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碧微“俯視” 廖靜文“仰視” 這個版本是“平視”

《徐悲鴻》

楊先讓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央美術學院成立典禮資料照

19歲的徐悲鴻

文/李煦

“壯哉央美兮，爲丹青運籌。勢從國運兮，爲文化歌謳。”今年4月，是中央美術學院百年校慶。1918年，蔡元培倡導成立國立北京美術學校，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國立美術教育學府，也是中國現代美術教育的開端。此後幾經流變，1950年1月，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准，正式定名爲中央美術學院，當年4月1日舉行成立典禮，第一任院長爲徐悲鴻。

央美百年，爲其打下最深烙印的就是徐悲鴻。他開山立派，成一代宗師，影響力至今不衰，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每年幾十萬學子苦練素描以參加美術高考，就源於他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之論斷。

在這個4月，讀著名版畫家楊先讓的《徐悲鴻》，儼然有特殊的意義。

他爲何引進西方寫實主義

有道是：譽滿天下，謗亦隨之。徐悲鴻生前，曾被攻擊爲“摧殘國畫”，這是因爲他力主“中西融合”，在中國畫體系中引入素描;而在他身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則有人指責他沒有從歐洲引進現代派藝術，而是將西方即將“落伍”的寫實主義帶回來了，使中國的美術步伐落後世界潮流半個世紀之久云云。

爲徐悲鴻止謗，正是他的弟子楊先讓寫這本書的最主要動機。楊先讓平靜地敘述瞭如下事實：

徐悲鴻19歲至23歲以一支畫筆闖蕩上海北京，先後得到康有爲、蔡元培等的大力支持和幫助;

徐悲鴻剛抵達法國，就得知五四運動爆發，寫下“今日何日乎，吾等齊處烈風猛雨裏，往者暴君污吏貪官孱將，殃民害國，罪惡不可諫，偏今日白手空拳，排難禦侮是吾事”的句子;

在歐洲，他廣泛接觸各種美術流派，曾爲此向柏林藝術學院院長請教。最後他認定，“古典和寫實主義的造型，加浪漫主義和印象派的色彩，再加上後印象派的感性”，這是最有益於中國畫改良創新的精華，最值得引入國內;

當時在歐洲學美術的還有邵洵美、孫佩蒼、林風眠、常玉、潘玉良;後來還有龐薰琹等人。龐薰琹立志借鑑西方現代派藝術，但到了抗戰時期，龐深感現代派難有用武之地。徐悲鴻自己也說“吾國因抗戰而使寫實主義抬頭”;

徐悲鴻要求學國畫的學生要有兩年嚴格的素描訓練，但也要求油畫吸收中國畫精髓。他說，西洋畫雖然也用線來表現，但是不如中國人的線，因爲中國人從小寫字練書法，這是線的基礎，是中國人得天獨厚的傳統功夫。他曾把楊先讓等人召集到他的辦公室，專門談了中國山水畫和西洋風景畫的區別，他說，中國山水畫的創作是蒐集了山脈水絡的全貌，不拘一山一水，而是集中其精華，從而畫出全局的磅礴氣勢;

1952年徐悲鴻腦溢血，4個月後方能坐起，他對妻子廖靜文說：“國家還很貧窮，百廢待興，而我卻因病耗費國家這樣大一筆錢，我一定要力圖報答。”1953年初，他能下牀活動了，即到各個教室去看學生，當他看到各個班級的學生都用削得尖尖的硬鉛筆，以所謂的“民族化”的方法畫素描時，他十分焦急，因爲如此畫下去，每個作業要畫上幾十節課，畫得光滑細膩，十分呆板繁瑣，會把學生的感覺磨鈍，失去新鮮感。他立刻招集素描教師開會，要求改變教學法，不要讓學生去畫這種“平板光滑的館閣體”。在回家的路上，他嘆息：我病了一年多，給學生們帶來這樣大的損失，心裏真難受啊。

1943年，徐悲鴻在文章中寫道：“寫實主義足以治療空洞浮泛之病，今已漸漸穩定，此風格再延長20年，則新藝術基礎牢固，爾時將有各派挺起，大放燦爛之花。”

從這些事實，讀者自可判斷那些質疑。首先徐悲鴻是愛國者，他要在美術領域復興中華;同時，他也是一個懂得美和藝術規律的藝術家，他並沒有“罷黜百家、唯我獨尊”的打算。

生命中的三個女人

藝術家的私生活是很難寫的。徐悲鴻生命中有三位著名女性，其中兩位都寫書回憶了與徐悲鴻在一起的日子，所不同者，蔣碧微是“俯視”，廖靜文是“仰視”。楊先讓沒有迴避這一段，他用的是“平視”。

寫作此書時，楊已至七旬，僑居國外，完成鉅著《黃河十四走》，無論是對人生、人性的體悟，還是藝術成就，都至化境;有了這種基礎，方能從容坦誠寫好自己老師的感情經歷。

寫蔣碧微，楊先讓首先寫了一段自己在美國蒐集的史料：抗戰期間，日本空襲，蔣碧微的鄰居正要生產，蔣碧微不顧危險留下來幫忙，將一個女嬰接生出來。

蔣碧微也曾深愛徐悲鴻，不顧一切私奔，令家族難堪。但一起去莫斯科，徐悲鴻要買畫冊，蔣碧微卻要買皮大衣，因爲這裏皮大衣便宜，可多買幾件送親戚。

買畫冊就一定比皮大衣好嗎?不一定，但是三觀不合是明擺着的;後來發展到蔣碧微勸徐悲鴻給蔣介石畫像，要他入國民黨、和田漢這種朋友絕交。

蔣碧微早早移情張道藩，此後徐悲鴻也遇到孫多慈。他想送孫多慈出國，蔣碧微得知後動用人脈，把這事攪黃了。

1945年，蔣碧微終於和徐悲鴻離婚，條件是現金100萬、徐的畫100張、徐收藏的古畫50張。拿到錢和畫的當天，蔣碧微去打了一通宵的麻將。

蔣碧微此後未再結婚，一直給張道藩當情人(張有婚配);1965年在臺灣寫了兩部回憶錄《我與悲鴻》《我與道藩》。張道藩去世後，蔣碧微曾到香港，試圖聯絡留在大陸的子女未果。晚年她生活困窘，賣房賣畫，卻還爲張道藩完成遺願，爲他出戲劇集、書畫集。

楊先讓在書中，還全文收錄了蔣碧微臨終之際爲張道藩寫的懷念文字，讀來確實感人。

楊先讓筆下，蔣碧微是有才有貌敢愛敢恨的剛烈奇女子，奈何與徐悲鴻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兩人相逢是一個悲劇。

楊先讓寫孫多慈，則連用四個“太”字，稱其“太無辜、太純潔、太真摯、太不幸”，突出了孫多慈性情和婉、才華出衆。楊先讓沒有爲尊者諱，坦言孫多慈是“被徐悲鴻有意無意的帶到她小小年齡無法抵擋的險惡境地裏去了”。

後因雙方家庭反對，徐孫二人分手，但是“在藝術上，孫多慈確實得到徐悲鴻的衣鉢真傳，從她的素描、油畫、水墨中都可看出徐悲鴻的影響”。到臺灣後，孫多慈繼續從事藝術事業，培育後輩。蔣碧微《我與悲鴻》出版後，早已成家的孫多慈再次陷入難堪，1975年以癌症而終。

珠玉在前，楊先讓寫到廖靜文這位師母，卻並不費力。他依舊平靜地敘述瞭如下事實：

徐悲鴻去世，廖靜文將家中鑰匙交給文化部部長茅盾，財產全部捐獻給國家。經清點，計有徐悲鴻遺作一千餘幅，收藏曆代書畫千餘件，圖書碑帖萬餘件;

廖靜文申請上北大中文系，一邊帶大兩個孩子一邊讀書，着手蒐集徐悲鴻資料，後來寫出《徐悲鴻一生》;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那個特殊的時期，廖靜文被打得昏死3次，多次被抄家，她寫信給周總理，要求保護藏品，總理下令將藏品送故宮保存;1972年她又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建徐悲鴻紀念館，得到批示後奔走十年，終於在1982年建成，這是中國第一座畫家紀念館;

1993年的一個晚上，廖靜文和兒子徐慶平徒步登六樓來到楊先讓家，並帶來一包鮮荔枝。此行是爲了向楊要兩幅寫意花卉，作爲出國舉辦展覽期間應酬之用。她說：“只能求悲鴻的學生幫忙了，總不能拿悲鴻的畫去送禮呀。”在廖靜文等人努力之下，2013年，徐悲鴻紀念館新館奠基。

遙想當年，徐悲鴻登報徵募一位圖書管理員，來自湖南的廖靜文，筆試考了100分……他們後來只做了8年夫妻。用楊先讓的話說：“廖靜文對徐悲鴻的愛情，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純潔、最偉大、最忠實、最值得歌頌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