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李大釗和陳獨秀兩位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過了個不尋常的春節。

陳獨秀回京入險地

1920年2月8日，陳獨秀從武漢回到北京。當時，陳獨秀是經同鄉和好友保釋出獄的，擅自離京、回京自然要引起警察當局的注意，迅即派警員到陳獨秀的北池子寓所查看，並佈置暗探監視其行蹤。

北京《中一區警察署呈報警察總監視察受豫戒命令者陳獨秀月記表》記有:“查於二月九日下午一時餘，見陳獨秀乘人力車出門，聲言至緞庫衚衕胡適宅拜訪，是日並未回家。”

陳獨秀見出門就有警員盤問，擔心再次被捕，在9日下午一時許離家到了胡適家後，就不準備再回住處。

胡適考慮到警方熟知他們的關係，會有前來搜查的可能，便商量轉住到李大釗家。李大釗因妻子趙紉蘭臨近分娩需人照料，在暑假時已把家人送回唐山樂亭縣大黑坨村，住房已經退租，胡適只好把陳獨秀送到了劉文典家。

果然不出胡適所料，當夜，馬敘倫就得知警方要查找陳獨秀下落進行逮捕的消息，打電話給住在劉文典家附近的沈士遠，要他通知陳獨秀立即轉移，於是，陳獨秀就又住到了王星拱家。

李大釗祕送陳獨秀

警方要逮捕陳獨秀確爲事實，如何保護陳獨秀的安全，便是當下刻不容緩的大事。李大釗遂與胡適、馬敘倫、劉文典、羅章龍、沈士遠、王星拱等商量，決定親自護送陳獨秀出京。

1920年2月12日，正是陰曆“小年”，李大釗選定這天爲行動日期，僱好了一輛騾車，李大釗和陳獨秀都打扮成商人模樣，如同商號經理出外討債，身邊還放着一些賬本，趁着晨光悄悄出發，離開了北京城，經廊坊直往天津。

高一涵的《李大釗同志略傳》寫道:“時陳獨秀先生爲北大文科學長，是年因散佈《北京市民宣言》反對安福系事被捕，繫獄三月。出獄後潛離京赴上海，由上海至武昌講演，折回北京。甫至京二小時，即被警察追蹤而至，陳逃至北大教授王星拱宅，與守常偕乘驢車由通州至樂平。守常割去鬍鬚，戴上瓜皮小帽，手攜旱菸袋，盤膝坐車上，獨秀着王宅廚役油背心，望之儼然兩商人也。沿途因守常操北音，故無人盤問而安然脫險矣。獨秀脫離北大後，即往滬，從事中國共產黨之組織，守常最先加入。”

《胡適口述自傳》、馬敘倫的《石屋餘瀋》、羅章龍的《椿園載記》都講述了李大釗祕密送陳獨秀逃離北京的這件事情，具體情節各有不同。其餘幾位當事人:劉文典(叔雅)、沈士遠、王星拱三位北京大學教授，則沒有留下相關的文字。

另一位非當事人蔣夢麟在《談中國新文藝運動》所記爲:“一天，我接到警察廳一位朋友的電話。他說:‘我們要捉你的朋友了，你通知他一聲，早點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我知道了這消息，便和一個學生跑到他住的地方，叫他馬上逃走。李大釗陪他坐了騾車從小路逃到天津。爲什麼坐騾車要李大釗同去呢？因爲李大釗是河北人，他會說河北鄉下話，路徑又熟，容易逃出去。記得他們逃到山裏的小村子後，李大釗曾寫了一封信給我。他說:‘夜寂人靜，青燈如豆。’因爲他們住在鄉下的一個古廟裏，晚上點了很小的油燈，所以有青燈如豆之語。”

可見，李大釗和陳獨秀在夜間乘騾車走出北京之後，還曾在途中一個古廟裏過夜，次日白天繼續行程，到達天津應是次日(2月13日)。

先商議建黨再過節

護送陳獨秀安全地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車後，李大釗並沒有回唐山樂亭縣家鄉全家團聚過春節，而是在天津會見了共產國際駐天津的聯絡員柏烈偉。

和李大釗一起去會見柏烈偉的有黃凌霜、章志、胡維憲、姜般若、尉克水，主要是商談建立一個統一目標的、團結的社會主義同盟組織的可能性和實現途徑，大約有一個小時。

當事人之一、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章志回憶:“陳獨秀走後，李大釗同志住在河北大馬路日緯路友人家中，次日晚間，李、姜、山西同志、南開胡維憲同學連我到特別一區(即天津原來的舊俄租界)某蘇聯同志家中集會商談京津地下工作情況約一小時。第二天天津益世報登載黨人開會，圖謀不軌的消息。李大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們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車回京，我與姜先生及山西同志搭京浦車去上海轉福建漳州從事新文化工作。”

李大釗沒有返京，而是回了唐山樂亭縣故鄉，和家人一起過了庚申年的春節，還見到了襁褓中的二女兒李炎華。

作者：任慶海 李權興 王興業 來源：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