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客栈前两天介绍过邓恩铭，参加一大会议时还只有20岁，让很多人都自惭形秽。

其实，在参加一大的代表中，邓恩铭还不是年纪最小的，最小的其实是刘仁静，那年才19岁。

刘仁静1902年出生于湖北应城，从小就思想活跃，在中学时大量阅读了《新青年》《科学》等进步刊物，尤其是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刘仁静更是喜欢得不得了。

1918年，16岁的刘仁静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大这个思想开放的学府，更加开阔了刘仁静的眼界，在1920年春天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员。

1921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提议召开一大会议，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当时，有个说法叫“南陈北李”，即上海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两大领袖，一大会议由他们俩来主持，无疑是众望所归的。

但是很不巧，这两位领袖人物都因故无法前来，在北京的李大钊便想找两个自己的学生代替他去。

首先确定的人，是刘仁静的大师兄张国焘，当时是北京学联主席，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由他代表李大钊去，谁都没有意见。

第二个人选是谁呢？论资排辈，应该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二师兄邓中夏，李大钊也找他了，但邓中夏说，老师我这边没有时间啊，还要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会议呢！

二师兄没时间，就到了三师兄罗章龙。相对大师兄和二师兄的名气，罗章龙名气略有不足，但也是组织领导陇海铁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青年领袖之一，不可小觑。

但是，罗章龙当时刚联系到一个厂子，要和工人展开座谈会，商量罢工的事，都赶到一起了，罗章龙也去不了了。

李大钊没有气馁，又往下问了好几个学生，结果大家都很忙，都没时间去，最后，李大钊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了年纪最小的刘仁静身上。

刘仁静年轻气盛，对这种事非常热衷，因此当李大钊问他的时候，他立刻就答应了。

后面的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一大在上海胜利召开，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如果照着这个剧本走下去，刘仁静肯定会成为我党的优秀领导人之一，但是，刘仁静的人生却在第二年就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因刘仁静学问好，还精通英语和俄语，因此，陈独秀在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时候，点名要带着他一起去，当自己的翻译。

刘仁静早在中学时就是陈独秀的超级粉丝了，这次能跟着偶像一起去苏联，心里也是非常兴奋，但是他肯定想不到，自己会在苏联遇到托洛茨基，并走向另一条道路。

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后来斯大林的新经济政策，都有托洛茨基的身影，而且多是以“反派”的形象出现的，尤其是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为接班人，托洛茨基与共产主义的新领袖势同水火。

不过，刘仁静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竟然对托洛茨基非常崇拜，后来托洛茨基被苏联驱逐后，刘仁静还专程跑去土耳其，每天去拜访托洛茨基，足足呆了一个多月。

以托洛茨基为师，可想而知刘仁静在当时的环境下会有什么遭遇。回国后，刘仁静以“托洛茨基的代言人”自居，开始跟国内的共产主义者渐行渐远。

后来的刘仁静，经历非常坎坷，脱离了组织，还投靠过国民党，到了哪里都不受待见，直到1949年大局已定，刘仁静才“幡然醒悟”，重新回到北京，声称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我党对他还是很宽容的，安排他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还从事过人民出版社的翻译工作，也算发挥其所长了。

对此，刘仁静曾感激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1987年8月5日，刘仁静意外死于车祸，终年85岁，成为最后一位去世的一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