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甩开了袁崇焕的辽军，一往无前，十四日到三河，十五日到通州，分兵攻击在顺义的宣大军。

通州距离北京实在太近了，只有短短的四十里，惊慌失措的百姓纷纷逃向京都，京城的士民全都震惊呆了。

也是这一天，十一月十五日，朝廷终于收到了袁崇焕那一封写有“必不令越蓟西一步”豪言壮语的奏章。

在袁崇焕那一粒定心丸的作用下，虽然整个京城已经沸反盈天，但兵部还蒙在鼓里。

倒是在深宫里的崇祯收到了点风声，移书询问兵部，王洽坦然答道：“止闻在蓟，不闻在通。”（《崇祯长编》卷二十九）

这可真是要命啊（事后证明，因为这个，也真要了王洽的命）。

听了王洽的汇报，崇祯放心了，暂时的。

按照《辽师入卫纪事》里的说法，袁崇焕是十一月十四日才知道后金越过蓟门天险的，顿时感觉天要塌了，赶紧奋起直追。

往哪儿追？往西南方向的河西务追。

这下没救了。

北京基本就在蓟州的正西方向，后金走的就是一路向西的路线，除了分一部分兵力去攻打顺义外，主力走的都是两点成一直线的行军路线，按袁崇焕所拟定的方向走，要在前面截住后金军队是指望不上了，只能在北京城见了。

打个比喻，从蓟门到北京，后金走的是弓弦路，而袁崇焕走的是弓背路，二者不交叉，看不出袁崇焕有半点阻截后金军队的意思，反倒像故意让出一条道让后金更加畅通无阻似的。

在河西务，袁崇焕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副总兵周文郁提出：“我军只宜向敌军靠拢，不宜入都城。且敌军在通州，我军屯张家湾，二者相距十五里，我军可在河西务用餐，敌军有破绽则迅速出击，敌军防备严密则再寻找战机，这才是万全之策。”（原文见《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周文郁说的是对的，原本，外镇之兵，未奉明旨，不宜入京，而关宁军的主要任务是拦截敌军于京城之外，怎么可以先敌军一步到达京师呢？！

袁崇焕说：“周君所说极是。只是小弟担心逆奴狡诈，再出现蓟州阴遁一幕，避开我军，不与我战，潜袭都城，则都城百年未经烽烟，人心一旦动摇，后果不堪设想”。 （原文见周文郁所著《边事小纪》卷一）

想了想，又说：“君父有急，管不了许多，苟得济事，虽死无憾。”（原文见《边事小纪》卷一）

会议结束，袁崇焕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行120里，由间道急奔，抢在皇太极之前，于十九日抵达北京外城广渠门外。

其实，袁崇焕统兵入蓟时，崇祯已经下令他不得越蓟州一步，而他竟然毫不放在心上。现在又放弃了周文郁屯军张家湾的建议，擅自率部进京，可谓昏招迭出，步步皆错。

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在顺义被击溃后，会兵一处，退保北京，十一月十六日，到达北京外城，驻军于德胜门。

十一月十七日晚，袁崇焕赶到左安门。

北京内城共有九门，其南中为正阳门（前门）、东为崇文门、西为宣武门，东城南为朝阳门、北为东直门，西城南为阜成门、北为西直门，北城东为安定门、西为德胜门；

北京外城一共有七门，其南面中为永定门、左右两侧为左安门、西为右安门；东面有广渠门、东便门；西面有广宁门、西便门。

左安门在东，德胜门在北，另外南面为永定门、西面为右安门。

对宣大军和关宁军，北京城内的人是有看法的。

宣大军行程近一千里，长途跋涉，中途又遭受后金袭击，伤亡惨重；而关宁军从山海关到北京不过三百里路，其先赴蓟，却没有与后金交战，其后又取道河西务，毫无堵截敌军于途中意图，避开敌军奔赴京城，民间有一种声音，认为后金是由袁崇焕带来的，其目的，就是想胁迫崇祯签城下之盟。

现在，袁崇焕的军队从东而来，屯驻在广渠门外；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从西北方向而来，驻扎在德胜门外。八旗兵从北面进抵京师后，皇太极驻幄在城北土城关以东，其两翼兵分别安营在德胜门外至安定门外一带。

后金于十一月十七日到京郊牧马场，考虑到接着就是攻打明帝国的心脏北京，皇太极传令部队休整。

二十日，拔营起行，到达北京城北土城关东隅，两翼兵沿东北隅立营。

皇太极听说有大量明军集结在德胜门，于是亲率右翼诸贝勒，领白旗护军及蒙古兵杀往德胜门。

才走不远，又有探子回报，东南方向同样有明兵集结，便遣左翼贝勒莽古尔泰、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台吉豪格率白旗护军及蒙古兵前往牵制该部明军。自己继续率主力扑向德胜门。

离德胜门几里路，又有探子回报，德胜门的明军正是在顺义溃逃回来的宣大军。

皇太极于是传令：“炮手近前发炮火，等明军炮火一停，蒙古兵及红旗护军由西面进击，黄旗护军由侧面冲入。”（原文见《满文老档》）

蒙古兵及正红、正黄两旗护军得令，弩张剑拔，蓄势待发。

后金炮声一响，满桂、侯世禄两军施炮还击，一时间，炮声隆隆，惊天动地。

北京城内的士民听到炮声，无不变色。

北京城作为大明王朝的都城，虽然高大雄伟，城墙坚固，但毕竟已有近二百年未历兵火，城防疏薄单弱，负责守城的京师警备军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仪仗队，作战能力低下，兵科给事中陶崇道前两天检查京城火器，竟然发现，城楼兵器房中的许多火器“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向将领讨教，皆各茫然；向士卒咨询，百无一识（《崇祯长编》）这会儿听到城外炮声震天，守城士兵一个个引颈张望。

而两军大炮对攻稍歇，后金正红旗护军及蒙古兵及从西面突击，正黄旗护军从旁冲杀，两路并进，将明军“填拥于狭隘处，尽歼之”。侯世禄看见后金军来势凶猛，怯意大生，竟然引兵避敌，其手下兵众一哄而散。

城上明军看见后金冲突而西，“如黑云万朵，挟迅风而驰，须臾已过”（《烈皇小识》卷二），尽皆骇然。

所幸满桂凶悍，领所部军往返驰骋，与后金军拼死搏斗，堪堪压住了阵脚。

一番恶战下来，“满桂身带重伤，血染征袍，所存仅三千人。”（《烈皇小识》卷二）而后金军已蜂拥杀至城下。

城上守军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紧奋勇弯弓，又发火炮，轰击敌军，以助满桂一臂之力。

城上城下的明军一齐努力，后金伤亡惨重，暂时退去。然而城上守军由于不熟悉用炮，竟然“误伤桂兵殆尽”，满桂领着残余的一百多人“负创卧关将军庙中。”（《国榷》、《崇祯实录》略同。）

德胜门前的大战告一段落。

那边，莽古尔泰等人所率左翼军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莽古尔泰等人向东南方向绕行了一阵，没发现明军踪影，便“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清实录》），而留大部队原地驻扎。

到了广渠门外，他们才知道遇上了袁崇焕的关宁军。

莽古尔泰根本不把袁崇焕放在眼里，竟然将仅有的两千人分为三队，中路猛击，两翼包抄，同时杀上。

而袁崇焕一军，已经早早布好了阵形，等候多时。

负责镇守南面的是祖大寿的正兵，大将王承等人列阵于西北，袁崇焕和山海关副总兵周文郁守在正西方向，虚东而待敌。

后金诸贝勒中，豪格是出了名的急先锋，骤马而进，正与祖大寿部狭路相逢，两军士兵均操起家伙呐喊厮杀。

祖大寿兵多，豪格人少，两军刚一接战，后金军就有溃散之象。

后金猛将阿巴泰带少数骑兵正杀得起劲，突然被明军骑兵一冲，就与豪格分隔开了，顿时心慌，又看明军势大，于是一扭马头，急绕阵而走。

在他后面的阿济格一看他想做逃兵，催马赶来，大声叱骂，“鞭其马颈”（《清实录》），想要阻止他，但阿巴泰不管不顾，跃马奔北，而他所走的北面，正有明将承胤引军挡住去路。

阿巴泰立马无措，正不知如何是好，然而承胤却畏敌如虎，见了后金兵冲来，竟“徙阵南避”（《辽师入卫纪事》）不战而遁，阿巴泰遂引军径闯西面。

守在西面的是袁崇焕和山海关副总兵周文郁。

后金骑兵来势奇快，有一名悍将竟然驰至袁崇焕前面，抡刀就砍，幸有明军偏将袁升高举刀架隔，“刃相对而折”（《辽师入卫纪事》），袁崇焕才躲过一劫，饶是如此，也惊心动魄，吓出一身冷汗。

后金豪格一军独趋右偏，“败其伏兵，追杀至城壕”（《清实录》），而莽古尔泰、阿济格等人也已三路合击，杀到一处。

后金战骑驰骋突击，矢如雨下。

作为明军的主帅，袁崇焕和周文郁均“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

双方互相恶斗，“杀伤相当”（《明史》）。

毕竟明军势大（九千），后金骑兵只有两千人，不敢恋战，很快收兵。

按照《辽师入卫纪事》的说法：“此一战，自午时至酉时，麋战三个时辰，杀贼千人以上，其中重伤东奴伪六王子和蒙古著名酋长都令。我军亦有数百名士兵伤亡。以往，战后论功，多以割敌人首级多寡为标准，以致于士兵在战场上只顾着收割敌人首级不能扩大战果。袁督师深感陈规陋习贻误战事，于开战前与将士相约，只期望尽歼敌军为要，不许割死尸首级，故将士得一意剿杀，以获此胜。”

虽说在战斗紧要关头，不能因为争割人头而致贻误战机，但考虑到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作战，眼看后金已撤，是可以从容收割留在地上的敌尸进行统计的，可惜事后论功，却一个首级也没能上交，怀疑有夸大战功的可能——不是普通的夸大，是惊人的夸大——后金也就两千骑军投入战斗，关宁军却“杀贼千人以上”！

经过十一月二十日在德胜门前的大战，皇太极暂时停止了进攻，二十二日“遣归降之王太监赍议和书致明帝”，要崇祯签订城下之盟，其本人则“率诸贝勒及护军，环视北京城。”（《满文老档》）

然而，大明上下都不敢掉以轻心，全民皆兵，严阵以待。

二十三日，皇太极依然没有发动进攻，他还做出了个奇怪的动作，全军移营南海子（南苑）。

崇祯沉不住气了，鉴于满桂一军伤亡严重，于是传手谕给袁崇焕“令速进兵”《辽师入卫纪事》），要袁崇焕出兵驱敌。

实际上，“崇焕固自任灭敌。一旦胡骑充斥。惟死战庶足赎”（《国榷》），可是袁崇焕自己却有多方考虑，顿兵不战。

既然袁崇焕不肯采取行动，崇祯决定召见袁崇焕。

（以上为覃仕勇长篇通俗历史书《奏折上的晚明》节选，欲知上下文内容，请到专栏阅读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