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顺治十一年正月十一日，顺治帝来到内院，和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陈名夏、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吕宫一番对话，很耐人寻味。

此事的缘起，是九天前，陕西总督、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孟乔芳病逝，奏报朝廷。

顺治帝有所感，特地来到内阁办公室，对陈、吕二人说：“朕前闻总督孟乔芳病故，深用轸恻不禁泪下。乔芳与朕，宁有姻戚哉？但以其为国忠勤效力故也！”（《清世祖实录》卷八十，顺治十一年正月壬寅）

听完这一段，陈、吕心里揣摩着皇帝要给孟乔芳一个怎样的美评和追赠，盖棺论定，但没料到年仅十八岁的顺治帝话锋一转。

少年天子顺治帝

顺治说：连年来，我眷顾汉官，比满官要好很多。满官自太祖、太宗时，就宣力从征，出生入死，才得到今天的待遇。我优待汉官者，并不是因为你们有功才这样。我一直期待你们汉官既然深受皇恩，就必须尽忠图报耳。但是，“今观汉官之图报主恩者，何竟无一人耶！”（《清世祖实录》卷八十，顺治十一年正月壬寅）

顺治帝重视汉臣，名为延续多尔衮摄政时期的大政方略，缓和满汉矛盾，改善满汉关系。而在实质上，有意借力打击以孝庄为首、两黄旗大臣为辅的满洲保守势力。就像他宠信原来隶属多尔衮正白旗的叛徒苏克萨哈，宠爱正白旗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妃，也是借力大力的政治用意。

当然，他没想到他同时不得不倚重的两黄旗大臣，已经为他记下了这一笔崇汉抑满的政治账。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讬，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清世祖实录》一百四十四卷，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

崇汉抑满，是满洲统治集团最后给顺治帝总结的一大罪行。但在顺治乾纲独断时，他是我行我素的。就是在狭缝中施展拳脚，他也不惜与生母孝庄发生激烈的冲突。

虽然只有“偏私躁忌”的汉官刘正宗上了所谓顺治的罪己诏，但陈名夏——投降过李自成的前明翰林，劝过多尔衮自立为帝的大学士——也因写得一手好文章，而深得了对汉人新事物感兴趣的顺治帝欢心。

陈名夏

陈名夏抹了一把冷汗，明白皇上这是重提上年二月任珍杀人对处分不满一案。

当时，刑部以“自治其家属淫乱，擅杀多人”（乾隆朝《钦定国史贰臣表传》）的明降将任珍，受罚在家，怨言不断，“出言不轨，并指奸谋陷诸丑行”（《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四，顺治十年四月甲辰），议罪论死。

顺治帝命刑部将任珍案情，书写满汉两式，命满汉大臣商议。

顺治也认为任珍擅杀妻妾，重大可耻，但又有心从宽处理，于是召集朝臣发表意见。

满、汉官员对刑部议罪死刑看法，分为两派：

满臣支持原判：处以极刑。

汉臣集体反对：证据不足。

署理吏部尚书的陈名夏，是二十七名汉官反对者的领袖人物，他坚持承认：任珍不承认婢女揭发的罪行，如果要定罪，就必须展开大讨论。

顺治有心饶任珍不死，而陈名夏等于法无据，东拉西扯，惹怒很不满意，认为陈名夏等汉官不与满官和衷共济，拉帮结派、欺君妄为、文过饰非。

陈名夏想到此事，当时群臣议定将其处死，被顺治网开一面，怕青年天子一时兴起秋后算账，赶紧回奏：皇上爱臣，就像父母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如果不能承顺于皇上，就是孩子不承顺于父母啊。臣等岂无报效之心？我们时刻谨怀此心，只是皇上没有及时洞悉罢。

陈名夏是在扮嫩、扮矮、扮小，他要顺治年长三十八岁，虽然比顺治之父皇太极小九岁，但比其生母孝庄年长近一轮，还廉不知耻地以父子喻君臣，说自己待君父敬终如始。

臣子视皇帝为君父，是惯例，是传统，是形式。陈名夏也是动之以情曲线救命。

吕宫不说话。他是顺治四年的状元，以吏部侍郎超授大学士。平常他在内阁票拟政务，总是唯老陈马首是瞻，紧趋其后。

陈名夏不由打了一个冷战。

他是明朝走过来的降臣，为南方籍汉官的领袖人物。顺治亲政不久，御史张煊就曾弹劾时为吏部尚书的他，同大学士兼左都御史洪承畴和礼部尚书陈之遴在甄别御史的过程中，处置不公，特别举报他结党营私，有十罪二不法。老战友陈之遴为了摘清与他的关系，也主动举报他“谄事睿亲王”。

孝庄和四辅臣剧照

顺治帝充分利用陈名夏等汉臣的才干，但对以陈名夏为首的南人与宁完我为首的“辽东旧人”（汉军旗官），刘正宗为首的“北人”（北方籍汉官），以及冯铨、金之俊等大学士，自成集团，暗结成党，倾轧攻击，很是恼火。

前不久，顺治曾为此特至内院对诸臣发出警告：“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清史稿·陈名夏传》）陈名夏强词夺理，遭到了顺治训诫：“尔勿怙过，自贻伊戚。”

顺治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你陈名夏不真心悔过，就是自找麻烦。

所以，孟乔芳之死，貌似让顺治感到一个真正用心任事的汉臣难觅，其实是对满汉大臣对立的强烈不满，对于汉臣恃宠而骄的心生怒火，于是小题大做，再次严厉地敲打陈名夏及其亲信大学士吕宫。

他不希望汉臣附和画诺，但寄望汉臣真抓实干地成为自己集中和强化皇权、打击满洲保守势力的一柄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