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和渡江战役顺利进行，全国解放的形势势如破竹。4月25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占南京，随后接连解放了杭州、镇江、无锡、苏州等江南城市。此时，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国际大都市——上海。她的蜕变与新生，既是必然，也是考验。

解放前的上海拥有五六百万人口，是我国第一大城市。据当时的统计，上海的外国资本，占在华外资总额的80%以上，欧美各国在上海均有巨额投资。华洋杂处的国际都会，繁华与贫穷，光明与黑暗，交织成了当时上海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态。在当年3月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陈毅也曾对三野干部说:“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

5月3日，毛泽东回复总前委要求推迟进占上海的请求时说：“上海在辰灰（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而最终，华东局在离上海咫尺之遥的丹阳县城停留整训了20天，为接管上海的各项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保护上海这座特大城市，陈毅在战前提出了 ‘三个不打’，即：看不见敌人不打，打不中敌人不打，有人民群众不打。并提出，为了保护上海的楼群，让大炮休息；为了保护上海人民，让炸药靠边。”

军事上上海很快即可拿下，但“仓猝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被动”

渡江战役前，尽管各部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城市政策教育，但绝大部分干部战士都是第一次进入江南的大城市。第三野战军进驻南京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总前委领导耳闻目睹了我军进入大城市后出现的种种问题，感到最紧迫的就是再次对部队进行系统的城市政策教育。

刘统在《战上海》一书中写道，陈毅和邓小平来到南京后，住在蒋介石的“总统府”里。4月28日早晨他们在东园散步，发现地上漫着水，走廊上的地毯也泡在水里。一问才知道是战士不会用自来水龙头，把它扳坏了，到处跑水，好不容易才堵住。陈毅很生气，命令住在这里的警卫部队马上打扫干净，除站岗值勤人员外全部撤出“总统府”。陈邓也随即迁移到原国民党“行政院”办公。

23军68师进入杭州后，因不习惯城市生活，也出了一些问题。有些同志看了电灯、自来水就好奇，浪费水电现象很普遍，几天就损坏了40个灯泡。203团战士在蒋介石公馆里搞坏了三个抽水马桶。站岗的哨兵站在马路中央，看到汽车经过就阻拦询问，妨碍了交通。有的对城市看不惯，看见城市女人穿得漂亮，背地里就骂不是好人；有的见商人生活讲究，背地里就骂是寄生虫。

很多解放军战士对城市里的纪律不习惯，有的说:“城市里真难，动不动就犯错误。”有的说:“当兵不抵老百姓三分之一好。”有个营从城里撤到乡下住，大家都高兴地说:“这下可到解放区了！”

看到部队的报告，总前委感到城市接管确实是很复杂的问题。由于战线推进太快，许多准备工作来不及或不细致。4月30日，总前委给军委发电，要求推迟进占上海。电报说：“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猝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作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

毛泽东批准了请求。江苏南部县城丹阳突然热闹起来，华东局在这里进行了长达20天的整训工作，史称“丹阳整训”。

野战军进城“不能野”——“解放军在前线打仗是勇敢的，但进城要虚心谨慎”

跟随陈毅进入上海、接管上海的那些日子，是当时年仅16岁的上海警备区原副司令员相守荣将军60年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记忆。他在201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候曾回忆道，陈毅5月3日到达丹阳，开始主持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

“记得是5月10日上午，数百名排以上干部在城南大王庙集合，听陈毅司令员作报告。我们为陈老总安装了一台50瓦的扩音器。”相守荣说，“陈毅司令员思维敏捷，语言生动。讲话一开始，他就指出部队在丹阳驻防时纪律方面的几件事。一次他在光明戏院见到几个战士没有票，却硬往里闯，司令员干涉之后，几个战士才退出。陈老总说：‘这大概是革命无对象了。’他又提到南下途中有人拦汽车，拦不住就丢石头，有人为拦车把腿都折断了。陈老总严肃地指出，‘这是流氓习气！’他的手在桌上连续敲了几下，全场鸦雀无声。”

相守荣回忆道，陈毅十分强调军纪问题，“他说，现在上海只有敌人五六个军，以前那些恶仗不会有了。我们走到哪里，解放到哪里。要把中心转到接收城市、保护公私财产上。他又说，我们进入上海，仍像在前线打仗，也可能在上海打败仗。我们共产党员要意识到这一点才是聪明的，不意识到这一点是要犯错误的。进南京、上海是我们胜利的标志。在南京、上海搞坏一件事，全世界都知道……解放军在前线打仗是勇敢的，但进城要虚心谨慎，要小心。我们野战军，在城市里不能野。”

在1996年出版的《陈毅军事文选》中，记载了陈毅对“怎样才能接管好上海”的描述。他说：“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会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

遵照陈毅的指示，各部队在整训期间，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城市政策教育。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专门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城市常识》，下发到每个连队，分为五课，由指导员给战士们讲解城市知识。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时任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27军235团第7连政治指导员。根据他的回忆，当时根据上级要求，7连和其他连队一样，集中三天时间，认真学习《城市常识》《约法八章》等守则和有关外交等政策的布告。“我一条一条地给大家讲解，为了牢记在心，上级还要求大家都能背下来。这就难了，当时我们连80%的同志不大识字，别的连队大体也是这样，都叫苦说背不下来。我和萧锡谦连长商量，我们俩先做个榜样，经过一番准备，我们向全连同志背了一遍。大家一看，没话说了，都拿出入城守则和纪律手册，一字一句地背起来。”

“我们背完了，先考排长。二排长记性差，晚上熄了灯，还躺在床上默默地背。排长过了关再考班长，班长考完再考战士。最后我又进行了抽查，那些不识字的战士也能背得滚瓜烂熟了。光背熟了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要保证能做到。我组织大家讨论怎样具体落实，要求每人都写出执行政策纪律的保证书，并且每两个人结成一对，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不漏死角。在讨论入城后怎样能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时，大家提出要自觉进行个人物品登记，以便检查。组织上还要求对每个干部战士执行纪律的情况普遍进行一次审查，如果以前发生过违反纪律的事，就不能参加解放上海市区的战斗。三连有个排长打仗很勇敢，就是执行纪律不严格，有时爱从战利品中弄几盒香烟抽。在这次纪律教育中他就没有过关，不让他参加战斗。他觉得是很大的耻辱，痛哭流涕，写了保证书，表示绝不再违反纪律，才赢得了参加上海战役的机会。”

迟浩田也曾回忆道，当时在政策纪律教育中，还引导大家预测进入市区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如：遇到外国人照相怎么办？如有不明真相的人靠近哨位怎么办？有醉汉扰乱秩序怎么办？散兵游勇跑到外国领事馆怎么办等等，一一制定了不同的应对方案。通过纪律政策教育，指战员普遍提高了遵守入城纪律的观念，人人订立了遵纪立功计划。

同时，为了接管上海，数千名干部从各解放区，以及北平、香港日夜兼程赶来，投入接管上海的集中整训。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著名的“上海通”，如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从事文化工作的夏衍、从事秘密工作的潘汉年、从事经济工作的许涤新。有关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资料，有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有上海地下党调查的、有上海来人报告的。陈毅等不分昼夜地与分管各方面的干部研究情况，听取汇报。单是财政接管纵队的汇报，陈毅就听了两天两夜，对于如何紧急调运粮食、棉花、煤炭保证上海市民的需要，作了周密部署和应急准备。

要“打得好”也要“进得好”——军长带头官兵一致，无条件执行“不入民宅”

5月27日早晨下着小雨，上海市民在枪声平息后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潮湿的水泥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胜利的军队在城市中露宿，谁都是生平第一次见到。27军在市区的部队由聂凤智军长带头，官兵一致。20军入城后，全军露宿街头。最少的露宿30个小时，有的长达几天。59师师长住在小学校门口，政治部、司令部住在一条弄堂里，部队在人行道上。

据第9兵团的史料记载:“初入市区的部队，两三夜均在马路边露宿。适值雨季，连夜下雨，由于从军部起干部均能以身作则，战士亦都有觉悟，毫无怨言。市民(工人、学生、商人等)再三邀请部队进屋休息，均被婉言谢绝。”

这一切，源于总前委对三野提出两大要求：一是“打得好”，要显示出我军的威力和艺术；二是“进得好”，即入城后政策纪律好，军容好。陈毅对部队入城后的纪律提出极为严格的要求，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不入民房”。有的干部提出：遇见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迟浩田曾回忆，为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上海人民，我军官兵英勇作战，甘洒热血，宁可自己多付出牺牲，也要保护人民，保全城市，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壮丽篇章。“在战前，陈毅同志提出‘三个不打’，即：看不见敌人不打，打不中敌人不打，有人民群众不打。并提出，为了保护上海的楼群，让大炮休息；为了保护上海人民，让炸药靠边。”

在战斗中，由于没有炮火攻击和掩护，部队正面进攻伤亡很大，有少数同志埋怨说：“哪里有陆军作战不让用大炮的道理？”在向苏州河北岸推进中，敌人凭借高楼大厦，居高临下构成凶猛的火力网，部队多次用轻武器攻击桥头，都受到挫折，伤亡很大。指战员们被激怒了，有个单位把山炮营拉上来，瞄准了“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请求批准开炮。有位营长报告说：首长，请批准我们打两发炮弹就行了……

面对这一情况，处在第一线的部队指挥员心情十分沉重。一边是年轻战友的生命，一边是上海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架天平究竟倾向哪一边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不使用炮火要夺下桥头，的确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一旦批准打炮，整个北上海的建筑群，很可能顷刻间化为灰烬。怎么办？部队党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统一思想。有的同志尖锐地指出：“前面的战士在流血，不能再拖延了！我们倒要问问首长，是爱无产阶级的战士，还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

迟浩田曾回忆说，当时，部队领导向大家表示，现在我们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战士重要还是楼房重要。第一位的问题，是苏州河北岸有上百万人民群众，一炮打过去，会伤亡多少人？不打炮，我们要多伤亡一些战士；打了炮，会伤亡多得多的人民群众。我们也跟大家一样，爱惜战士的生命；大家也跟我们一样，爱惜上海人民的生命。爱战士与爱上海人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作为人民军队的指挥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最优先考虑的必须是人民群众的安危。说到底，我们为渡长江、战上海而流血、而牺牲，不正是为了解放上海人民，为了保障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吗？要算账的话，首先要算这个大账。再说，现在那些楼房还被敌人占领着，再过几个小时，我们从敌人手里夺回来，它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而将属于人民。

当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曾经预言，共产党进了上海，不要多久就会发霉、发黑、烂掉。为此，解放上海的部队广泛进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学习教育，及时提醒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部队刚进驻上海时，在一片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欢腾景象中，也夹杂着一些低级庸俗的东西。战士在街上执勤，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故意从楼窗里把一包包钞票、香烟、糖果扔到他们脚下；晚上，一些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人拦住他们，无耻地纠缠，妄图以此来腐蚀我们战士的革命意志，损害人民军队的尊严。但金钱美女毁不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战士们愤怒地踢开抛来的钞票，斥退无耻的引诱，表现出了人民战士的高尚气节。短短的几个月，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了烟馆赌场，青、洪帮销声匿迹，社会风气日益健康向上；物价控制住了，工厂继续运转，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初步改造。这些都为以后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波兰一家报纸说：“解放了的上海，再也不是世界污水沟了。”印度《实业报》赞叹道：“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