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鳳凰資訊

作者 | 姜浩峯

原題《56年中國戶口往事》

盲流，即“盲目流動”、“盲目流入”或“盲目外流”，指中國大陸農村遷徙和流動進入城市的人口

“困擾了中國半個多世紀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就此壽終正寢。這是漫長的56年。”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徐遠說。

2014年7月30日，《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發佈，第二天，取消農業戶口的新聞佔領了各大媒體，牽動所有人神經的戶籍制度改革，終於有了實質性的進展。

關緊城市的大門

直到1990年代乃至21世紀初，在上海擁擠的公共汽車車廂裏，仍有老人會甩出一句：“軋啥軋？阿是軋戶口米啊？”這是一段艱難歲月在上海人心裏留下的記憶。

1941年日寇進入租界，使得上海的糧食供應極度短缺。甚至因糧食不足而引發搶劫、兇殺案日見增多。日僞當局則在上海推行“計口授糧”辦法，規定給每一市民發一張購米證，憑證可以每週在指定的米店購買白米一升，碎米半升。即使這很難維持生計的一升半米，也經常斷供，必須拿着戶口購米證搶先去軋，也就是在米店開門前就蜂擁而至爭先恐後，才能贏得口糧。

可見，抗戰年代，擁有戶口，是淪陷區人民得以維持生命的一份並不靠譜的憑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4年開國立憲，第90條明文規定公民有‘遷徙的自由’，也就是說大家可以在全中國跑了，不用再領‘良民證’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徐遠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之初，領導層並不限制人口流動。

限制人口遷移的政策是爲了應對1950年代中後期農民的無序進城。他拿出的數據是——1954年到1956年，全國遷移人口達7700萬，包括大量人口進城。而當年全國人口是多少呢？所謂“六億神州盡舜堯”。“擁護上海緊縮人口措施，響應政府號召積極回鄉生產”，《新民週刊》記者在一張1950年代的舊照片上，看到了如此一幅標語。照片拍攝於上海市常德路恆德里，上世紀50年代，“城市人”的概念已經深入人心。

時間再向前追溯20年，1932年“一·二八”事變之後，來自雲南的聶耳、來自湖南的黎錦暉等人組織了一個“明月社”，並在赫德路（即後來的常德路）恆德里65號住下，直到1933年春離去。彼時，恆德里的住客來來去去。城市和鄉下，並沒有制度性的隔絕。

直到1958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頒佈。

“那時候，雖然也有一些‘城裏人’，但其實脫離‘泥腿子’也沒幾天，全國從上到下，其實大多數都是農民，對於工業生產、城市管理這些新生事物，都是兩眼一抹黑，誰也不懂的。”徐遠說。於是只能採取“一刀切”，頒佈條例，限制農民進城。

在1958年以後，如果一個外地人，戶口不在恆德里，就很難像1930年代的聶耳們那樣在此常住。

然而，在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陸益龍看來，過去56年中國大陸施行的戶籍管理制度，並非肇始於頒行之日的1958年1月份。“考察1949年後的中國戶籍制度，不能從1958年開始，此前的歷史背景，同樣是我們理解該制度的重要線索。”陸益龍在自己的專著中提出，“中共建政之初，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此時他們必須承擔起城市重建所面臨的一切任務——建立公共秩序，恢復生產，抑制通脹，控制失業。”陸益龍認爲，戶籍制度就是中共建政之初爲了重塑一種嶄新的、大一統的社會主義秩序而設，他舉出的例子是——

“1950年8月，公安部制定了《關於特種人口管理的暫行辦法（草案）》，主要是爲了對反革命分子或可疑分子進行監視和控制，以便‘搞好社會治安，保障安全’，爲國家施政管理和建設提供人口資料。同年11月份，政府又出臺了《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統一規範了城市的戶口登記和管理。”

《新民週刊》記者瞭解到，與戶口管理辦法同時出臺的，既有1950年的《全國人口調查登記辦法》、1953年出臺的《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1954年，當時的內政部和公安部、國家統計局發表了聯合通告，其內容是普遍建立農村戶口登記制度。

計劃經濟確立之初，與之相匹配的戶口管理制度出臺。口糧、副食品，衣食住行各個方面，開始按照戶口進行分配，城市居民日常消費除了花錢，還得配以糧票、肉票、蛋票、布票等等不一而足。糧票分地方糧票和全國糧票。城市居民如果手頭沒有全國糧票，到外地很難買到食品。農民由於沒有糧票，出外只能自帶乾糧，可謂寸步難行。

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人口管理科學研究所前所長、公安部戶籍處前處長張慶五看來，沒有當時出臺的戶口管理制度，計劃經濟無法實行。“戶籍政策管理之嚴，是隨着計劃經濟的發展逐步嚴格起來的，最初從治安的角度去管理的中國戶籍，後來還對計劃經濟起到了促進作用。尤其是在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的20多種計劃供應票證都是憑戶口發放的，如果那時沒有戶籍體制來科學而合理地統籌安排，很難保障這一特定時期中國人的基本生活。而虛報戶口領取糧食在當時是很嚴重的違法現象。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戶口，計劃經濟無法實行。”

到農村去

“每年的3月8日是我知青生涯的紀念日。因爲在1969年的3月8日我離開了上海，開始了我的知青生涯，一去就是27年。至今我還非常清楚地記得這個令人刻骨銘心的日子。”上海家喻戶曉的“老孃舅”柏萬青，是幾十萬上海知青之一，回憶自己的經歷，她對《新民週刊》記者感慨萬千。

柏萬青家兄弟姐妹共五人。她的大弟弟是1967屆初中生，小弟弟是1968屆初中生，她自己是1968屆高中生。按照當時的政策，姐弟三個人都屬老三屆，都要上山下鄉插隊落戶——到農村去，並且戶口也要前往農村。

當時柏萬青和她的同學們插隊落戶有七個地方——安徽、黑龍江、吉林、貴州、雲南、江西、內蒙古。“其中江西因爲有大米喫是屬於照顧的，但我們班江西只有6個指標，在同學推薦中有的推薦我去內蒙古，有的推薦我去江西，到底去哪裏始終定不下來。3月3日班主任到我家宣佈我去江西，而且8日就要走，時間緊迫，要購買物品準備行裝，還得通知遠在奉賢的弟弟，家裏一下子忙碌起來。”在經過凝重的家庭會議後，1969年3月8日，柏萬青到醫院告別了正在住院的媽媽，去往了上海老北站，去往了江西農村。

直到1996年，在江西省資溪縣副縣長任上，思鄉心切的柏萬青還是調回了上海，重新擁有了上海戶口，放棄官職從靜安寺街道宣傳科科員開始從頭做起。

陸益龍的統計認爲，自1960年代中期以後，政府動員了近40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文化大革命’期間，出於經濟的和政治的考慮，政府大力動員廣大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是一場反城市化運動，有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更重要的是爲了減輕城市負擔。”離開父母和家鄉的知青，被分派到全國各地農村插隊落戶，在陸益龍看來其實質是“對戶口制的強制性調整”，也就是國家通過一種制度安排暫時減少合法的城市戶口，以減輕城鎮資源供給的壓力。

知青的下放，造成了一系列的後遺症。

張慶五說：“‘文革’後因爲戶口問題上訪的就佔到了上訪總量的三分之一，我們之後的很多工作，都在解決遺留問題。”

哪些是遺留問題呢？

1990年代初，上海作家葉辛的長篇小說《孽債》，拍攝成電視劇後風靡全國。“美麗的西雙版納，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麼大，沒有我的家，爸爸一個家，媽媽一個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餘的。……”知青回城以後，留在鄉間的骨肉血脈卻由於戶口問題無法解決，久拖成病，成了一大社會問題。如今，當年的知青已經步入花甲之年，可這一社會問題仍未終結。

“我是一個普通的母親，我的兒子出生於2007年9月，今年9月份到了入小學的年齡。兒子從出生到現在戶籍一直在上海，從未變動過。我們等待根據學區分配進入戶籍所在地的小學就讀。可是通知書下來，竟然說兒子的條件不符合進那所小學，我們全家都傻眼了，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今年以來，回滬知青子女沈女士一直爲了兒子的入學問題煩惱不已。作爲監護人，沈女士出生時戶口沒法報在自家祖居的老屋裏，作爲知青子女她隨父親將戶口報在了出生地常州。如今沈女士家房產證上的戶主是沈女士的爺爺，也就是他兒子的太爺爺。

沈女士居住區教育局基教辦的答覆是：“政策的變化是爲了應對入學高峯，也爲了限制無序的擇校行爲，遏制盲目擇校‘空掛戶口’的現象。”

沈女士對此答覆很不滿意。“我的父親也就是孩子的外公是一名知青，年輕的時候響應國家號召上山下鄉，把戶口遷出了上海。如今，我的父母由於上海房價高而沒能回滬，我的兒子卻無法在老家所在的小學就讀，我實在弄不明白。”

當然，“文革”時期乃至之前一段時期，戶口遷離大城市的不僅是知青。當時北京、上海等地許多工廠企業整體搬遷到內地。根據上海市總工會《工運志》記載，“從解放初失業技工去東北建設，50年代技術工人支援重點工程，60年代建設大小三線，到改革開放後支援外地鄉鎮工業，先後有140多萬人支內，其中專業技術人員20多萬，技術工人40多萬，遍及全國29個省市。”這其中，除了改革開放後支援外地鄉鎮企業者，之前支內都是要遷戶口的，有的還舉家遷移。

將人口往三線轉移，往農村轉移，還有一個重大的歷史背景不能忽略，那就是備戰。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袁德金曾著文《毛澤東與“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思想的提出》。其中提到“從1957年到1963年，毛澤東對世界戰爭與和平的認識已不再單獨地強調‘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並特別強調‘應當以可能捱打爲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由於蘇聯的軍事威脅日甚，造成了中國人口往內地轉移疏散，是有跡可考的。1965年9月，國家計委重新草擬了《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彙報提綱》，明確提出，“‘三五’計劃必須立足於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當時認爲，假若要準備打核戰爭，先得把人口疏散開來才能發揮中國地廣人多的長處，而當時的人口和大工業都還大量集中在大城市裏。毛澤東甚至說：“中央領導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

“盲流”時代

“剛纔在那個候車室那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

“叫啥？”

“‘盲流’！你聽聽，還盲流呢，離流氓不遠了。”

這是1990年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上，小品《超生游擊隊》裏的臺詞，多年以後，“盲流”一詞已經不再被年輕人們熟悉。所謂盲流，當年特指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流動者。計劃經濟時期，人的流動大多隻有一個辦法——調動，但調動的前提是你要有穩定合法的職業，並且下一個單位願意接收你。各種出於個人意願進行的人口遷徙被認爲是無組織，無計劃的盲目流動。

改革開放後，農村的剩餘人口開始公開進入城市，尋求收入相對較高的工作機會。但是，政府並不鼓勵和讚揚這種流動，一部分人口流動就被稱爲“盲流”。追根溯源，盲流一詞來自於1953年政務院《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以及在1953年至1958年間，中央政府及其有關職能部門發出的數個標題含有“盲目流入”和“盲目外流”的文件。待到盲流成爲坊間熱詞時，已是1980年代。

1984年4月6日，國務院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試行條例》，1985年9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2次會議批准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居民身份證制度開始實施。有媒體如此評論：“人不分城鄉均發身份證驗證身份，方便人口流動自由擇業。”

盲流的出現，實際上說明牽絆國人流動的戶口制度被打開了一道門縫。1984年，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基本完成，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其中心環節是政企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增強企業活力。當城市搞活了，商品經濟生根發芽了，就需要吸納大量的勞動力。而中國廣大農村，擁有着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廉價勞動力。1991年的電視劇《外來妹》講述了那一個年代南下廣東外來務工者的故事。有資料顯示，進入1990年代當“民工潮”潮起之時，6000萬到7000萬農村戶口者外出打工，約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4.3%。

由於戶口仍在那遠方的家裏，導致了春運成爲一年一度人類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遷徙。（原載《新民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