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史书习惯上把1930年代冠以“探索”的旗号,二十年代受文明戏与戏曲影响较深的郑正秋、张石川等人被称作“戏人”,他们拍摄的电影被称为“戏人电影”;与之相对的,三十年代那批善于钻研影像表现的知识分子被称作“文人”,他们的电影被称为“文人电影”

事实上,这个阶段也确实有着令人惊骇的美学成就。外国的电影理论在此时不断涌入,洪深在1928年已经开始翻译爱森斯坦的电影理论。大洋彼岸,刚刚建立的类型片概念成为世界各地学习的范本。

中国电影工作者学好莱坞、学法国先锋、学德国表现主义,当然也没忘了在其中融合东方简约、委婉、写意的特质。吴永刚、费穆、袁牧之、蔡楚生都是个中翘楚。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的主人公蔡楚生就是郑正秋的学生

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85年前轰动上海滩,创造票房纪录

蔡楚生

1934年除夕夜,联华二厂的摄影棚里,电影《渔光曲》赶拍完了“何仁斋在上海家中”的戏份。这是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几个小时后,大家匆匆收拾好东西,赶回家吃团圆饭。最后离开的那个人,就是导演蔡楚生。大年初一的早上,他又来到厂里,着手编写影片的字幕,整个春节他都在厂里度过。

“充满着云水烟霞的东海,为诗人所赞美,寄渔人的生命,这大自然的境界,不同的人对它作不同的看法”,这是《渔光曲》的开头。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蔡楚生可能还没想到中国电影和他自己的命运都将发生些变化。那个时候,他刚二十七岁。今天想来,年纪轻轻就拍出经典多少是件让人惊叹的事儿,但在当时,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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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生拍处女作时二十三岁、费穆二十六岁、卜万仓二十一岁,整个上海影坛,导演平均年龄三十岁,演员二十一岁。对比现在,这些数据让我们如此沮丧——它一方面说明当代中国电影血液的陈旧,一方面也证明了现代人的晚熟。总之,在那个朝气蓬勃、敢想敢干、理想主义迸发的年代,蔡楚生只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1933年,蔡楚生在拍摄《都会的早晨》时,还能看到他在有意识地延续老师郑正秋的苦情戏风格,但蔡楚生最终并没有像郑正秋那样给电影留下光明的尾巴。到《渔光曲》时,这一点被延续放大。

《渔光曲》的故事发生在东海沿岸的渔村里。渔民徐福因为交不起何仁斋的船租,被迫在恶劣天气出海,结果葬身海底。他的妻子徐妈,只好丢下刚出世的小猫跟小猴,到何家给少爷子英当奶妈。三个小伙伴一起长大,成了朋友。和他们的父亲一样,苦难或富足的生活仍在延续。十八年后,子英秉承父命出国学习渔业,小猫、小猴则仍租何家的船出海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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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仁斋与洋人合办华洋渔业公司,大量现代化船只的投入让小猫和小猴的破木船收获甚微。偏偏此时匪盗横行,徐妈又双目失明,小猫与小猴只好投奔上海的舅舅,靠捡垃圾和卖唱度日。子英学成归来,在码头偶遇二人,匆忙中予百元大钞相助,没想到这些钱却让他们被诬陷是抢劫所得,因而被捕入狱。

出狱后,家里发生火灾,徐妈和舅舅已葬身火海。两人无家可归,子英的父亲也因公司破产而自杀。何子英受雇于一艘小渔轮当船长,带着小猫和小猴出海。体弱多病的小猴在繁重的劳动中倒下,临终前他央求小猫再唱一遍“渔光曲”,然后在歌声中离开了人世。

《渔光曲》费时一年半,耗资十万有余,为当时绝无仅有,号称联华影片之王。如此大费周章,很大程度是因为导演蔡楚生没在上海周边草草完成拍摄,而是选择了远在浙江宁波的石浦镇东门渔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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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华影业公司《渔光曲》剧组在外景地合影

原本剧组只打算在石浦工作一个多星期,不料却被阴雨困住,一下子逗留了一个多月。当时的石浦,不仅自然条件恶劣,导致摄制组多名成员水土不服、接连病倒;而且船主横征暴敛、附近海盗横行、地方恶霸滋事骚扰……

《渔光曲》剧组兴师动众的远行,直接导致了电影拍摄周期长达十八个月,投资也远高于同期的其他电影。当时看来,这绝对是个吃力,还不知道能不能讨好的行为。反观当时的其他电影,绝大多数都是在摄影棚里完成的,普遍周期只有一到两个月。

但不能忽视,石浦的阻力与磨难,让导演和演员们对渔民的生活有了更感性的认识,无形中加深了他们的创作体验,反映在影片里,一切变成了自然而然的流淌。从这个角度说,蔡楚生的执着与严谨,是他选择去几百公里远拍外景的原因,也是他后来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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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生

在镜头的运用上,郑正秋趋于简约,多用正面固定机位拍摄,而且空间略显单一,给人以“舞台”的感觉。《渔光曲》的场景则开阔、真实得多,镜头和故事的处理也非常灵活。电影中多次出现的朝霞、波光,带着传统山水画般的美感;徐妈半夜起来补渔网的叠化镜头,暗示时间的推移;从总经理室到经理室,点烟的变成被点烟的,镜头如出一辙,带着黑色幽默的戏谑;何仁斋自杀前镜子碎裂的镜头,在今天的《蜘蛛侠》里还能看到影子。

对于现代电影语言,蔡楚生在当时已经烂熟于胸,更不用说电影中鲜明的生活质感。电影中三次唱响渔光曲,三次出现子英躲在石头后面呼唤小猫和小猴,每次唱歌和呼朋引伴,都带着物是人非的悲凉。

小猫一家生活在传统农业文明的惯性里,是所有时代受害者的典型代表。电影几次把现代渔轮和他们小小的木船并置在一起,工业化挤压着他们,他们不得不面对从农民向城市无产者的身份转换。他们对世界关于生存的渺小期望,在剧烈的变革前破碎得惨烈而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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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谋生的部分中,穿插着工厂招工、争捡酒瓶、耍猴等桥段,既有批判,也有好莱坞默片喜剧的特质。还有电影中那首一直红到今天的主题曲,王人美舒缓的吟唱与其说是对苦难的诉说,还不如说是在吟唱一种坚韧顽强。

何子英家族是电影中的剥削者,可是电影结尾何仁斋的自杀,同样告诉我们,他们对新兴社会的无所适从。电影结尾,当小猫唱响“渔光曲”时,何子英的目光扫过茫茫大海,那些百舸争流的船只上,哪一个不正在上演另一出“渔光曲”?

何子英的悲悯、迷茫与痛苦,是属于导演蔡楚生的。这部电影虽然无法给出答案,但里面充满关于挑战传统、呼唤变革的彷徨。正如该片首映时的广告词所说“连绵三十年的惨剧,惆怅两世代的恨史”,“沧海中渔民血泪语,人海中芸芸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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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因时代格局所限,影片在描述低下阶层时,投射了过度的理想与热情,以何子英为例,他总是在同情低微百姓的同时,怀着深深的阶级自咎。在今天看来,多少过于“形而上”了。

王人美在《渔光曲》之前,已经在《都会的早晨》中与蔡楚生有过合作,其一反上海女人妖娆娇艳的清新形象,也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蔡楚生只需要王人美朴实、健康的平民化美感,却不需要她个性中的活泼好动。

为了改变演员,蔡楚生绞尽脑汁,甚至把她长时间关在屋子里,帮助她放弃野性进入角色。显然蔡楚生追求的是体验派的表演方法,而我们不得不强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在1928年才完成,《渔光曲》开拍时,斯氏的著作才刚刚被介绍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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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美

《渔光曲》问世的1934年6月,郑正秋拍摄的《姊妹花》刚刚创造了自己连映六十天的纪录,票房总收入达二十多万元。《渔光曲》上映第一天,《电声》周刊有意地把两部电影相提并论,还带着幸灾乐祸的口吻贬低徒弟作品的“望尘莫及”。

显然这话有点为时尚早,《渔光曲》后来席卷上海的过程几乎就成了神话。该片上映时,上海遭遇几十年罕见的高温天气,可金城大戏院的门口天天水泄不通,成为上海滩的一大奇观。各大报纸的报道,几乎用尽了“罕见”、“绝无”、“空前绝后”、“街头巷尾无人不谈”等诸如此类的词汇。

一位青年观众观看影片后甚感自豪,便说服父亲自费刊登影片的宣传广告,第二天的《新闻报》上,“渔光曲”三个字占据整整两个版面。另一个不喜看国产电影的影迷,看了影片后激动万分,情不自禁给导演写信抒发感想,但他不知蔡楚生的姓名地址,只在信封上写着“《渔光曲》导演,台启”,而邮递员则准确无误地把信送到了联华二厂蔡楚生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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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光曲》连映八十四天,这个纪录直到三年后才由蔡楚生的另一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打破。时至今日,在上海原金城大戏院的大厅内,还悬挂着一张《渔光曲》的电影海报。

影片里那首哀婉动人的插曲同样火爆,王人美灌唱的《渔光曲》唱片被抢购一空,销售量压倒当时唱片最高纪录的《姊妹花》插曲。至此,与老师郑正秋狭路相逢的蔡楚生超越了老师,和老师所代表的美学传统。

柯灵在《中国电影的分水岭——郑正秋和蔡楚生的接力站》一文中指出:

“郑正秋的逝世表示结束了电影史的一章,而蔡楚生的崛起象征另一章的开头,《渔光曲》是中国第一、二代影人清晰的分水岭。”

次年,当《渔光曲》为中国赢回第一个故事片的世界大奖时,郑正秋因病去世。

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85年前轰动上海滩,创造票房纪录

1935年春,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电影展上,《渔光曲》在二十多个国家的近百部电影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荣誉奖。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故事片。该片不仅在上海引起轰动,也受到了欧美人士的关注,法国作家联合会副会长德瓦勒,重金购买了全欧放映权。所以,《渔光曲》也是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

法国电影历史学家乔治萨杜尔曾评选出世界上最知名的二百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导演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他因为“优越地、勇敢地尝试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与优良性质的现实主义的描写”,而被称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

虽然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是诞生于1931年,但默片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却是1935年左右的事了。在电影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几年间,本来美人迟暮的无声电影,却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泼和遒劲的创造力,出人意料地迎来了真正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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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光曲》在莫斯科电影节接受奖状

三十年代初,各大制片公司都相继增加了有声电影的摄影设备,可彼时的中小影院,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更换相应的放映设备;再加上早期有声片技术进展缓慢,很多所谓“有声”电影只是对声音的滥用,对白、歌曲布局刻意、音效也混乱不堪。许多影片的声音其实游离于影像之外,只是个吸引观众入场的噱头而已。

相比而言,国产默片电影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影像经验,有声片的冲击,反而成了默片更精益求精的动力。另一方面,国外电影因为诸多原因的退出,也给了电影人一个相对随心所欲的宽松环境。

1933年,一大批优秀的无声电影抒写了自己的默片传奇,《狂流》、《春蚕》、《小玩意》、《都会的早晨》、《三个摩登女性》……当它们渐行渐远,《渔光曲》为这个黄金时代留下落幕前最后一个完美而倔强的手势。

作者:雪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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