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党史博览，作者：黄瑶。

周恩来与罗瑞卿在红军时期相识，西安事变后又都去了西安。到西安后，周恩来剃掉了留了多年的胡须，罗瑞卿也剪去他那一头披肩发。

1964年7月31日,周恩来,罗瑞卿在军博看望解放军英模代表

周恩来和罗瑞卿的交往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最为频繁，而他们的相识则在红军时期。

罗瑞卿早就听说过周恩来的名字。１９２６年，罗瑞卿考进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黄埔军校的分校。但是，当罗瑞卿进入武汉分校时，周恩来早已离开黄埔军校，到上海酝酿、组织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１９２７年８月，周恩来来到武汉，但罗瑞卿已随分校学员编入叶挺指挥的中央独立师，去参加讨伐夏斗寅和西征杨森的战斗，未能见到周恩来。

１９３１年，周恩来就听说过罗瑞卿的名字。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观音岩战斗中，时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委的罗瑞卿头部负重伤，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党中央的电报中已经报告了此事。

１９３１年底，周恩来化装成富豪，留着大胡子进入中央苏区。罗瑞卿和红军指战员都亲切地称他“胡公”。１９３２年３月，罗瑞卿任红四军政委。７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前线，不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罗瑞卿同这位“胡公”经常见面，对周恩来十分尊重。周恩来对这位身材高大的红四军政委也十分注意。当时罗瑞卿留了一头长发，跑起来头发随着脚步的节奏一掀一掀，颇吸引人们的眼球。罗瑞卿说话有条理，办起事来也干脆。周恩来感到罗瑞卿颇为精明强干，日后经常点他的将，让他做自己的助手。

周恩来和罗瑞卿相识虽早，但互相熟悉却在长征结束到陕北以后。１９３６年５月，为准备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大学。罗瑞卿由毛泽东推荐，任教育长，林彪任校长。学校分一、二、三科。第一科训练师以上干部（含少数团职干部），由陈光任科长，罗荣桓任政委。林彪、罗荣桓、罗瑞卿、陈光都在一科学习。他们既是学校的领导，又是学员。５月下旬，学员陆续来到学校所在地——保安。

５月２１日，中央党校邀请周恩来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红大的学员都去旁听。２７日，红大也邀请周恩来作国际形势报告。６月１日，红大在瓦窑堡南门外一片空场上举行开学典礼。在毛泽东、张闻天讲话后，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

６月１日晚间，红大开文娱晚会，演出了活报剧、歌舞、唱歌、双簧。由于工作忙，周恩来没有到会，但邓颖超来了，看完了全部节目。演出结束后，邓颖超提出，希望见见演员。罗瑞卿和李克农便陪同邓颖超来到后台，向她逐一介绍演员。在介绍童小鹏时，罗瑞卿说：“这是红一军团的老演员了，曾经扮演过宋美龄。”

提起童小鹏，还有一段故事。他原来在红一军团政治部任技术书记。１９３３年，红一军团各单位组织文娱活动的竞赛。政治部由于有童小鹏等文艺骨干，因此在墙报、唱歌、表演等活动中经常拿第一。而罗瑞卿领导的保卫局由于缺乏文艺骨干，比赛中常常落在政治部后面。争强好胜的罗瑞卿就去找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要求把童小鹏调到保卫局。豁达大度的罗荣桓，不仅答应调童小鹏，而且还把在十一师工作的文艺骨干潘振武一同调进保卫局。同时，罗荣桓向罗瑞卿提了一个要求，就是由罗瑞卿主持，在保卫局内举办一个文娱训练班，把各师的文艺骨干调来学习，教他们识谱、写美术字等，以活跃部队的文娱生活。这个训练班长期办了下去，并命名为战士剧社，即现在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的前身。童小鹏调到保卫局后，在文艺比赛中，保卫局也尝到了当冠军的滋味。童小鹏在红一军团保卫局一直呆到长征结束以后。１９３６年５月，童小鹏调入红大学习。西安事变后，童小鹏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罗瑞卿和周恩来是他先后的两位直接领导。

从１９３６年８月起，红大的学员被陆续抽调出去参加工作。曾经当过红三军团保卫局局长的张文彬调到西安做联络西北军杨虎城部的工作，张经武被调到山东做联络韩复矩的工作，童小鹏被调到毛泽东处当秘书。为了给这三位饯行，罗瑞卿请他们吃饭。罗瑞卿把他们三位请到保卫局，让炊事班加几个菜，就在保卫局的窑洞里摆开了“宴席”。没有酒，只有一瓶葡萄露。那一天，外面下着大雨，但窑洞里却谈笑风生。大家都吃得很开心。饭后，几个人一块聊天。张文彬常爱写几句诗，被同志们称为诗人。有他在场，罗瑞卿说，应当写诗送别，而且要联句。于是，便你一句，我一句，凑成一首七言绝句：

狂风暴雨宴经武，且谈且笑送诗人。

葡萄美露聊当酒，翘首秦中报捷音。

秦中，指西安，是张文彬要去的地方。罗瑞卿等希望张文彬在新的岗位上捷报频传。但罗瑞卿没有料到三个月后，他本人也来到西安做统战工作。

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１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到西安，并决定派李克农、罗瑞卿、许建国等分批去西安工作。

到西安后，周恩来剃掉了留了多年的胡须，罗瑞卿也剪去他那一头披肩发。

张学良邀请中共代表团住进金家巷张学良公馆。

对于周恩来、罗瑞卿来到张公馆，当时在东北军任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总队长，现在仍然健在的百岁上将吕正操回忆：

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后，专门派飞机接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这一天，大家得知周副主席要到的消息，就早早地聚在一起，急切地盼望着。去机场接人的汽车一到，大家连忙争着到窗前看望，只见周副主席神采奕奕，健步走下汽车，随同周副主席来的还有一位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的高个子同志。周副主席和代表团的同志跟我们同住在一幢楼里，楼下放着一架老式收音机，代表团的同志经常和我们一起围着收音机听广播，分析形势。那位高个子也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们不知道他的姓名，只感到他知识丰富，见解鲜明，说话诙谐。记得当时由于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何应钦之流一派混乱，他们时而如丧考妣，嚎啕大哭；时而又心怀叵测，杀气腾腾地要出兵讨伐。大家边听边议论，高个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要干掉蒋介石哩！这帮家伙，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为了投靠日本主子，连他们的委员长也不要了！”他的透彻分析，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从此，这位未通姓名的战友，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高个子就是罗瑞卿。到西安后，周恩来在同张学良会谈的同时，派罗瑞卿作为自己的联络官去向在十七路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了解十七路军的动向，以便为周恩来同杨虎城会谈作准备。为了便于做统战工作，在周恩来安排下，罗瑞卿取得东北军政治部民运科长的职务。他利用这个名义，向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宣传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主张，介绍了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的经验。

１９３７年２月，罗瑞卿回到延安续任抗大教育长，童小鹏则留在西安。后来童小鹏一直跟随周恩来，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任上离休。

周恩来说：公安工作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当毛泽东批评罗瑞卿不送报告时，周恩来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１９４９年４月，中央军委决定，十八兵团（即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调入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５月１４日，毛泽东致电罗瑞卿：“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６月初，罗瑞卿来到北平。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提出，已经同林彪、罗荣桓谈过，林、罗同意他随四野南下，任四野参谋长。罗瑞卿认为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任公安部长更合适。周恩来对他说：“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中央已经决定，你就不要讲价钱了。”周恩来还告诉他：“今晚毛主席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当晚，毛泽东在香山的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毛泽东一见罗瑞卿便说：“听说你不愿意当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大家都不干，都去打仗行吗？”罗瑞卿立即表示：“那只是以前的想法。周副主席同我谈话后，我已经想通了。坚决服从党的决定。”毛泽东听后满意地点点头，并关照罗瑞卿，组建公安部的事要多请示周恩来。

７月８日、２９日，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讨论情报、公安两个部门的机构设置问题，决定由原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协助罗瑞卿组建公安部，首先以华北局社会部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人员，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

在确定了公安部的编制并陆续从军队调来一批干部后，为确定各省、市公安部门的组织编制和今后任务，经中共中央批准，１０月间，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公安工作高级干部会议。

１０月２０日，周恩来接见与会人员并讲话，阐述了公安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业务建设等问题。他针对当时退据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正策划暗杀中共高级干部时说：“经过党培养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损失不得的。公安部门要时刻警惕敌人可能进行的暗杀活动。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首脑部门一定要有部队警卫。”“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在和平时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罗瑞卿和与会人员听后深感公安工作责任重大。从此，公安工作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的话就成为罗瑞卿和各级公安干部的座右铭。

周恩来还说：“公安部队的待遇要和解放军一样，服装上有点区别就行，不必太多。警察的帽徽用国徽。”此后，公安部队的服装就同解放军一样，只不过在右臂多了一个臂章。公安部队的这种着装一直延续到１９５８年公安军撤销为止。警察以国徽为帽徽一直沿用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和党组书记，而公安部是政务院的一个部门，罗瑞卿是政务院党组成员，因此，罗瑞卿都要把工作报告呈送给周恩来，再由周恩来转呈毛泽东。

１９５０年八九月间，李克农转告罗瑞卿，有一次毛泽东在同他谈话时，对公安部不直接向他写报告不满意。罗瑞卿听后立即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问：“为什么不给我写报告？”

罗瑞卿回答道：“写了报告了。”

毛泽东严厉地说：“写了？拿我的收条来。”

罗瑞卿解释说：“都报告总理转呈主席了。”

后来周恩来知道此事，立即去向毛泽东说明：“公安部的一些报告压在我那里，没有及时呈送给主席。”为罗瑞卿分担了责任。

于是，毛泽东又对罗瑞卿说：“报告今后要直接送给我。现在你那里有一些什么文件，可以送给我看看。”

罗瑞卿回去后，立即将刚刚开完的经济保卫工作会议的文件呈送给毛泽东。８月２７日，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上批示：“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罗瑞卿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并明确指出：“公安部既是国家政权的一个部门，又是党的锄奸保卫政策的执行者，是党领导的一个工作机关，即相当于过去党的社会部。公安部在党中央领导之下，各大区、省、市、地、县公安部门在相应各级党委领导之下。”

公安部接受党中央和政务院双重领导后，周恩来仍然非常关心公安工作。１９５０年，他为公安工作题词：“加强人民公安工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以后，周恩来又多次强调，公安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不要搞苏联那一套垂直领导和神秘化。对于罗瑞卿送去的每一份工作报告，周恩来都仔细阅读，连错别字和用错的标点符号都要一一改正。对于重大节日和群众集会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和罗瑞卿密切配合，亲自检查，防止出现任何漏洞。对于城市交通安全，周恩来十分关心。他看到有些马路很宽，绿灯亮时行人刚走了一半就变了灯，便向罗瑞卿建议，除加粗路口人行横道线外，在繁华路口要设立安全岛。

　周恩来、罗瑞卿多次观看昆剧《十五贯》，并向毛泽东推荐。在讨论《东方红》脚本时，周恩来与罗瑞卿产生了“分歧”

１９５６年４月，江苏省昆剧院演出了昆剧《十五贯》。周恩来和罗瑞卿多次看了这个戏并给予很高评价。

这一出戏写的是苏州一个叫尤葫芦的肉铺老板借了十五贯钱，约邻居秦左心第二天一起下乡买猪。尤葫芦回家后对其养女苏戍娟戏称十五贯钱为卖她所得。苏戍娟信以为真，连夜离家出走。此时赌徒娄阿鼠闯入尤家，见钱起意，杀死了尤葫芦，拿了钱仓皇离去。第二天秦左心如约来到尤家，见尤葫芦已被杀而其养女又不在，便一面报官，一面同邻里去寻找苏戍娟。苏戍娟离家后不久即迷路，恰遇到携十五贯钱的伙计熊友兰，两人偕行，在路上被邻里揪入官府。无锡知县过于执见熊有十五贯钱便认定熊、苏二人通奸谋财，杀死尤葫芦，判二人死刑。苏州知府况钟监斩时发现此案疑点，于是面见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巡抚周忱，争得半个月复审时间，亲赴现场勘察，微服到百姓中暗访，平反了熊、苏的冤案，抓住真正的杀人凶手娄阿鼠。

周恩来和罗瑞卿又向毛泽东推荐此戏。毛泽东看了后说：“这个戏所有剧种都要演。搞肃反就是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罗瑞卿要求公安部的干部都要看这一出戏，看完后要组织座谈，要学习况钟搞好调查研究，平反冤狱，而不要去学对百姓疾苦漠不关心的巡抚周忱和主观主义、刚愎自用的无锡知县过于执。他认为，过于执一开始拘留熊、苏不能算错，错在他不作调查研究，轻率判决，因此剧作者为他取名“过于执”。周恩来评价说：“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比戏中的巡抚还严重，这巡抚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十五贯》中《见都》一场那面堂鼓就很好嘛。你要见他，他官僚主义，不见你；你一击鼓，他就只好出来了。……我们现在有些官僚主义者恐怕连这个巡抚都不如呢。”周恩来对这出戏的艺术性和演这出戏对戏剧事业的意义也作了充分评价。他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

在演出这一出戏时，肃反已经结束，罗瑞卿就借演《十五贯》的东风，号召在公安部门对肃反的一些案件进行复查，纠正了一些冤假错案。

１９６１年初，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缅甸。陈毅、罗瑞卿都是代表团成员。中央决定，陈毅夫人张茜、罗瑞卿夫人郝治平随行。郝治平是首次以罗瑞卿夫人名义出国。当时，她对称夫人很不习惯，认为男女都一样，都是革命同志，干吗叫“夫人”？罗瑞卿在对她解释劝说的同时，向周恩来作了反映。于是，周恩来给郝治平打电话说：“听说你对称夫人想不通，是吗？”郝治平看到周恩来亲自来做自己的思想工作，非常激动，连忙说：“总理，我已经想通了。”周恩来接着说：“想通了就好。作为夫人，是去做外交工作。人家在外交工作上十分注意夫人的作用。我们既然同人家搞外交，也需要夫人啊！”郝治平连忙说：“感谢总理来电话。我一定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周恩来说：“很好。那你赶快作准备吧。你这是第一次出国，先做几套衣服吧。”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郝治平到红都服装店做了两套连衣裙。几天后，邓颖超来到罗瑞卿家。当她看到郝治平只做了两套衣服后，连连说：“不够，不够。这是做外交工作，不比国内。”接着，邓颖超又对做哪些衣服作了具体交代。回去后，她又派人将自己只穿过一次的黑缎子旗袍及全新的长筒丝袜送给郝治平。那件旗袍上镶了许多五彩缤纷的蝴蝶，十分漂亮。郝治平按照自己的身材将旗袍略改了一下。在出国前，郝治平曾穿着它参加了一次舞会。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舞会。他一见到郝治平，便称赞道：“好漂亮的旗袍，穿上它就是蝴蝶夫人嘛！”郝治平忙说：“总理，这是邓大姐的衣服啊！”“是吗？她有这么漂亮的衣服，我怎么不知道啊？”周恩来道。

出国前夕，邓颖超打电话给郝治平，让她“管一管”周恩来，让他注意休息，不要把工作搞得太紧张。

出国后，周恩来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早晨出去，要到深夜才能回宾馆休息。郝治平想起邓颖超的嘱托，便对周恩来说：“总理，你的工作太紧张了……”她的话还没说完，周恩来便说：“怎么，是邓大姐关照你的吧？我没有事。”郝治平见状，无法再说下去了。于是，她就去找张茜商量。张茜想了想说：“可以这么办。可以对总理说，我们女同志出去活动一上午，中午需要重新化化妆，也需要换换衣服，中午还是回宾馆比较好。”于是，她们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意见。周恩来想了想说：“这还算一条理由。”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同时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在战斗过程中，周恩来和罗瑞卿几乎每天都要碰头，使外交斗争和军事斗争密切配合，既击退了印军的进犯，又在国际上争取了支持，并为日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造了条件。

１９６４年是周恩来和罗瑞卿工作关系最密切的一年。五六月间，罗瑞卿组织了解放军的比武活动。５月２０日，他陪同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检阅了北京军区尖子分队的军事表演。表演结束后，周恩来高兴地说：“好！兵就应当这样练。政治上强，再加上过硬的技术。军队练成这样子，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我们不得。”

７月间，周恩来建议排演大型歌舞，以便在国庆１５周年时演出。按照周恩来的倡议，在北京开始排练《东方红》。周恩来和罗瑞卿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就是爱好文艺。从看《十五贯》开始，他们就经常一起看文艺演出。排练《东方红》时，他们也经常一起看，一起对演出进行评价，同导演、演员磋商。为把这一台大型歌舞雕琢成精品花费了大量心血。

在讨论脚本时，两人还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分歧”。这个脚本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对由他和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只提了一句。罗瑞卿不知道这样写是周恩来的意见，几次对《东方红》的创作人员说：“对‘八一’南昌起义，为什么不表现？‘八一’是建军节，这是毛主席肯定了的嘛。”有一次，罗瑞卿提出这一看法时，周恩来也在。他立即说：“不能突出‘八一’，非突出不可，那就把我作为批判对象。”他这么一说，罗瑞卿也就再不提此事了。

罗瑞卿遭陷害，要求面见林彪，周恩来劝他冷静。罗瑞卿复出后，重病中的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对罗瑞卿及其家属表示问候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５日，罗瑞卿陪同周恩来到上海。２６日，他们一起接见了在崇武海战中立功的海军指战员代表。下午，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柬埔寨副首相朗诺。接见朗诺后，周恩来要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让罗瑞卿也参加。周恩来汇报完后，罗瑞卿提出，准备第二天去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点点头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养，要保养的像七千人大会时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

此前，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已经很紧张。林彪一面拒不同罗瑞卿见面，一面和叶群在一些高级干部中“交底”要整罗瑞卿，并布置一些人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１１月底，叶群携带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授意李作鹏、吴法宪等所写１１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１２月１日清晨，毛泽东召见叶群。叶群来到毛泽东住处后，讲了４小时５５分钟。毛泽东听完叶群的汇报后，决定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罗瑞卿。

１２月８日至１５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在上海会议上，最活跃的人物就是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她作了近１０个小时的发言，不仅指责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还诬陷罗瑞卿“篡军反党”，要夺林彪的权。

听了叶群的发言，会议决定把正在云南边境勘察地形的罗瑞卿召到上海。周恩来奉命给罗瑞卿打电话，要罗瑞卿１１日到上海。周恩来对罗瑞卿说：“会议内容在电话上不好讲。”

罗瑞卿到达上海后，周恩来和邓小平根据中央的决定同罗瑞卿谈话。周恩来讲了这次会议的议题，随后转述了叶群代表林彪在会上对罗瑞卿的指责。周恩来也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对罗瑞卿的意见，即：（一）情节是严重的；（二）和彭黄有区别；（三）从长远看，还是有成绩的；（四）中央未察觉也有一定责任；（五）党的方针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认真地改，仍然允许革命。

罗瑞卿听了他们转达的内容，不啻是晴天霹雳。他说：“我没有反对林副主席，没有伸手，没有反对突出政治。”他要求面见林彪或同林彪通电话，当面说清问题。周恩来立即对罗瑞卿说：“你怎么这么天真，这么幼稚！”听到周恩来这样讲，罗瑞卿开始明白，林彪既然提出如此严重的指责，这已经不是当面对质能解决的问题了。周恩来见罗瑞卿不说话了，便劝罗瑞卿冷静。周恩来根据中央的决定，要求罗瑞卿不要到毛泽东那里去，也不要到林彪那里去。周恩来说：“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要告诉我们一声。”“这次开会为避免历来开这种会的副作用，采取背靠背的办法，你可以不参加会。”

１２月１５日，周恩来、邓小平第二次同罗瑞卿谈话，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的意见，主要有：罗同林彪关系紧张，个人突出等等，并说：不承认的事可以挂起来。

１２月１７日，罗瑞卿同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机飞回北京，罗瑞卿被安排住在万寿路新六所。几天后，周恩来在李富春的陪同下来看望罗瑞卿。罗瑞卿向周恩来报告，现在还有三位秘书和几部电话，都可以撤掉。周恩来说：中央决定，一切暂时不动。

１９６６年１月３０日，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富春在怀仁堂约见罗瑞卿，转述了一个多月来一些高级干部对罗的意见。罗瑞卿对林彪指责他反对“突出政治”的问题提出申诉，声明他没有说过“军事就是政治”，“政治、军事同等重要”，“政治、军事要轮流突出”。

这是周恩来和罗瑞卿最后一次见面。

１月３１日，周恩来审阅关于批判罗瑞卿“错误”的文件，建议文件“改由总政直接发下，作为内部文件，还可稍留余地”。同日，他又让秘书查查罗瑞卿申诉中提到的“军事就是政治”等三句话的出处。秘书去问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刘志坚查后答复：“军事就是政治”是林彪概括出来的，罗瑞卿在若干次讲话中讲过这一类话，但没有这样概括的说法。

此时，周恩来发现对罗瑞卿的指责水分甚多。但是，他无力扭转局面。

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周恩来用年迈有病之躯支撑着危局，而罗瑞卿则被关押、批斗，受尽折磨。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罗瑞卿的处境开始好转。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２０日，毛泽东批示，解除对罗瑞卿的监护。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谈到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周恩来递给他一个需要“解放”的干部的名单，其中包括罗瑞卿。毛泽东看了名单后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作点自我批评。ＳＥＬＦ－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自我批评。”

罗瑞卿重获自由后，要求谒见周恩来。此时，周恩来已因癌细胞扩散而开刀。１９７３年１１月至１９７４年２月间，周恩来受到毛泽东的错误批评，“四人帮”乘机对他攻击，他已经显得心力交瘁。但当周恩来得知罗瑞卿要见自己时，立即答应并初步安排了日程。但由于“四人帮”的猖狂进攻，阻力很大，不久这次见面即以周恩来手术后伤口未愈合为由而取消。周恩来委托邓颖超问候罗瑞卿，家是否安好，孩子们工作、入学问题是否已经解决。罗瑞卿夫妇当时还住在总参广安门招待所，孩子们仍分散于各地。但为了不干扰周恩来的治疗，罗瑞卿夫妇转告周恩来，家已安顿好，孩子们的工作、学习问题也得到解决。后来，邓颖超得知罗瑞卿的女儿朵朵仍在延安插队，报告周恩来后，即以照顾年迈父母为由，将朵朵调回北京。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此时罗瑞卿正在福建治腿，他闻讯后立即提出，要求返京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在“四人帮”干扰下，答复是外地的一律不接待。罗瑞卿当时已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即以军委顾问不属于外地人员为由继续交涉。最后，才允许乘夜航飞机返京向周恩来行最后的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