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寫過《康有爲動手術割睾易腺？看他納五位小妾的兩個大要求，完全可信》講的是康有爲動手術事。今天再來講講其弟子梁啓超同樣動手術事。兩人人品高下立判。

—— “晚清人物數康梁”，自從“戊戌政變”以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康有爲、梁啓超兩人的名氣是相等的。實際上，他們兩人的精神、志趣、學問、學術和思想都有很大的差別。

有人評論：康有爲“好騖新奇而不求甚解”，而梁啓超“略偏保守而又無成見”。

這個評論，是相當靠譜的。

這兩個人的晚年，都是死於手術事故。僅從兩人對待各自手術事故的態度，就可以分出這兩人的性情、人品、胸懷諸多方面的高低。

先說康有爲。

康有爲做手術，完全是自找的。康有爲以聖人自居，倡導一夫一妻，但自己到了60歲還納妾，一生共有6位妻妾，可謂妻妾成羣，既有出生在美國異邦的混血美女何旃理，又有東瀛日本的市岡鶴子。這兩個美女嫁給康有爲時，都還是十六七歲花季雨季的青春美少女，而康有爲卻已過了五十知命之年。

1925年，六十九歲的康有爲妄想“返老還童”，聽信了德國江湖醫生忽悠，走上了手術檯。

這個德國遊醫，自稱醫學博士，吹噓他的醫術可以將猴子腎和人體腎交換，然後達到一種起衰振敝的神奇作用，手術後的人可以“返老還童”，生龍活虎。

“好騖新奇而不求甚解”的康有爲高高興興地走上手術檯，結果不能沒有“還童”煥發第二春，反而身體情況急劇變糟，沒幾個月，就死了。

當時的《晶報》就載有《聖殿記》，記載了德醫欺騙康有爲的始末，據說，康有爲在臨死前還和德國人打了官司，但並沒有什麼用。

相對康有爲來說，梁啓超比較不幸。

不過，還是交代一下樑啓超的婚姻。梁啓超的夫人李惠仙比梁啓超長4歲，兩人之間的感情很好，做了一輩子夫妻，只吵了一回架，就這一回架，就讓梁啓超悔恨終生。

1924年李惠仙患上不治之症，梁啓超對大女兒梁思順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順兒啊，我總覺得你媽媽的那個怪病，是我們打那一回架打出來的，我實在哀痛至極始終不忍說，現在忍不住了，說出來想把自己的罪過減輕一點。" 該年9月13日，李惠仙病逝。梁啓超寫下了一篇情文並茂的《祭梁夫人文》。

梁啓超的才情、學識、氣度，都是時之楚翹，一生中自然也遇到許多傾慕他的女子。在美國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時，便有一個名叫何蕙珍少女對梁啓超愛得死去活來。但梁啓超尊重妻子李惠仙，揮慧劍，斬情絲，對何蕙珍“一言決絕，以妹視之”。

梁啓超回國任民國司法總長時，何蕙珍專門從檀島追來，一意要與梁啓超結成秦晉之好，但梁啓超只在總長的客廳招待何蕙珍，拒絕了何蕙珍的好意。李惠仙的病逝後，何蕙珍再從檀島趕來，但梁啓超仍然婉辭。爲了捍衛自己忠貞的愛情，梁啓超只有對何蕙珍薄情，“連一頓飯也不留她喫”。

1924年二月，梁啓超因小便出血，到北京協和醫院手術，割去右腎一隻。梁啓超之弟梁仲策(啓勳)的《病牀日記》是這樣記述的：“任公於四年前，即患小便出血症，當時因在清華講學，城內各校亦時有定期講演，異常忙碌；加以其夫人病恙日加沉重，以此種種關係，未暇診治。及其夫人病歿，任公失偶，情極難堪，仍在清華講學如常，亦藉此寄託以過其難堪之日月也。其小便出血之症，由此愈劇，友人有勸其就醫者，因先入德國醫院，由克里大夫檢查，結果不能斷定病源所在，乃改入協和醫院，由泌尿科諸醫檢驗，謂右腎有黑點，血從右邊出，即斷定右腎爲小便出血之原因……”

在“德國醫院，由克里大夫檢查，結果不能斷定病源所在”的情況下，說明病情比較複雜，但梁啓超選擇相信中國醫生，不顧親友們的反對，於3月16日做了腎臟切除手術。

也是造化弄人，梁啓超那個健全的“好腎”（右腎）卻在手術中被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恆與其助手誤切掉了，虛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殘留的一隻“壞腎”（左腎）來維持供給。

這個時候，西醫在中國還是新鮮事物，人們都持懷疑態度。

梁啓超不想因爲自己一個人而影響到西醫在中國的發展，以便讓西醫能夠造福到更多的人，他冷靜地對待這一“以人命爲兒戲”的事故。

作爲親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爲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的情形下，梁啓超沒有狀告院方。

甚至，學生陳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丟腰子”（徐志摩語）通過媒介向協和醫院進行口誅筆伐、興師問罪之時，“略偏保守而又無成見”的梁啓超仍然在竭力維護西醫的聲譽。

梁啓超認爲，西醫是科學的代表，自己維護西醫的形象即是維護科學，是在維護人類文明的進步事業。

爲此，梁啓超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訴法庭，不求任何賠償，不要任何道歉。他還艱難地支撐着病體親自著文爲協和醫院開脫。

1926年6月2日，梁啓超在《晨報副刊》發表了《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詳述了自己此次手術的整個過程，同時肯定協和的醫療是有效的。他說：“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喫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想我若是真能拋棄百事，絕對休息，三兩個月後，應該完全復原。至於其它的病態，一點都沒有。”

對於該不該割去右腎的問題，梁啓超極其寬弘地提出責任不在協和。

梁啓超說：“右腎是否一定該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但是那三次診斷的時候，我不過受局部迷藥，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診查的結果，我是逐層逐層看得很明白的。據那時的看法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後來回想，或者他‘罪不該死’，或者‘罰不當其罪’也未可知，當時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專門家，很難知道。但是右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

文章最後極爲誠懇地說：“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爲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爲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啓超默默承受着內心和身體的雙重煎熬與苦痛，維護着自己篤信的科學與進步事業。

這年6月5日，梁啓超在致女兒梁思順的信中說：“近來因我的病惹起許多議論。北京報紙有好幾家都攻擊協和（《現代評論》、《社會日報》攻得最厲害），我有一篇短文在《晨報副刊》發表，帶半辯護的性質，諒來已看見了。總之，這回手術的確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後身子沒有絲毫喫虧，（唐天如細細珍視，說和從前一樣。）只算費幾百塊錢，捱十來天痛苦，換得個安心也還值得。現在病雖還沒有清楚，但確已好多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或者是協和的藥有效（現在還繼續喫），或者是休息的效驗，現在還不能十分休息（正在將近畢業要細閱學生們成績），半月後到北戴河去，一定更好了。”

梁啓超對女兒說的去北戴河等等，其實全是安慰之語，他的身體，已是每況愈下。

1927年4月19日，沉痾不起的梁啓超驚聞康有爲去世，給女兒梁思順寫信說：“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島死去，前日我們在京爲位而哭，好生傷感。我的祭文，諒來已在《晨報》上見着了。他身後蕭條得萬分可憐，我得着電報，趕緊電匯幾百塊錢去，才能草草成殮哩。”

這時候已經是自顧不暇了，還惦記着老師的“身後蕭條”，真是義薄雲天。

6月1日，梁啓超突然得到王國維自沉頤和園的噩耗，不由得垂死病中驚坐起，奔往清華幫助料理王國維後事。

1929年1月19日，梁啓超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5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