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其财资之巨令世人艳羡。他们有什么致富的秘诀？又怎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徽商发家的秘诀

徽商致富第一个技巧就是要吃定这徽州的山水。徽州确实是做生意的好地方，自然的产出，放在山外，那就是宝贝。这些宝贝中，以木材最多，需求最大。徽州周边皆是富庶的州郡，山上有无尽的松木、杉木，运出去，就是金银。满山的财富如何变现呢？砍伐、捆扎、装卸、运输，无一不需要大的人手，聚族而居的徽州人发挥了家族优势，一个人的人力和财力不足以贩运如此大宗的货物，就聚合家族成员一起来贩运。徽人将原木捆扎为木排，直接沿新安江而下，直抵需要木材的杭州、苏州。

集中力量可以办大事，在人力优势之下，山河都为之变向。《婺源县志》记载，道光年间丹徒江闸口损坏，水势过急，影响朝廷粮食漕运，木商戴振申见此，马上筹集资金，主持闸口重修，完工后江面“如涉平地”，戴振申因此获得了朝廷的九品官衔。但戴振申为了使水速平缓，将河流闸口变宽，水位下降，最终造成严重的淤塞，使吃水深的粮船难以通行，而吃水较浅的木排则畅通无阻，且降低了碰撞的风险，结果这段水路成了徽州木商的专属通道。

有实力的商团，更容易接手“政府项目”，完成资本积累的徽商常常与朝廷合作。

徽商贾而好儒？

许多富商是有一个“儒梦”的。

歙县富商黄崇德，年轻的时候从儒，颇有才名，但科场一再不第，其父就劝他说：“象山之学，以治生为先。”圣人陆九渊的学问，讲究的可是先养活自己。黄崇德听闻此言，立即放下‘四书’‘五经’，拿起行囊算盘，投身商场，成了一名富商。歙县人江遂志，本来要用科举扬名立万，但家道中落，教他的先生劝他，时不我与，年轻的时候与其看运气等科举，不如出去发财，于是乎又一个儒生成了富商。

这些“半路出家”的商人，大概是难以忘怀曾经的理想，一些人成了富豪后，又重拿起书本。不论是先儒后商还是先商后儒，总之徽州商人是忘不了儒。其实，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儒后面的 “官”。《二刻拍案惊奇》中讽刺徽商说，“徽州人有个癖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其余诸事都要吝啬了”。能通过自己学习考上科举固然好，如果自己考不上，那花银子办书院，让自己的子孙、族人考上也行。

徽商对乌纱帽的癖好，也不能全怪他们就是 “官迷”，毕竟在传统社会，为官是光耀门楣的正途，更何况，当了官还可以免去自家的税务，拿政府项目也更方便了。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徽商都应该有足够的热情去追求那诱人的“靴帽”，所以，徽州儒商的代表，就是那位戴着红顶的巨商胡雪岩。

徽商去哪儿了

康熙年间，清政府认为徽商购粮会造成“粮仓”——湖广地区粮价飞涨，于是做出了对徽商“限购”的规定。一个商帮能直接影响几个省区的粮食价格，可见徽商鼎盛时，其财资之巨令人瞠目。但拥有如此巨额财富的徽商在近代中国似乎销声匿迹了，他们去哪里了？当徽商的财富消失，徽商也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但徽商的钱又去哪儿了？

在家乡拥有土地、屋宅，成为乡人敬重的地主才是荣耀的，否则有再多的钱都是锦衣夜行。因此多数徽商都将目光投向了家乡的土地。

富有的徽商为争夺乡间的土地，往往不计代价，富商为竞购土地，常用高价来利诱农民卖地，为免除卖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徽商还会许出低价租种的承诺，这样的买卖几乎可以肯定是赔本的，但为了成为“地主”，赔这点钱还是值得的。商人重风水，如果碰到有好风水的建筑地，一亩百金、千金甚至万金的价格也是出得的。赔本买卖做成了风气，再好的风水也难保佑这些商人能收获更多的利润。

买田买地是光耀门楣的第一步，如果想赢得族人称赞，那就得在儒家价值观的指导下走得更远一些。明代乡间立家祠威风，徽州各个家族都以拥有宏大、华丽的祠堂为荣，活着的人怎么样先不管，让祖宗进了殿堂最重要。

若是进财有方，散财有道的徽商也不至于没落，生财之路出了问题，才使得徽商走向末路。随着时间推移，徽商的发财秘籍不灵了。

首先出问题的，是徽商背后的官僚。拥有大量资本的徽商，通过贿赂官府，取得贩卖甚至管理官盐的权力，连贿赂带税金，贩盐的成本不低，但垄断这种生活必需品的市场，那利润也是非常可观的，然好事终不能独为徽人所占。

嘉庆八年，两淮巡盐御史佶山命徽州盐商鲍芳陶办理当年的淮北盐务，就是负责淮北地区的盐业专营，“发财”的机会来了，鲍芳陶却称病告退。佶山大怒，要治鲍芳陶抗命之罪。盐商宁可获罪也不去发财？原来，清代中期以来，私盐泛滥，政府不加治理，贩卖公盐的“盐课”却越来越重，故贩卖公盐没有利润不说，如果承揽某地盐务，必要赔上万两白银的课税，所以这样出力不赚钱的活，徽商是不会做的。

接到佶山奏本的嘉庆帝心里清楚，如果是赚钱的生意，盐商肯定抢着做，怎么会抗命呢？里面必有蹊跷。但他又觉得商人敢抗皇命，也着实太大胆，于是他命令两江总督陈大文去仔细查办此案。

在地方任职的陈大文也清楚这里面的门道，但打官司的双方，一方是同僚、旗人佶山，另一方只是一个商人，该得罪谁他更清楚。于是陈大文要求所有徽州盐商共同认领今年一半的盐税，同时又强令鲍芳陶掏出五万两白银的盐税，否则就要褫夺他高价买来的官衔并治他抗命之罪。再富有的商人碰见官，也没有更多的申辩权，于是只好破财免灾。从此以后，徽州盐商常年做起了这样的赔本买卖，一直做到彻底消失在历史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