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三野戰軍進駐南京後,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等總前委領導耳聞目睹了我軍進入大城市後出現的種種問題,感到最緊迫的就是再次對部隊進行系統的城市政策教育。”陳毅也曾對三野幹部說:“進入上海是中國革命的最後一個難關,是一個偉大的考驗。

三個“不打”,鑄就中國革命戰爭史壯麗篇章

1949年,隨着三大戰役的勝利和渡江戰役順利進行,全國解放的形勢勢如破竹。4月25日,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攻佔南京,隨後接連解放了杭州、鎮江、無錫、蘇州等江南城市。此時,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轉向了國際大都市——上海。她的蛻變與新生,既是必然,也是考驗。

解放前的上海擁有五六百萬人口,是我國第一大城市。據當時的統計,上海的外國資本,佔在華外資總額的80%以上,歐美各國在上海均有鉅額投資。華洋雜處的國際都會,繁華與貧窮,光明與黑暗,交織成了當時上海複雜的經濟社會生態。在當年3月舉行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指出:“進入上海,中國革命要過一大難關。”陳毅也曾對三野幹部說:“進入上海是中國革命的最後一個難關,是一個偉大的考驗。”

5月3日,毛澤東回覆總前委要求推遲進佔上海的請求時說:“上海在辰灰(5月10日)以前確定不要去佔,以便有十天時間作準備工作。”而最終,華東局在離上海咫尺之遙的丹陽縣城停留整訓了20天,爲接管上海的各項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爲了保護上海這座特大城市,陳毅在戰前提出了 ‘三個不打’,即:看不見敵人不打,打不中敵人不打,有人民羣衆不打。並提出,爲了保護上海的樓羣,讓大炮休息;爲了保護上海人民,讓炸藥靠邊。”

三個“不打”,鑄就中國革命戰爭史壯麗篇章

軍事上上海很快即可拿下,但“倉猝進入大城市必然陷於被動”

渡江戰役前,儘管各部隊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城市政策教育,但絕大部分幹部戰士都是第一次進入江南的大城市。第三野戰軍進駐南京後,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等總前委領導耳聞目睹了我軍進入大城市後出現的種種問題,感到最緊迫的就是再次對部隊進行系統的城市政策教育。

劉統在《戰上海》一書中寫道,陳毅和鄧小平來到南京後,住在蔣介石的“總統府”裏。4月28日早晨他們在東園散步,發現地上漫着水,走廊上的地毯也泡在水裏。一問才知道是戰士不會用自來水龍頭,把它扳壞了,到處跑水,好不容易纔堵住。陳毅很生氣,命令住在這裏的警衛部隊馬上打掃乾淨,除站崗值勤人員外全部撤出“總統府”。陳鄧也隨即遷移到原國民黨“行政院”辦公。

23軍68師進入杭州後,因不習慣城市生活,也出了一些問題。有些同志看了電燈、自來水就好奇,浪費水電現象很普遍,幾天就損壞了40個燈泡。203團戰士在蔣介石公館裏搞壞了三個抽水馬桶。站崗的哨兵站在馬路中央,看到汽車經過就阻攔詢問,妨礙了交通。有的對城市看不慣,看見城市女人穿得漂亮,背地裏就罵不是好人;有的見商人生活講究,背地裏就罵是寄生蟲。

很多解放軍戰士對城市裏的紀律不習慣,有的說:“城市裏真難,動不動就犯錯誤。”有的說:“當兵不抵老百姓三分之一好。”有個營從城裏撤到鄉下住,大家都高興地說:“這下可到解放區了!”

看到部隊的報告,總前委感到城市接管確實是很複雜的問題。由於戰線推進太快,許多準備工作來不及或不細緻。4月30日,總前委給軍委發電,要求推遲進佔上海。電報說:“根據南京經驗,在我黨我軍未作適當準備,倉猝進入大城市,必然陷於非常被動的地位。就軍事上說,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說,我們許多重要準備都未作好……我們考慮,以儘可能推遲半月到一月入上海爲好。”

三個“不打”,鑄就中國革命戰爭史壯麗篇章

毛澤東批准了請求。江蘇南部縣城丹陽突然熱鬧起來,華東局在這裏進行了長達20天的整訓工作,史稱“丹陽整訓”。

野戰軍進城“不能野”——“解放軍在前線打仗是勇敢的,但進城要虛心謹慎”

跟隨陳毅進入上海、接管上海的那些日子,是當時年僅16歲的上海警備區原副司令員相守榮將軍60年軍旅生涯中最難忘的記憶。他在2018年接受媒體採訪時候曾回憶道,陳毅5月3日到達丹陽,開始主持解放上海的準備工作。

“記得是5月10日上午,數百名排以上幹部在城南大王廟集合,聽陳毅司令員作報告。我們爲陳老總安裝了一臺50瓦的擴音器。”相守榮說,“陳毅司令員思維敏捷,語言生動。講話一開始,他就指出部隊在丹陽駐防時紀律方面的幾件事。一次他在光明戲院見到幾個戰士沒有票,卻硬往裏闖,司令員干涉之後,幾個戰士才退出。陳老總說:‘這大概是革命無對象了。’他又提到南下途中有人攔汽車,攔不住就丟石頭,有人爲攔車把腿都折斷了。陳老總嚴肅地指出,‘這是流氓習氣!’他的手在桌上連續敲了幾下,全場鴉雀無聲。”

相守榮回憶道,陳毅十分強調軍紀問題,“他說,現在上海只有敵人五六個軍,以前那些惡仗不會有了。我們走到哪裏,解放到哪裏。要把中心轉到接收城市、保護公私財產上。他又說,我們進入上海,仍像在前線打仗,也可能在上海打敗仗。我們共產黨員要意識到這一點纔是聰明的,不意識到這一點是要犯錯誤的。進南京、上海是我們勝利的標誌。在南京、上海搞壞一件事,全世界都知道……解放軍在前線打仗是勇敢的,但進城要虛心謹慎,要小心。我們野戰軍,在城市裏不能野。”

在1996年出版的《陳毅軍事文選》中,記載了陳毅對“怎樣才能接管好上海”的描述。他說:“必須強調入城紀律,入城紀律是入城政策的開始,是和市民的見面禮。紀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上海人民對我們的希望很大,把我們看成‘聖人’,如果一進去就搞亂了,他們就會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響就要費很大的勁。”

遵照陳毅的指示,各部隊在整訓期間,都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城市政策教育。第三野戰軍政治部專門編寫了一本小冊子《城市常識》,下發到每個連隊,分爲五課,由指導員給戰士們講解城市知識。

三個“不打”,鑄就中國革命戰爭史壯麗篇章

中央軍委原副主席遲浩田,時任第三野戰軍第9兵團第27軍235團第7連政治指導員。根據他的回憶,當時根據上級要求,7連和其他連隊一樣,集中三天時間,認真學習《城市常識》《約法八章》等守則和有關外交等政策的佈告。“我一條一條地給大家講解,爲了牢記在心,上級還要求大家都能背下來。這就難了,當時我們連80%的同志不大識字,別的連隊大體也是這樣,都叫苦說背不下來。我和蕭錫謙連長商量,我們倆先做個榜樣,經過一番準備,我們向全連同志背了一遍。大家一看,沒話說了,都拿出入城守則和紀律手冊,一字一句地背起來。”

“我們背完了,先考排長。二排長記性差,晚上熄了燈,還躺在牀上默默地背。排長過了關再考班長,班長考完再考戰士。最後我又進行了抽查,那些不識字的戰士也能背得滾瓜爛熟了。光背熟了還不行,更重要的是要保證能做到。我組織大家討論怎樣具體落實,要求每人都寫出執行政策紀律的保證書,並且每兩個人結成一對,互相幫助,互相監督,不漏死角。在討論入城後怎樣能做到不拿羣衆一針一線時,大家提出要自覺進行個人物品登記,以便檢查。組織上還要求對每個幹部戰士執行紀律的情況普遍進行一次審查,如果以前發生過違反紀律的事,就不能參加解放上海市區的戰鬥。三連有個排長打仗很勇敢,就是執行紀律不嚴格,有時愛從戰利品中弄幾盒香菸抽。在這次紀律教育中他就沒有過關,不讓他參加戰鬥。他覺得是很大的恥辱,痛哭流涕,寫了保證書,表示絕不再違反紀律,才贏得了參加上海戰役的機會。”

遲浩田也曾回憶道,當時在政策紀律教育中,還引導大家預測進入市區後可能出現的問題,如:遇到外國人照相怎麼辦?如有不明真相的人靠近哨位怎麼辦?有醉漢擾亂秩序怎麼辦?散兵遊勇跑到外國領事館怎麼辦等等,一一制定了不同的應對方案。通過紀律政策教育,指戰員普遍提高了遵守入城紀律的觀念,人人訂立了遵紀立功計劃。

同時,爲了接管上海,數千名幹部從各解放區,以及北平、香港日夜兼程趕來,投入接管上海的集中整訓。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著名的“上海通”,如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曉、從事文化工作的夏衍、從事祕密工作的潘漢年、從事經濟工作的許滌新。有關上海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資料,有從敵人那裏繳獲的、有上海地下黨調查的、有上海來人報告的。陳毅等不分晝夜地與分管各方面的幹部研究情況,聽取彙報。單是財政接管縱隊的彙報,陳毅就聽了兩天兩夜,對於如何緊急調運糧食、棉花、煤炭保證上海市民的需要,作了周密部署和應急準備。

要“打得好”也要“進得好”——軍長帶頭官兵一致,無條件執行“不入民宅”

5月27日早晨下着小雨,上海市民在槍聲平息後打開家門,驚奇地發現馬路兩邊潮溼的水泥地上,睡滿了身穿黃布軍裝的解放軍戰士。勝利的軍隊在城市中露宿,誰都是生平第一次見到。27軍在市區的部隊由聶鳳智軍長帶頭,官兵一致。20軍入城後,全軍露宿街頭。最少的露宿30個小時,有的長達幾天。59師師長住在小學校門口,政治部、司令部住在一條弄堂裏,部隊在人行道上。

據第9兵團的史料記載:“初入市區的部隊,兩三夜均在馬路邊露宿。適值雨季,連夜下雨,由於從軍部起幹部均能以身作則,戰士亦都有覺悟,毫無怨言。市民(工人、學生、商人等)再三邀請部隊進屋休息,均被婉言謝絕。”

三個“不打”,鑄就中國革命戰爭史壯麗篇章

這一切,源於總前委對三野提出兩大要求:一是“打得好”,要顯示出我軍的威力和藝術;二是“進得好”,即入城後政策紀律好,軍容好。陳毅對部隊入城後的紀律提出極爲嚴格的要求,最基本的一條就是“不入民房”。有的幹部提出:遇見下雨、有病號怎麼辦?陳毅堅持說:“這一條一定要無條件執行,說不入民宅,就是不準入,天王老子也不行!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送給上海人民的‘見面禮’!”

遲浩田曾回憶,爲把上海完整地交給上海人民,我軍官兵英勇作戰,甘灑熱血,寧可自己多付出犧牲,也要保護人民,保全城市,譜寫了中國革命戰爭史上的壯麗篇章。“在戰前,陳毅同志提出‘三個不打’,即:看不見敵人不打,打不中敵人不打,有人民羣衆不打。並提出,爲了保護上海的樓羣,讓大炮休息;爲了保護上海人民,讓炸藥靠邊。”

在戰鬥中,由於沒有炮火攻擊和掩護,部隊正面進攻傷亡很大,有少數同志埋怨說:“哪裏有陸軍作戰不讓用大炮的道理?”在向蘇州河北岸推進中,敵人憑藉高樓大廈,居高臨下構成兇猛的火力網,部隊多次用輕武器攻擊橋頭,都受到挫折,傷亡很大。指戰員們被激怒了,有個單位把山炮營拉上來,瞄準了“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請求批准開炮。有位營長報告說:首長,請批准我們打兩發炮彈就行了……

面對這一情況,處在第一線的部隊指揮員心情十分沉重。一邊是年輕戰友的生命,一邊是上海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這架天平究竟傾向哪一邊啊!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不使用炮火要奪下橋頭,的確是十分困難的。但是,一旦批准打炮,整個北上海的建築羣,很可能頃刻間化爲灰燼。怎麼辦?部隊黨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統一思想。有的同志尖銳地指出:“前面的戰士在流血,不能再拖延了!我們倒要問問首長,是愛無產階級的戰士,還是愛官僚資產階級的樓房?”

遲浩田曾回憶說,當時,部隊領導向大家表示,現在我們爭論的焦點,不在於戰士重要還是樓房重要。第一位的問題,是蘇州河北岸有上百萬人民羣衆,一炮打過去,會傷亡多少人?不打炮,我們要多傷亡一些戰士;打了炮,會傷亡多得多的人民羣衆。我們也跟大家一樣,愛惜戰士的生命;大家也跟我們一樣,愛惜上海人民的生命。愛戰士與愛上海人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作爲人民軍隊的指揮員,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最優先考慮的必須是人民羣衆的安危。說到底,我們爲渡長江、戰上海而流血、而犧牲,不正是爲了解放上海人民,爲了保障上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嗎?要算賬的話,首先要算這個大賬。再說,現在那些樓房還被敵人佔領着,再過幾個小時,我們從敵人手裏奪回來,它就不再屬於資產階級,而將屬於人民。

當時,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曾經預言,共產黨進了上海,不要多久就會發黴、發黑、爛掉。爲此,解放上海的部隊廣泛進行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學習教育,及時提醒各級幹部和廣大黨員,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部隊剛進駐上海時,在一片歡迎解放軍進城的歡騰景象中,也夾雜着一些低級庸俗的東西。戰士在街上執勤,一些別有用心的壞人,故意從樓窗裏把一包包鈔票、香菸、糖果扔到他們腳下;晚上,一些打扮得妖里妖氣的女人攔住他們,無恥地糾纏,妄圖以此來腐蝕我們戰士的革命意志,損害人民軍隊的尊嚴。但金錢美女毀不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戰士們憤怒地踢開拋來的鈔票,斥退無恥的引誘,表現出了人民戰士的高尚氣節。短短的幾個月,上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沒有了煙館賭場,青、洪幫銷聲匿跡,社會風氣日益健康向上;物價控制住了,工廠繼續運轉,資本主義工商業得到了初步改造。這些都爲以後順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時,波蘭一家報紙說:“解放了的上海,再也不是世界污水溝了。”印度《實業報》讚歎道:“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東方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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