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黨史博覽，作者：黃瑤。

周恩來與羅瑞卿在紅軍時期相識，西安事變後又都去了西安。到西安後，周恩來剃掉了留了多年的鬍鬚，羅瑞卿也剪去他那一頭披肩發。

1964年7月31日,周恩來,羅瑞卿在軍博看望解放軍英模代表

周恩來和羅瑞卿的交往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最爲頻繁，而他們的相識則在紅軍時期。

羅瑞卿早就聽說過周恩來的名字。１９２６年，羅瑞卿考進的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是黃埔軍校的分校。但是，當羅瑞卿進入武漢分校時，周恩來早已離開黃埔軍校，到上海醞釀、組織上海的工人武裝起義。１９２７年８月，周恩來來到武漢，但羅瑞卿已隨分校學員編入葉挺指揮的中央獨立師，去參加討伐夏鬥寅和西征楊森的戰鬥，未能見到周恩來。

１９３１年，周恩來就聽說過羅瑞卿的名字。在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的觀音巖戰鬥中，時任紅四軍第十一師政委的羅瑞卿頭部負重傷，中共蘇區中央局在給上海黨中央的電報中已經報告了此事。

１９３１年底，周恩來化裝成富豪，留着大鬍子進入中央蘇區。羅瑞卿和紅軍指戰員都親切地稱他“胡公”。１９３２年３月，羅瑞卿任紅四軍政委。７月，周恩來作爲中共中央代表來到前線，不久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羅瑞卿同這位“胡公”經常見面，對周恩來十分尊重。周恩來對這位身材高大的紅四軍政委也十分注意。當時羅瑞卿留了一頭長髮，跑起來頭髮隨着腳步的節奏一掀一掀，頗吸引人們的眼球。羅瑞卿說話有條理，辦起事來也乾脆。周恩來感到羅瑞卿頗爲精明強幹，日後經常點他的將，讓他做自己的助手。

周恩來和羅瑞卿相識雖早，但互相熟悉卻在長征結束到陝北以後。１９３６年５月，爲準備迎接抗日高潮的到來，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紅軍大學。羅瑞卿由毛澤東推薦，任教育長，林彪任校長。學校分一、二、三科。第一科訓練師以上幹部（含少數團職幹部），由陳光任科長，羅榮桓任政委。林彪、羅榮桓、羅瑞卿、陳光都在一科學習。他們既是學校的領導，又是學員。５月下旬，學員陸續來到學校所在地——保安。

５月２１日，中央黨校邀請周恩來作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報告，紅大的學員都去旁聽。２７日，紅大也邀請周恩來作國際形勢報告。６月１日，紅大在瓦窯堡南門外一片空場上舉行開學典禮。在毛澤東、張聞天講話後，周恩來也發表了講話。

６月１日晚間，紅大開文娛晚會，演出了活報劇、歌舞、唱歌、雙簧。由於工作忙，周恩來沒有到會，但鄧穎超來了，看完了全部節目。演出結束後，鄧穎超提出，希望見見演員。羅瑞卿和李克農便陪同鄧穎超來到後臺，向她逐一介紹演員。在介紹童小鵬時，羅瑞卿說：“這是紅一軍團的老演員了，曾經扮演過宋美齡。”

提起童小鵬，還有一段故事。他原來在紅一軍團政治部任技術書記。１９３３年，紅一軍團各單位組織文娛活動的競賽。政治部由於有童小鵬等文藝骨幹，因此在牆報、唱歌、表演等活動中經常拿第一。而羅瑞卿領導的保衛局由於缺乏文藝骨幹，比賽中常常落在政治部後面。爭強好勝的羅瑞卿就去找政治部主任羅榮桓，要求把童小鵬調到保衛局。豁達大度的羅榮桓，不僅答應調童小鵬，而且還把在十一師工作的文藝骨幹潘振武一同調進保衛局。同時，羅榮桓向羅瑞卿提了一個要求，就是由羅瑞卿主持，在保衛局內舉辦一個文娛訓練班，把各師的文藝骨幹調來學習，教他們識譜、寫美術字等，以活躍部隊的文娛生活。這個訓練班長期辦了下去，並命名爲戰士劇社，即現在廣州軍區戰士文工團的前身。童小鵬調到保衛局後，在文藝比賽中，保衛局也嚐到了當冠軍的滋味。童小鵬在紅一軍團保衛局一直呆到長征結束以後。１９３６年５月，童小鵬調入紅大學習。西安事變後，童小鵬調到周恩來身邊工作。羅瑞卿和周恩來是他先後的兩位直接領導。

從１９３６年８月起，紅大的學員被陸續抽調出去參加工作。曾經當過紅三軍團保衛局局長的張文彬調到西安做聯絡西北軍楊虎城部的工作，張經武被調到山東做聯絡韓復榘的工作，童小鵬被調到毛澤東處當祕書。爲了給這三位餞行，羅瑞卿請他們喫飯。羅瑞卿把他們三位請到保衛局，讓炊事班加幾個菜，就在保衛局的窯洞裏擺開了“宴席”。沒有酒，只有一瓶葡萄露。那一天，外面下着大雨，但窯洞裏卻談笑風生。大家都喫得很開心。飯後，幾個人一塊聊天。張文彬常愛寫幾句詩，被同志們稱爲詩人。有他在場，羅瑞卿說，應當寫詩送別，而且要聯句。於是，便你一句，我一句，湊成一首七言絕句：

狂風暴雨宴經武，且談且笑送詩人。

葡萄美露聊當酒，翹首秦中報捷音。

秦中，指西安，是張文彬要去的地方。羅瑞卿等希望張文彬在新的崗位上捷報頻傳。但羅瑞卿沒有料到三個月後，他本人也來到西安做統戰工作。

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楊虎城致電中共中央，要求中共派代表團去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計。１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分析形勢，研究對策，決定由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代表團到西安，並決定派李克農、羅瑞卿、許建國等分批去西安工作。

到西安後，周恩來剃掉了留了多年的鬍鬚，羅瑞卿也剪去他那一頭披肩發。

張學良邀請中共代表團住進金家巷張學良公館。

對於周恩來、羅瑞卿來到張公館，當時在東北軍任東北武裝同志抗日救亡先鋒隊總隊長，現在仍然健在的百歲上將呂正操回憶：

張學良、楊虎城把蔣介石扣起來後，專門派飛機接周恩來副主席和中共代表團來西安。這一天，大家得知周副主席要到的消息，就早早地聚在一起，急切地盼望着。去機場接人的汽車一到，大家連忙爭着到窗前看望，只見周副主席神采奕奕，健步走下汽車，隨同周副主席來的還有一位身材魁梧、氣宇軒昂的高個子同志。周副主席和代表團的同志跟我們同住在一幢樓裏，樓下放着一架老式收音機，代表團的同志經常和我們一起圍着收音機聽廣播，分析形勢。那位高個子也是其中的一個。那時我們不知道他的姓名，只感到他知識豐富，見解鮮明，說話詼諧。記得當時由於蔣介石被扣，南京政府何應欽之流一派混亂，他們時而如喪考妣，嚎啕大哭；時而又心懷叵測，殺氣騰騰地要出兵討伐。大家邊聽邊議論，高個子一針見血地指出：“他是要幹掉蔣介石哩！這幫傢伙，置國家民族危亡於不顧，爲了投靠日本主子，連他們的委員長也不要了！”他的透徹分析，說出了大家的心裏話。從此，這位未通姓名的戰友，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位高個子就是羅瑞卿。到西安後，周恩來在同張學良會談的同時，派羅瑞卿作爲自己的聯絡官去向在十七路軍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王炳南瞭解十七路軍的動向，以便爲周恩來同楊虎城會談作準備。爲了便於做統戰工作，在周恩來安排下，羅瑞卿取得東北軍政治部民運科長的職務。他利用這個名義，向東北軍和西北軍官兵宣傳了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逼蔣抗日的主張，介紹了紅軍政治工作特別是宣傳工作的經驗。

１９３７年２月，羅瑞卿回到延安續任抗大教育長，童小鵬則留在西安。後來童小鵬一直跟隨周恩來，從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在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任上離休。

周恩來說：公安工作是“國家安危繫於一半”。當毛澤東批評羅瑞卿不送報告時，周恩來將責任攬在自己身上

１９４９年４月，中央軍委決定，十八兵團（即原華北軍區第二兵團）調入第一野戰軍，進軍大西北。５月１４日，毛澤東致電羅瑞卿：“部隊開動時，請來中央敘，部隊工作找人代理。”６月初，羅瑞卿來到北平。周恩來找他談話，要他出任新中國第一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提出，已經同林彪、羅榮桓談過，林、羅同意他隨四野南下，任四野參謀長。羅瑞卿認爲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任公安部長更合適。周恩來對他說：“李克農有李克農的事。中央已經決定，你就不要講價錢了。”周恩來還告訴他：“今晚毛主席要接見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線的事了。”當晚，毛澤東在香山的雙清別墅接見了羅瑞卿。毛澤東一見羅瑞卿便說：“聽說你不願意當公安部長，還要去打仗？現在要建立新的國家政權了。大家都不幹，都去打仗行嗎？”羅瑞卿立即表示：“那只是以前的想法。周副主席同我談話後，我已經想通了。堅決服從黨的決定。”毛澤東聽後滿意地點點頭，並關照羅瑞卿，組建公安部的事要多請示周恩來。

７月８日、２９日，周恩來兩次主持中共中央彙報會議，討論情報、公安兩個部門的機構設置問題，決定由原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協助羅瑞卿組建公安部，首先以華北局社會部全體人員加上中共中央社會部的部分人員，作爲組建公安部的基礎，任命原華北局社會部部長楊奇清爲公安部副部長，協助羅瑞卿工作。

在確定了公安部的編制並陸續從軍隊調來一批幹部後，爲確定各省、市公安部門的組織編制和今後任務，經中共中央批准，１０月間，羅瑞卿在北京主持召開了全國公安工作高級幹部會議。

１０月２０日，周恩來接見與會人員並講話，闡述了公安工作的任務、方針、政策和業務建設等問題。他針對當時退據臺灣的國民黨特務機關正策劃暗殺中共高級幹部時說：“經過黨培養了幾十年的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是損失不得的。公安部門要時刻警惕敵人可能進行的暗殺活動。像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大城市的首腦部門一定要有部隊警衛。”“軍隊與保衛部門是政權的主要的兩個支柱。你們是國家安危繫於一半。國家安危你們擔負了一半的責任。軍隊在和平時期是備而不用的，你們是天天要用的。”羅瑞卿和與會人員聽後深感公安工作責任重大。從此，公安工作是“國家安危繫於一半”的話就成爲羅瑞卿和各級公安幹部的座右銘。

周恩來還說：“公安部隊的待遇要和解放軍一樣，服裝上有點區別就行，不必太多。警察的帽徽用國徽。”此後，公安部隊的服裝就同解放軍一樣，只不過在右臂多了一個臂章。公安部隊的這種着裝一直延續到１９５８年公安軍撤銷爲止。警察以國徽爲帽徽一直沿用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周恩來是政務院總理和黨組書記，而公安部是政務院的一個部門，羅瑞卿是政務院黨組成員，因此，羅瑞卿都要把工作報告呈送給周恩來，再由周恩來轉呈毛澤東。

１９５０年八九月間，李克農轉告羅瑞卿，有一次毛澤東在同他談話時，對公安部不直接向他寫報告不滿意。羅瑞卿聽後立即去見毛澤東。

毛澤東問：“爲什麼不給我寫報告？”

羅瑞卿回答道：“寫了報告了。”

毛澤東嚴厲地說：“寫了？拿我的收條來。”

羅瑞卿解釋說：“都報告總理轉呈主席了。”

後來周恩來知道此事，立即去向毛澤東說明：“公安部的一些報告壓在我那裏，沒有及時呈送給主席。”爲羅瑞卿分擔了責任。

於是，毛澤東又對羅瑞卿說：“報告今後要直接送給我。現在你那裏有一些什麼文件，可以送給我看看。”

羅瑞卿回去後，立即將剛剛開完的經濟保衛工作會議的文件呈送給毛澤東。８月２７日，毛澤東在這個文件上批示：“保衛工作必須特別強調黨的領導作用，並在實際上受黨委直接領導，否則是危險的。”羅瑞卿在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的報告中傳達了毛澤東的這一批示，並明確指出：“公安部既是國家政權的一個部門，又是黨的鋤奸保衛政策的執行者，是黨領導的一個工作機關，即相當於過去黨的社會部。公安部在黨中央領導之下，各大區、省、市、地、縣公安部門在相應各級黨委領導之下。”

公安部接受黨中央和政務院雙重領導後，周恩來仍然非常關心公安工作。１９５０年，他爲公安工作題詞：“加強人民公安工作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以後，周恩來又多次強調，公安工作必須堅決貫徹毛主席提出的黨委領導下的羣衆路線，不要搞蘇聯那一套垂直領導和神祕化。對於羅瑞卿送去的每一份工作報告，周恩來都仔細閱讀，連錯別字和用錯的標點符號都要一一改正。對於重大節日和羣衆集會的安全工作，周恩來和羅瑞卿密切配合，親自檢查，防止出現任何漏洞。對於城市交通安全，周恩來十分關心。他看到有些馬路很寬，綠燈亮時行人剛走了一半就變了燈，便向羅瑞卿建議，除加粗路口人行橫道線外，在繁華路口要設立安全島。

　周恩來、羅瑞卿多次觀看崑劇《十五貫》，並向毛澤東推薦。在討論《東方紅》腳本時，周恩來與羅瑞卿產生了“分歧”

１９５６年４月，江蘇省崑劇院演出了崑劇《十五貫》。周恩來和羅瑞卿多次看了這個戲並給予很高評價。

這一齣戲寫的是蘇州一個叫尤葫蘆的肉鋪老闆借了十五貫錢，約鄰居秦左心第二天一起下鄉買豬。尤葫蘆回家後對其養女蘇戍娟戲稱十五貫錢爲賣她所得。蘇戍娟信以爲真，連夜離家出走。此時賭徒婁阿鼠闖入尤家，見錢起意，殺死了尤葫蘆，拿了錢倉皇離去。第二天秦左心如約來到尤家，見尤葫蘆已被殺而其養女又不在，便一面報官，一面同鄰里去尋找蘇戍娟。蘇戍娟離家後不久即迷路，恰遇到攜十五貫錢的夥計熊友蘭，兩人偕行，在路上被鄰里揪入官府。無錫知縣過於執見熊有十五貫錢便認定熊、蘇二人通姦謀財，殺死尤葫蘆，判二人死刑。蘇州知府況鍾監斬時發現此案疑點，於是面見不關心羣衆疾苦的巡撫周忱，爭得半個月複審時間，親赴現場勘察，微服到百姓中暗訪，平反了熊、蘇的冤案，抓住真正的殺人兇手婁阿鼠。

周恩來和羅瑞卿又向毛澤東推薦此戲。毛澤東看了後說：“這個戲所有劇種都要演。搞肅反就是要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羅瑞卿要求公安部的幹部都要看這一齣戲，看完後要組織座談，要學習況鍾搞好調查研究，平反冤獄，而不要去學對百姓疾苦漠不關心的巡撫周忱和主觀主義、剛愎自用的無錫知縣過於執。他認爲，過於執一開始拘留熊、蘇不能算錯，錯在他不作調查研究，輕率判決，因此劇作者爲他取名“過於執”。周恩來評價說：“我們有的官僚主義者比戲中的巡撫還嚴重，這巡撫是我們的一面鏡子。《十五貫》中《見都》一場那面堂鼓就很好嘛。你要見他，他官僚主義，不見你；你一擊鼓，他就只好出來了。……我們現在有些官僚主義者恐怕連這個巡撫都不如呢。”周恩來對這出戏的藝術性和演這出戏對戲劇事業的意義也作了充分評價。他說：“一齣戲救活了一個劇種。《十五貫》有豐富的人民性和相當高的藝術性。”

在演出這一齣戲時，肅反已經結束，羅瑞卿就借演《十五貫》的東風，號召在公安部門對肅反的一些案件進行復查，糾正了一些冤假錯案。

１９６１年初，周恩來率代表團訪問緬甸。陳毅、羅瑞卿都是代表團成員。中央決定，陳毅夫人張茜、羅瑞卿夫人郝治平隨行。郝治平是首次以羅瑞卿夫人名義出國。當時，她對稱夫人很不習慣，認爲男女都一樣，都是革命同志，幹嗎叫“夫人”？羅瑞卿在對她解釋勸說的同時，向周恩來作了反映。於是，周恩來給郝治平打電話說：“聽說你對稱夫人想不通，是嗎？”郝治平看到周恩來親自來做自己的思想工作，非常激動，連忙說：“總理，我已經想通了。”周恩來接着說：“想通了就好。作爲夫人，是去做外交工作。人家在外交工作上十分注意夫人的作用。我們既然同人家搞外交，也需要夫人啊！”郝治平連忙說：“感謝總理來電話。我一定認真做好這項工作。”周恩來說：“很好。那你趕快作準備吧。你這是第一次出國，先做幾套衣服吧。”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郝治平到紅都服裝店做了兩套連衣裙。幾天後，鄧穎超來到羅瑞卿家。當她看到郝治平只做了兩套衣服後，連連說：“不夠，不夠。這是做外交工作，不比國內。”接着，鄧穎超又對做哪些衣服作了具體交代。回去後，她又派人將自己只穿過一次的黑緞子旗袍及全新的長筒絲襪送給郝治平。那件旗袍上鑲了許多五彩繽紛的蝴蝶，十分漂亮。郝治平按照自己的身材將旗袍略改了一下。在出國前，郝治平曾穿着它參加了一次舞會。周恩來也參加了這次舞會。他一見到郝治平，便稱讚道：“好漂亮的旗袍，穿上它就是蝴蝶夫人嘛！”郝治平忙說：“總理，這是鄧大姐的衣服啊！”“是嗎？她有這麼漂亮的衣服，我怎麼不知道啊？”周恩來道。

出國前夕，鄧穎超打電話給郝治平，讓她“管一管”周恩來，讓他注意休息，不要把工作搞得太緊張。

出國後，周恩來的活動一個接着一個，早晨出去，要到深夜才能回賓館休息。郝治平想起鄧穎超的囑託，便對周恩來說：“總理，你的工作太緊張了……”她的話還沒說完，周恩來便說：“怎麼，是鄧大姐關照你的吧？我沒有事。”郝治平見狀，無法再說下去了。於是，她就去找張茜商量。張茜想了想說：“可以這麼辦。可以對總理說，我們女同志出去活動一上午，中午需要重新化化妝，也需要換換衣服，中午還是回賓館比較好。”於是，她們就向周恩來反映了這個意見。周恩來想了想說：“這還算一條理由。”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東段和西段同時對中國發動大規模的入侵，中國邊防部隊被迫自衛還擊。在戰鬥過程中，周恩來和羅瑞卿幾乎每天都要碰頭，使外交鬥爭和軍事鬥爭密切配合，既擊退了印軍的進犯，又在國際上爭取了支持，併爲日後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創造了條件。

１９６４年是周恩來和羅瑞卿工作關係最密切的一年。五六月間，羅瑞卿組織瞭解放軍的比武活動。５月２０日，他陪同周恩來、彭真、賀龍、陳毅檢閱了北京軍區尖子分隊的軍事表演。表演結束後，周恩來高興地說：“好！兵就應當這樣練。政治上強，再加上過硬的技術。軍隊練成這樣子，那就什麼敵人也奈何我們不得。”

７月間，周恩來建議排演大型歌舞，以便在國慶１５週年時演出。按照周恩來的倡議，在北京開始排練《東方紅》。周恩來和羅瑞卿有一個共同的興趣，就是愛好文藝。從看《十五貫》開始，他們就經常一起看文藝演出。排練《東方紅》時，他們也經常一起看，一起對演出進行評價，同導演、演員磋商。爲把這一臺大型歌舞雕琢成精品花費了大量心血。

在討論腳本時，兩人還產生了一點小小的“分歧”。這個腳本按照周恩來的意見，對由他和葉挺、賀龍、朱德、劉伯承等領導的南昌起義只提了一句。羅瑞卿不知道這樣寫是周恩來的意見，幾次對《東方紅》的創作人員說：“對‘八一’南昌起義，爲什麼不表現？‘八一’是建軍節，這是毛主席肯定了的嘛。”有一次，羅瑞卿提出這一看法時，周恩來也在。他立即說：“不能突出‘八一’，非突出不可，那就把我作爲批判對象。”他這麼一說，羅瑞卿也就再不提此事了。

羅瑞卿遭陷害，要求面見林彪，周恩來勸他冷靜。羅瑞卿復出後，重病中的周恩來委託鄧穎超對羅瑞卿及其家屬表示問候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５日，羅瑞卿陪同周恩來到上海。２６日，他們一起接見了在崇武海戰中立功的海軍指戰員代表。下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周恩來接見了柬埔寨副首相朗諾。接見朗諾後，周恩來要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毛澤東讓羅瑞卿也參加。周恩來彙報完後，羅瑞卿提出，準備第二天去蘇州看望林彪。毛澤東點點頭說：“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養，要保養的像七千人大會時一樣，能夠作三個鐘頭的報告。”

此前，羅瑞卿和林彪的關係已經很緊張。林彪一面拒不同羅瑞卿見面，一面和葉羣在一些高級幹部中“交底”要整羅瑞卿，並佈置一些人寫揭發羅瑞卿的材料。１１月底，葉羣攜帶林彪給毛澤東的信和授意李作鵬、吳法憲等所寫１１份“揭發”羅瑞卿的材料，到杭州向毛澤東告狀。１２月１日清晨，毛澤東召見葉羣。葉羣來到毛澤東住處後，講了４小時５５分鐘。毛澤東聽完葉羣的彙報後，決定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羅瑞卿。

１２月８日至１５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在上海會議上，最活躍的人物就是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的葉羣。她作了近１０個小時的發言，不僅指責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還誣陷羅瑞卿“篡軍反黨”，要奪林彪的權。

聽了葉羣的發言，會議決定把正在雲南邊境勘察地形的羅瑞卿召到上海。周恩來奉命給羅瑞卿打電話，要羅瑞卿１１日到上海。周恩來對羅瑞卿說：“會議內容在電話上不好講。”

羅瑞卿到達上海後，周恩來和鄧小平根據中央的決定同羅瑞卿談話。周恩來講了這次會議的議題，隨後轉述了葉羣代表林彪在會上對羅瑞卿的指責。周恩來也傳達了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對羅瑞卿的意見，即：（一）情節是嚴重的；（二）和彭黃有區別；（三）從長遠看，還是有成績的；（四）中央未察覺也有一定責任；（五）黨的方針仍然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只要認真地改，仍然允許革命。

羅瑞卿聽了他們轉達的內容，不啻是晴天霹靂。他說：“我沒有反對林副主席，沒有伸手，沒有反對突出政治。”他要求面見林彪或同林彪通電話，當面說清問題。周恩來立即對羅瑞卿說：“你怎麼這麼天真，這麼幼稚！”聽到周恩來這樣講，羅瑞卿開始明白，林彪既然提出如此嚴重的指責，這已經不是當面對質能解決的問題了。周恩來見羅瑞卿不說話了，便勸羅瑞卿冷靜。周恩來根據中央的決定，要求羅瑞卿不要到毛澤東那裏去，也不要到林彪那裏去。周恩來說：“要到別的什麼地方去，要告訴我們一聲。”“這次開會爲避免歷來開這種會的副作用，採取背靠背的辦法，你可以不參加會。”

１２月１５日，周恩來、鄧小平第二次同羅瑞卿談話，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的意見，主要有：羅同林彪關係緊張，個人突出等等，並說：不承認的事可以掛起來。

１２月１７日，羅瑞卿同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等同機飛回北京，羅瑞卿被安排住在萬壽路新六所。幾天後，周恩來在李富春的陪同下來看望羅瑞卿。羅瑞卿向周恩來報告，現在還有三位祕書和幾部電話，都可以撤掉。周恩來說：中央決定，一切暫時不動。

１９６６年１月３０日，周恩來、鄧小平和李富春在懷仁堂約見羅瑞卿，轉述了一個多月來一些高級幹部對羅的意見。羅瑞卿對林彪指責他反對“突出政治”的問題提出申訴，聲明他沒有說過“軍事就是政治”，“政治、軍事同等重要”，“政治、軍事要輪流突出”。

這是周恩來和羅瑞卿最後一次見面。

１月３１日，周恩來審閱關於批判羅瑞卿“錯誤”的文件，建議文件“改由總政直接發下，作爲內部文件，還可稍留餘地”。同日，他又讓祕書查查羅瑞卿申訴中提到的“軍事就是政治”等三句話的出處。祕書去問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劉志堅查後答覆：“軍事就是政治”是林彪概括出來的，羅瑞卿在若干次講話中講過這一類話，但沒有這樣概括的說法。

此時，周恩來發現對羅瑞卿的指責水分甚多。但是，他無力扭轉局面。

接下來就是“文化大革命”。周恩來用年邁有病之軀支撐着危局，而羅瑞卿則被關押、批鬥，受盡折磨。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後，羅瑞卿的處境開始好轉。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２０日，毛澤東批示，解除對羅瑞卿的監護。１２月２１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人員時，談到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周恩來遞給他一個需要“解放”的幹部的名單，其中包括羅瑞卿。毛澤東看了名單後說：“我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所以犯了錯誤。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有幾次聽一面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作點自我批評。ＳＥＬＦ－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自我批評。”

羅瑞卿重獲自由後，要求謁見周恩來。此時，周恩來已因癌細胞擴散而開刀。１９７３年１１月至１９７４年２月間，周恩來受到毛澤東的錯誤批評，“四人幫”乘機對他攻擊，他已經顯得心力交瘁。但當週恩來得知羅瑞卿要見自己時，立即答應並初步安排了日程。但由於“四人幫”的猖狂進攻，阻力很大，不久這次見面即以周恩來手術後傷口未癒合爲由而取消。周恩來委託鄧穎超問候羅瑞卿，家是否安好，孩子們工作、入學問題是否已經解決。羅瑞卿夫婦當時還住在總參廣安門招待所，孩子們仍分散於各地。但爲了不干擾周恩來的治療，羅瑞卿夫婦轉告周恩來，家已安頓好，孩子們的工作、學習問題也得到解決。後來，鄧穎超得知羅瑞卿的女兒朵朵仍在延安插隊，報告周恩來後，即以照顧年邁父母爲由，將朵朵調回北京。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逝世。此時羅瑞卿正在福建治腿，他聞訊後立即提出，要求返京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在“四人幫”干擾下，答覆是外地的一律不接待。羅瑞卿當時已被任命爲中央軍委顧問，即以軍委顧問不屬於外地人員爲由繼續交涉。最後，才允許乘夜航飛機返京向周恩來行最後的軍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