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帮助的人越多，我越不想帮？

原标题:为什么需要帮助的人越多，我越不想帮？

作者：褚士莹来源：公益交流站

以色列历史学家哈拉瑞在他最新的作品《21 世纪的 21 堂课》里，有一堂课是「正义」，其中提到一个例子，说的是很多慈善机构长期以来心照不宣的募款经验。

捐款给萝琪亚的理性与感性

在这项实验中，研究者请民众捐款救助一名来自非洲西部内陆国家马利的一位 7 岁贫困小女孩萝琪亚(Rokia)，许多人被她的故事感动，不但打开了心门，也打开了钱包。

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如果除了萝琪亚的故事，也同时告诉受访者，关于统计资料所指出的、非洲普遍的贫困问题，这时受访者突然就变得比较不愿意伸出援手了。

研究的另一部分，则是当人们有选择可以捐款帮助一位病童，或是 8 位病童的时候，民众捐给 1 位病童的钱总是比较多。

哈拉瑞说的这个研究，其实是美国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的营销学教授 Deborah Small 博士，10 年前发表了一篇专门探讨「什么原因让人们产生慷慨行为」的研究报告。在报告当中，得到这样的结论 : 慷慨是一种纯粹情感的活动，而不是理智的行动。

图/Skitterphoto @ Pexels

当「拯救儿童」(Save the Children)组织动之以情，说你的捐款会直接帮助萝琪亚这个 7 岁马利女孩的教育、食物跟基本医疗需求时，比起另外一个说之以理的选项更能得到关注。在后者那个理性的选项中，清楚说明非洲贫困的现状，包括马拉威有超过 300 万吃不饱的贫童、津巴布韦自从 2000 年欠缺雨水后，玉米的收成锐减 42%，300 万津巴布韦人因此面临饥荒困境。此外，还有 400 万安哥拉人(相当于安哥拉 1/3 人口)为了活命不得不离家求生，以及 1,100 万衣索比亚人需要立即的食物救援……

NGO 期待让有能力的人知道更多困境、知道有这么多人需要帮助，萝琪亚这个小女孩的不幸其实并不是例外，然而这些真相虽然比较有道理的，却不是能打开捐款者荷包的有效方法。

在巨大的现实面前退缩的同情心

萝琪亚代表的是学术研究者口中所谓「可辨识的受害者」(identifiable victim)，跟那些冰冷无法触动我们感情的、所谓「统计数字上的受害者」(statistical victims)相较起来，人们比较不会想要帮助无法把「需要」跟「脸孔」连结在一起的数字。

就像上面所说，如果只提萝琪亚，完全不提其他的非洲饥民，这样募得的捐款数字是最高的。提了萝琪亚之后，附带说明非洲饥民的整体状况，给萝琪亚的捐款就明显减少。而另一种情形是，如果同时提了 2 个状况之后，让捐款者选择要捐给谁，那么给萝琪亚的捐款会变少，但给其他非洲饥民的捐款并不会增加。

这就是同情心在我们脑子里运作的方式：同情是一种直觉，一种自发性的情绪反应。

图/ElisaRiva @ Pixabay, CC0 Creative Commons

哈拉瑞另外提到的，是心理学研究中所说的「比例」概念。当我们的能力可以帮助 100 个人当中的 10 个人时，我们觉得自己的帮助很有意义;可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帮助的，只是所有需要帮助的 100 万人当中的 10 个人，却不觉得我们的帮助那么有价值了。也因此就没那么想伸出援手 ──虽然实际上我们都帮助了相同的 10 个人。

这是因为，当我们体认到面对巨大现实的无力感时，同情心就会退缩。

作为不时有募款需求的 NGO 工作者，我不能否认，为了要有效募款，不能只用理性的方法，靠着分析全局、勾画所谓的「big picture」(完整蓝图)来募款。有时候，NGO 就是只能细碎化、特例化，让某个需要捐款的对象变得突出、与众不同，比如强调一个很爱读书，但是家里很贫穷的学生，突显他的视力急速退化，需要立刻筹措手续费来进行眼科手术，像这样的案例，我在 24 小时内能够募集的捐款，就比花一整个月为缅甸内战 100 多个难民营筹募急难救助准备金的总金额还高。

虽然很多人嘴上说生命平等，生命无价，但情感上，我们显然并不认为所有的生命都一样宝贵，这跟我相信理性的原则相互违背。

但是我无能为力。无论哪一个组织，每一张募款海报上都会有一张突出的脸孔，仿佛定定看着我，此时我知道那不是真的，就像我也知道肯德基爷爷、麦当劳叔叔跟温蒂妹妹，通通不是真的，但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说明了，为什么每次进行募款活动的时候，我内心都会产生巨大的挣扎。我知道我应该煽情，但我并不希望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