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

從上世紀80年代發出倡議那天起，修建一個現代文學館，集中展現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創造的歷史，就成了巴金晚年最大的心願。

病中的巴金，每天牽掛着它，期盼着它能夠在自己有生之年變爲現實。他題寫館名，四處呼籲，審閱圖紙……

如今，這裏的大門隨時等待着它的構想者巴金前來推開。

1985年3月26日，巴金在北京出席現代文學資料館的開館典禮

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設計者很高明。他們在大門上設計了巴金的手模。今天或者未來的人們，都將與巴金的手觸摸，在他的導引下，走進歷史場景之中。

一扇非同凡響的大門。

一扇把文學巨匠與讀者連在一起的大門。

一扇把歷史與未來銜接起來的大門。

病中的巴金，多麼想來到這裏，用自己的手推開這扇門。哪怕不再能寫一個字，哪怕不再能說出一句話，但他只要健在一天，他的心就一定與這扇大門連在一起。他一定會在夢中走進這裏。

一生走過多少路，一生推開多少門。一扇門，可能是一段歲月的縮影；一扇門，可能改變過他的命運；一扇門，可能留給他或者幸福、或者痛苦的回憶。

巴金在上海武康路的家，從五十年代初開始，他在這裏居住了將近半個世紀。跨過大門，穿過草坪小徑，走進客廳，走進書房，走進臥室。在這裏，他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酸甜苦辣。

這是一個大舞臺。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探望慰問，外國總統授勳，友人相聚，“文革”紅衛兵野蠻的抄家、批判，灰溜溜地接受改造，妻子蕭珊被迫害致死，諸多的榮耀、苦難、屈辱、困惑，從這座大門走出走進，在巴金心裏走出走進。

這座大門讓巴金最難熬、最難受也最難忘的日子，是在“文革”中。大門前發生的一切，折磨着巴金和妻子。

“她讓上海戲劇學院狂妄派學生突然襲擊，揪到作協分會去的時候，在我家大門口上還貼了一張揭露她的所謂罪行的大字報。幸好當天夜裏我兒子把它撕毀。否則這一張大字報就會要了她的命！”

這是巴金不堪回首的回憶。

妻子被罰掃街。“她怕人看見，每天大清早起來，拿着掃帚出門，掃得精疲力竭，纔回到家裏，關上大門，吐了一口氣。但有時她還碰到上學去的小孩，對她叫罵‘巴金的臭婆娘’。我偶爾看見她拿着掃帚回來，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負罪的心情，這是對她的一個致命的打擊。”

然而，只有走進這座大門，回到妻子身邊，磨難中的巴金纔會感到一點兒解脫。

“我在原單位給人當作罪人和賤民看待，日子十分難過，有時到晚上九、十點鐘才能回家。我進了門看到她的面容，滿腦子的烏雲都消散了。我有什麼委屈、牢騷，都可以向她盡情傾訴。”

蕭珊最終悽慘地死在醫院，留下巴金一個人從這個大門裏孤獨地走出走進。

躺在病牀上，巴金仍在閱讀和寫作

時間回溯。貴陽秀麗幽靜的花溪公園。

相識相愛歷時七年，巴金與蕭珊終於在1944年5月8日旅行結婚從桂林來到這裏。沒有舉行任何儀式，也不曾辦一桌酒席，只是印上一份簡單的“旅行結婚”的通知，寄給親戚朋友。推開位於公園裏的“花溪小憩”賓館大門，這裏便成了他們安安靜靜兩人相對的地方。

“我們結婚那天的晚上，在鎮上小飯館裏要了一份清燉雞和兩樣小菜，我們兩個在黯淡的燈光下從容地夾菜、碰杯，喫完晚飯，散着步回到賓館。賓館裏，我們在一盞清油燈的微光下談着過去的事情和未來的日子。……我們談着，談着，感到寧靜的幸福。四周沒有一聲人語，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聲，聲音大而且單調。那個時候我對生活並沒有什麼要求。我只是感覺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們消耗。我準備寫幾部長篇或中篇小說。”

當年，滿懷激情和熱望，年輕的巴金走出了大家庭。滾爬摔打將近二十年後，他纔有了自己的家。一個充滿溫馨的家，伴隨他走向未來。

當然，在人生成長過程中，恐怕只有家鄉故居的大門纔是至關重要的。

“我常常到門房找聽差、到大門口找看門人李老漢閒談，其實是請他們講講各自的經歷。”

大門是童年巴金瞭望世界的窗口。

大門更是巴金認識封建大家庭的窗口。大院裏的生活，對於他，簡直就是噩夢。

“那十幾年的生活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夢魘！我讀着線裝書，坐在禮教的監牢裏，眼看着許多人在那裏面掙扎，受苦，沒有青春，沒有幸福，永遠做不必要的犧牲品，最後終於得着滅亡的命運。還不說我自己所身受到的痛苦！……那十幾年裏面我已經用眼淚埋葬了不少的屍首，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犧牲者，完全是被陳腐的封建道德、傳統觀念和兩三個的一時的任性殺死的。我離開舊家庭，就像摔掉一個可怕的陰影，我沒有一點留戀。”

這座大門裏長大，睜開眼睛打量身邊的世界。看到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讓他最終成爲大家庭的叛逆，成爲社會革命者，成爲一個用筆來呼喊的戰士。

故居的門，成爲他的作品中屢屢出現的場景——— 《家》《春》《秋》裏的大門。

《憩園》裏的大門。

說是沒有留戀，這當然是巴金小說中人物的一種激憤。1941年，在離開家鄉18年後，巴金重返成都。他又走到故居的這條大街，再次以一種悲哀、以一種憂鬱，細細端詳變化了模樣的大門。

“傍晚，我靠着逐漸黯淡的最後的陽光的指引，走過十八年前的故居。這條街、這個建築物開始在我的眼前隱藏起來，像在躲避一個久別的舊友。但是它們的改變了的面貌於我還是十分親切。我認識它們，就像認識我自己。還是那樣寬的街，寬的房屋。巍峨的門牆代替了太平缸和石獅子，那一對常常做我們坐騎的背脊光滑的雄獅也不知逃進了哪座荒山。然而大門開着，照壁上‘長宜子孫’四個字卻是原樣地嵌在那裏，似乎連顏色也不曾被風雨剝蝕。我望着那同樣的照壁，我被一種奇異的感情抓住了，我彷彿要在這裏看出過去的十九個年頭，不，我彷彿要在這裏尋找十八年前的遙遠的舊夢。”

時間總是不斷地過濾情感，包括愛和恨，包括留戀與厭煩。中年後的巴金，老年後的巴金，談到家，想到童年的大門，自然會是一種與以往有所不同的感受。

六十年代巴金回到成都故居追憶往事

這扇門，畢竟決定了年輕巴金未來的道路。

三峽夔門。這不是通常所說的門。可是自古以來人們稱它“夔門”。當年，年輕的巴金就是坐船離開家鄉，跨越這道門，走向外面的世界，走向未來。

他知道，走出這裏，也就意味着走進如江水一般跌宕起伏的人生。

死

“像斯芬克司的謎那樣，永遠擺在我眼前的是一個字———死。”

“我自小就見過一些人死。有的是慢慢地死去，有的死得快。但給我留下的卻是同樣的不曾被人回答的疑問：死究竟是什麼？我常常好奇地想着我要來探求這個祕密。”

巴金從小就對死很敏感。一次次生命的毀滅，改變着他對人、對社會、對世界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巴金第一次注意到死亡，感受到死對自己心理的影響，是一隻公雞的被殺。那時他很小，是在四川的廣元縣，父親在那裏做縣令。這棵現在鬱鬱蔥蔥的大樹，據說就是當年縣衙門的所在地。巴金和父母便住在這裏，與他相伴的有兄弟姐妹，也有一羣雞。

大花雞、小鳳頭雞、麻花雞、烏骨雞……巴金可以叫出它們一連串的名字。他最愛的是大花雞。

養雞就是爲了喫，小小的巴金還無法理解。眼見着雞一天比一天少，眼見着自己喜愛的大花雞也難逃厄運，巴金央求母親留下大花雞。大人笑笑，很不理解。

大花雞最終被廚師殺了。

“我跑到它的面前，叫了一聲大花雞！

它閉着眼睛，垂着頭，在那裏亂撲。身子在骯髒的土地上擦來擦去。頸項上現出一個大的傷口，那裏面還滴出血來。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死的掙扎！”

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卻讓敏感的巴金第一次對死亡有了深深記憶。

讓巴金對死亡敏感，對人的生命被蹂躪、被毀滅感到痛苦的，是封建大家庭裏的悲劇。一年又一年，他目睹了一個個熟悉的生命在眼前消失。可恨而可憐的祖父，可悲的叔父，可愛的傭人，無辜的轎伕……死亡讓他震撼，死亡讓他不能不鞭撻造成這些悲劇的制度。

一部《激流》三部曲，寫出了一個個美麗生命被毀滅的悲劇。

鳴鳳之死。

瑞珏之死。

梅之死。

蕙之死……

高老太爺之死。交織着作者的愛與恨，產生另外一種複雜的意味。

一次次對死亡的描寫，成了巴金作品中的精彩篇章，成爲現代文學的經典。

改變巴金人生走向的卻是意大利工人凡宰地、薩柯的死。

旅居美國的意大利人、無政府主義者——薩珂和凡宰特。巴金在巴黎參加了世界性的救援活動

是在1927年的法國。寂寞，孤獨，感傷，因牽掛凡宰地、薩柯的命運而不再顯得重要。他們因投身無政府主義運動而在美國被捕，受到誣告而被判處死刑。刑期臨近，全世界都在聲援他們。留學巴黎熱心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巴金，也參與進去。他給獄中的凡宰地、薩柯寫信。

“我不再陡然地借紙筆消愁了。我坐在那間清淨的小屋子裏，把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掙扎、我的希望……全寫在信紙上，好像對着一個親人訴苦一樣，我給美國死囚牢中的犯人凡宰地寫了一封長信。”

獄中的凡宰地給巴金回了兩封信。青年巴金爲之興奮。

然而全世界的聲援沒有改變凡宰地、薩柯的命運。他們被綁在電椅上處死了。巴金陷入憤怒和痛苦之中。

“我寫了一天的信，寄到各處去，提出我對那個‘金圓國家’的控訴。但是我仍然無法使我的心安靜。我又翻出那個練習本把我的心情全寫在紙上。一連幾天裏面我寫了《殺頭的盛典》《兩個世界》和《決心》三章，又寫了一些我後來沒有收進小說裏的片段。”

巴金此時寫的就是他的處女作《滅亡》。《滅亡》寄回國內，在《小說月報》上一經發表，便轟動文壇。巴金，一個新的名字出現在文壇。他絕對沒有想到，投身社會革命的熱情和初衷，會因此而改變。

將近八十年後，凡宰地、薩柯冤案在美國平反。歷史最終是公正的。他們的在天之靈應該感到欣慰。他們生命的毀滅，意想不到地點燃了一箇中國青年心中的文學激情，從此，促成了二十世紀中國一個文學巨匠的誕生。

生

巴金這樣說過：

“我常將生比之於水流。這股水流從生命的源頭流下來，永遠在動盪，在創造它的道路，通過亂山碎石中間，以達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沒有東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還射出種種的水花，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愛和恨，歡樂和痛苦，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們每個人從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個方向走，這是生之目標。不管我們會不會走到，或者我們在中途走入了迷徑，看錯了方向。

生之目標就是豐富的、橫溢的生命。”

從第一眼看到死亡的陰影那天起，巴金就更加珍愛生命，他一生探索着生的意義。他用筆，用一點一滴的身體力行，用人格的自我塑造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一步一步向自己確認的人生目標走着。

1933年冬巴金在北平圓明園

對生命意義的最初教育來自母親。

巴金把母親稱作“我的第一個先生”。母親教他愛一切不管他們貧或富；母親教他幫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母親教他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僕人……巴金記憶中，母親永遠對他溫和地微笑，讓他感受愛的溫暖。

“因爲受到了愛，認識了愛，才知道把愛分給別人，纔想對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這個社會聯起來的也正是這個愛字，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底。”

愛是根底，一切關於生命意義的理解，都由此展開。

1937年的美麗的西湖，一條小船上坐着幾個焦慮的男子。此行不是爲了欣賞美景，而是爲營救一個姑娘。幾天前，巴金在上海收到姑娘的求救信。信中說，她讀了巴金的作品，離開了家庭來到杭州，投奔一位親戚。誰知她發覺這位親戚卻與廟中的和尚私下串通，她爲自己的命運擔憂。她希望巴金假裝她的舅舅來搭救她。

巴金一直想用作品溫暖讀者，一直希望把心交給讀者。他沒有想到，這一次，他會在現實生活中扮演這樣一個角色，向一個弱女子伸出援助之手。

“假舅舅”成功了。他們一行人帶着那位姑娘回到上海，把她交給了另外一位親戚。他在用行動體現從母親那裏接受的教育：幫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他爲此而問心無愧。

“生命在於付出。我的心裏懷有一個願望，這是沒有人知道的：我願每個人都有住房，每個口都有飽飯，每個心都得到溫暖。”從母親那裏，從盧梭那裏，從克魯包特金那裏，從托爾斯泰那裏，從許許多多思想家、人道主義者那裏，巴金學會如何認識生命的真諦，如何體現生命的價值。

廣東的一棵大榕樹，因巴金的描寫而出了名。三十年代初，巴金來到這裏，遊覽之後創作了那篇著名散文《鳥的天堂》，從此，這裏的人們便稱它“鳥的天堂”。在那次旅行中，巴金來到朋友們主辦的鄉村師範，與學生們舉行了一次談心會。看着這些年輕的學生，巴金傾訴自己對人生的理解。他不善演講，但他的真誠仍然感動了學生。

他說到自己的生活態度：

“愛真理，忠實地生活，這是至上的生活態度。沒有一點虛僞，沒有一點寬恕，對自己忠實，對別人也忠實，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爲的裁判官。”

“嚴格地批判自己，忠實地去走生活的路，這就會把你引到真理那裏去。……”

“所以我們的生活信條應該是：忠實地行爲，熱烈地愛人民，幫助那需要愛的，反對那摧殘愛的；在衆人的幸福裏謀個人的快樂，在大衆的解放中求個人的自由……”

這正是巴金爲自己確立的人生態度。難免會有過失，難免會有缺點，但真實地做人是第一位的。文壇中人很少有人能像巴金那樣擁有廣泛的朋友，很少有人能像巴金那樣充滿懺悔意識，在自我反省中完成人格的塑造。

坦蕩而不掩飾，真實而不虛僞。這便是巴金。

巴金與家人

1985年，年過八旬的巴金收到了江蘇某鄉十位小學生的來信，他們向敬重的巴金老人詢問“尋找理想”的問題。很巧，這與半個世紀前的那次談心會，無意中形成了一個完美的連接。

雖然年老體衰，巴金仍如當年一樣對理想充滿激情，甚至顯得十分浪漫。他在與孩子們平等交流，實際上，他的一席話，可以看作他對自己漫長人生道路的歷史總結。

還是那個真誠、熱情、浪漫的巴金；還是那個用生命擁抱理想、擁有信仰的巴金。

“理想，是的，我又看見了理想。我指的不是化妝品，不是空談，也不是掛在人們嘴上的口頭禪。理想是那麼鮮明，看得見，而且同我們血肉相連。它是海洋，我好比一小滴水；它是大山，我不過一粒泥沙。不管我多麼渺小，從它那裏我可以吸取無窮無盡的力量。”

他承認自己人生的坎坷和艱難，但支撐他與命運抗衡、執着地走向生命終點的，永遠是對理想的熱愛和堅信：

“五十幾年來我走了很多的彎路，我寫過不少錯誤的文章，我浪費了多少寶貴的光陰，我經常感受到‘內部乾枯’的折磨。但是理想從未在我的眼前隱去，它有時離我很遠，有時彷彿近在身邊；有時我以爲自己抓住了它，有時又覺得兩手空空。有時我竭盡全力，向它奔去，有時我停止追求，失去一切。但任何時候在我的面前或遠或近，或明或暗，總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團火，一盞燈，只要我一心向前，它就永遠給我指路。”

夢

無論年輕時還是晚年，巴金總是處在痛苦精神狀態之中。愛做夢、愛寫夢也就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1934年他這樣說：“近來我常常做噩夢，醒來後每每絕望地追問自己：難道那心的探索在夢裏也不能夠停止麼？我爲什麼一定要如此嚴酷地解剖自己？”

不妨把夢看作是巴金憂鬱、敏感氣質的外在表現。夢是清醒的延續，夢是心靈的反射。

1937年，巴金在上海夢見自己被判決死刑，應該被押到一個島上去登斷頭臺。他卻主動前往，一個友人陪同他。他被投進地牢，友人不知去向，整天聽到的只有修建斷頭臺的聲音。他等待着死亡。

1949年，三十年代在北京熟悉的一批朋友又匯聚在北京北海五龍亭。左起：李健吾、曹禺、（不詳）、鄭振鐸、靳以、巴金、唐弢

一天，他被帶出來，他看到天井裏絞刑架已經矗立起來。他用憎恨的目光看着。突然，他看見了那位友人。她驚恐地叫着他的名字，眼裏含着淚花。已經失望的他感動了。在這樣的世界裏，居然還有一個關心他的人。他坦然走向絞刑架。

這個夢很長。最終，那位友人用飛機把他營救了出去……

爲什麼會做這樣一個夢。巴金沒有說。不過，他說過這樣一段關於夢的話：

“我在生活裏找不到安寧，因此纔到夢中去找，其實不能說去找，夢中的安定原是自己來的。然而有時候甚至在夢中我也得不到安寧。我也做過一些所謂噩夢，醒來時兩隻眼睛茫然望着白色牆壁，還不能斷定是夢是真，是活是死；只有心的猛跳是切實地感覺到的。但是等到心跳漸漸地平靜下去，這夢景也就像一股淡煙不知飄散到哪裏去了。留下來只是一個真實的我。”

巴金噩夢做得最多的時候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後。

上海奉賢五七幹校，“文革”中巴金和上海文藝界的同行在這裏接受監督改造。

一天夜裏，他夢見樣板戲裏的“英雄”要掐他的咽喉，從幹校的牀上掉下來。

類似的夢，在武康路家中也做過，他在夢中掙扎，手來回揮動，居然一下子打碎了牀前的小檯燈。

八十年代，“文革”的陰影仍然讓巴金憂慮和恐懼，噩夢也因此而不斷糾纏着他。一年春節期間，電視上重新播出樣板戲，讓他心裏恐懼。當天晚上，他就夢見和熟人們又被關進了牛棚交代自己的罪行……

晚年的夢，正是巴金現實生活中反思歷史、自我懺悔的繼續。

“我寫因爲我有話要說，我發表因爲我欠債要還。十年浩劫教會一些人習慣於沉默，但十年的血債又壓得平時沉默的人發出連聲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話，也有一肚皮的火，還有在油鍋裏反覆煎了十年的一身骨頭。火不熄滅，話被燒成灰，在心頭越積越多，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清除乾淨，就無法不做噩夢，就不能平靜地度過我晚年的最後日子，甚至可以說我永遠閉不了眼睛。”

於是，在巴金這裏，敘述夢不再是寫作的一種技巧，也不是文學想象的補充，而是痛苦心靈的真實再現。

因爲夢，他的心更敏感，也更充實。

夢對晚年的巴金，無疑是一種生活的補充。重病纏身，行走不便，言談困難，他越來越難於與社會交往，這樣，他只能靜靜地躺在病牀上，任思緒飛翔。

晚年夢中不斷見到蕭珊，成爲感情交流和思念的場景。類似的情形，可以說一直伴隨着病中的巴金。

本文作者與巴金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