯基”就是指布留赫爾將軍，即加倫將軍;電文中還提到“伯納”，指的是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

在不到一週的時間裏，莫斯科連續發送了兩封密電嚴禁在華的蘇聯軍事顧問參與中共武裝暴動。與此同時，布留赫爾也給在華的蘇聯軍事顧問們轉達了這一命令。曾在張發奎部隊中擔任過軍事顧問的В.Е.戈列夫回憶說，7月“27日在漢口接到電報……指示中說，我們不應與整個這件事發生任何關係”;也曾在華擔任過軍事顧問的瓦西列維奇也回憶說：“我記得，當加倫給我們佈置任務時.

他立即提出：不管怎樣都要投入到暴動者方面去，第二天他又明確地提出任務：不參與暴動，暴動一開始就離開部隊，從那裏脫身。”

曾擔任葉挺將軍的軍事顧問的Е.В.捷斯連科後來也在《回憶葉挺》一文中敘述道，他本人是“在起義前五天於德安收到”布留赫爾發來的密電，“命令我們立即回國”。可是，羅明納茲以及布留赫爾等人都曾參與過南昌起義的策動，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莫斯科電令嚴禁在華蘇聯顧問參與南昌暴動呢?

這主要是因爲當時不僅在中國國內，而且在國際社會掀起了新一波反共反蘇浪潮。1927年4月6日，奉系張作霖派軍警突襲了蘇聯駐北京大使館，不僅搜查並劫掠了所有的貴重物品和各種文件資料，而且逮捕了當時正在大使館裏的60名中國人，其中包括李大釗等20名中共黨員。據現場目擊者亞?伊利尼奇娜事後回憶，李大釗及同時被捕的15名蘇聯工作人員當時在大使館裏就遭到了毒打。

事件的嚴重後果，還在於從大使館裏搜查出來的文件資料，被奉系軍閥和帝國主義視爲蘇聯政府暗地裏鼓動和支持中國革命以及從事間諜活動的鐵證。蘇聯政府一方面緊急照會中國當局，指責中國當局刊登到各大報紙上的所謂的從蘇聯駐北京大使館裏查抄出來的文件是其爲了達到罪惡目的而精心僞造的.

並要求中國當局立刻釋放被捕蘇聯公民，毫不拖延地歸還被查抄的所有文件資料和各種財物，另一方面指示蘇聯駐外使領館趕緊“銷燬所有可能會有損蘇聯國家和政府聲譽及形象的文件”。

1927年5月12日，英國警察突然搜查了蘇聯駐英商務大樓、英蘇貿易公司，指控蘇聯商業人員從事間諜活動，英蘇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

5月23日英國內閣會議批准了同蘇聯斷絕外交關係的決定，當天就向蘇聯駐英國代辦遞交了照會。而美國政府則公開發表聲明稱讚、支持英國政府的決定，5月30日美國駐法國大使赫裏克還在巴黎公墓發表演說，呼籲資本主義各國政府聯手對蘇聯進行“十字軍遠征”。

在上述國際環境下，1927年6月2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特別會議，作出決議：領事及簽發密碼電報的人員必須承擔如下責任：絕對禁止拍發用真名署名並由官方人員和機構收取的特殊電報。真實簽名及負責人的地址和姓名均應用化名代替。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先後發生了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大小小的反動軍閥在全國各地對共產黨人和工農羣衆揮起了屠刀，中外反動勢力也日益緊密地勾結到一起聯手反共反蘇。

在這樣的背景下，莫斯科自然要禁止在華蘇聯顧問直接參與中共發動的南昌暴動。

此外，在相當長的時期裏莫斯科都將中國國民黨看作是“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並且對國民黨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和援助，可是蔣、汪等人相繼叛變革命，無疑給莫斯科抽了一記耳光。

但即便如此，蘇聯駐華總軍事顧問布留赫爾等人對唐生智、張發奎等仍舊抱有幻想。而蘇共領導人斯大林本人，即使是在蔣介石、汪精衛等大肆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羣衆的白色恐怖時期，也仍然對“國民黨革命化和民主化”、“跟國民黨結盟”抱持幻想。

幾份解密檔案文件證實了這一點，比如，在1927年8月8日發送給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的一封密電中，斯大林叮囑他們“如果不能爭得國民黨，而革命將走向高潮，那就必須提出蘇維埃的口號並着手建立蘇維埃”;在8月12日的另一封密電中，斯大林要求他們“盡一切努力使國民黨革命化和民主化。

只有當重建革命國民黨的嘗試明顯無望和明顯失敗，而隨着這種失敗出現新的革命高潮時，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走上建立蘇維埃的道路”;在8月13日發送給他們的又一封密電中，斯大林強調“我們認爲跟國民黨結盟必須不是從外部，而是從內部”，“如果國民黨革命化在實踐上毫無指望，同時出現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建立蘇維埃”。

這些解密檔案文件表明，即便是在大革命失敗已經既成事實的情況下，斯大林本人仍對國民黨抱持幻想。這是莫斯科禁止在華蘇聯顧問參與南昌暴動的第二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便是莫斯科長期以來對中共存有輕視態度，對南昌暴動能否成功存有疑慮、缺乏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