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中国电视:掌声·嘘声——2011—2017年度经典案例》

俞虹 主编,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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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眼看见这个东西,就感觉跟别的故事不一样”

——张同道对话陈晓卿

张同道:今天可以坐下来谈谈《舌尖上的中国》(以下简称《舌尖》)。我觉得美食已经拍了很多了,但是《舌尖》的核心在创意。你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陈晓卿:应该说它是一个现有大环境下妥协的东西。纪录片就这么几种,做社会类的纪录片风险太大,做科技类、自然类的纪录片,它的投入又太高。那还能拍什么?只能参照这种类型找一个比较轻巧的角度,实际上《舌尖》是从一个比较轻巧的角度切入的,但是并不代表我们没有野心。

第一季播出的时候,康健宁说:“陈晓卿太狡猾了,他想去说普通人的辛苦,他想去说中国拉不住的这种变化,他用了一个他自己最擅长的话语体系去说。”其实只做美食肯定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在第二季里头我们尝试了更多突破。

张同道:这个野心跟你的位置是有一定矛盾的。

陈晓卿:是的。但是如果没有人去做这个尝试,纪录片也好,纪录片行业也好,它是死气沉沉的,需要带有一些刺痛感的东西来提醒人们。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觉得那才是悲哀,所以我不太同意说这个东西是味精,我不觉得是。

张同道:从你最早的创意到最终完成的形态之间,契合度有多大?

陈晓卿: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舌尖》不是一个完全讴歌中国美食的片子,它是带有反抗的,这个反抗来自我们摄制组内心。我是来给你讲另外一个体系的美食品鉴的,食物里头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东西。

张同道:你判断故事的标准是什么?

陈晓卿:我们首先要在做调研的时候知道往哪个地方使劲,有的是偏重吃,有的会偏重人物故事,有的会偏重两个故事之间的逻辑关系。你看《舌尖》基本上都是一大一小,或者是一个主题的故事带一串连接。就像山东煎饼那样的,只有煎饼可能没有那么大力量,我们就会加上各种各样的卷,有贵州的、潮汕的、福建的,甚至会有新加坡、法国的华人吃的东西。

张同道:把这么多食物进行地理空间上的和口味上的大跨度组合,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陈晓卿:最早我们和烹饪协会合作,他们说为什么不是拍八集?八大菜系一个拍一集。我们的摄制组觉得,八大菜系那些东西太陈旧了,要找民间的、非官方的、有活力的。第二个,我的价值体系跟八大菜系肯定不能一样,一定要冲破它。

张同道:这是你说的反抗,同时我理解这就是创意。

陈晓卿:刚才是从发端来说。从创作过程当中来说,你会发现讲完了一个内蒙古的故事,再讲一个内蒙古的故事就会不给力。你看《人类星球》会发现,它尽管都有一个水字,但是会在各个大洲之间来回跳跃,视觉上完完全全不同。《舌尖》第一季的第三集我特别喜欢,就是讲蒙古的奶酪和大理的奶酪,虽然是跳跃地说,但观众都没有感觉乱。这是暗逻辑,是技巧方面的问题。

从接收端来看,我们的收视曲线也支持了我们的观点,你会发现广东地区的收视率在讲到北方美食的时候会低一点,回到南方又会高;讲主食的时候,南方的人看得会比较少。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暗自庆幸,如果当时是按八大菜系做的话,讲到鲁菜的时候,广东人肯定跑得没影了。

张同道:第一季拍摄的过程中,是不是一边摸索一边拍?

陈晓卿:当然。第一季有些导演比较坚持自己,从收视率上来说就是失败的。比方说黄馍馍,我内心喜欢极了,但是我很理智。作为第一个故事,它最早编了二十多分钟,可不可以占那么长时间?不行。最后那个段落剪到大概是九分三十七秒,收视曲线到六分钟的时候开始往下走。我们的判断标准和普通观众的判断标准真的是不一样的。你信息密集度不够,观众就不认;你想展示情怀,他也不认。第二季关于留守儿童的解说,就留了两个数字:中国有六千万这样的孩子,这个数字和英国人口总数大致一样。第一个是事实,第二个是为了传播。配音的时候导演让李立宏把这一段稍微带点感情。我在配音间听着不行,重新配。要和前面说食物的声音一样,恬不知耻地快乐地把这个说出来。这是个知识,你煽情没用。

张同道:我那天一看完这一集,就觉得有一种东西在触动我。我感觉到它从视听到理念,是一个新的话语体系。我的感受,一个是收视率肯定会高,因为它好看;第二个,它对行业的影响力会很大,为行业立了个制作标杆。《舌尖》第一季出来就是个标杆,《舌尖》第二季又往前走了一步。

陈晓卿:最重要的是操作层面,《舌尖》第二季的操作可以形成一个模式,制作水准是准电影化的。我觉得这是真正的良性的进步。张同道:我觉得这就是工业化,就是可重复、有模式、有标准,而不是让你总编导成为标准。

陈晓卿:拍《舌尖》第二季的时候,我不用去拾遗补阙,可以把故事打造得更加符合主题,朝向更加精准,戏剧化又不脱离纪实类节目的边框,同时又能给人视觉上的刺激,在剪辑上体现出来专业制作的从容和自如。

张同道:《舌尖》拍摄上大面积地实现了视听陌生化,就是把一个平常的场景拍得不平常。

陈晓卿:真实和表现是对立的,你看到的东西和你想表达的东西,中间存在着信息过滤,存在着因果的重建。什么叫因果的重建?电影是线性的,放在前面的永远像原因,在后面永远是结果。我看到的世界和你看到的世界是两个世界。

张同道:你那个白菜就比较典型,切白菜就一个镜头的事,你用了四个镜头。

陈晓卿:这是态度问题。这个白菜像我们的主人公一样,我们是仰视它的,不能那么简单地切,而且它正好在一段食物制作的开头,要给大家制造点悬念。

张同道:所以白菜打开像一座山,从中间看。

陈晓卿:这个在摄影美学里叫宏观和微观。微观到极致的时候,你的联想就是宏观;在宏观到一定极致的时候,河流就像血脉一样。我们叫极致化处理。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把陌生的东西熟悉化。这样的情景特别多。

张同道:解说词也是陌生化,语调、语态,包括组词的方式。

陈晓卿:对,这个也是技巧的问题,你去看BBC的任何一个解说词,简单、短促、有节奏。你可以统计一下,一般的纪录片有多少个“了”和多少个“的”,你再去统计一下《舌尖》里边,尤其是《舌尖》第二季里有多少。

张同道:有意识地把它消掉。

陈晓卿:它是没有意义的,只要是“了”都是完成时态,我们都不要,把它作为行进式的。

张同道:你一直对语言很敏感,做电视的人很少有对语言这么敏感的。

陈晓卿:这也跟写作习惯有关,甚至和音韵是有关系的。中国话要说得漂亮。你可以再做一个统计,《舌尖》解说词的每一个段落的尾巴,几乎都是平声字,几乎找不到仄声字。

张同道:在第二季操作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的?

陈晓卿:没有多难。一段拍摄回来了,你要给我剪三个东西:一个是兴奋点;一个是人物出场;一个视觉的冲击。把这三个给我剪出来,故事你再慢慢剪。人物出场像地基,决定性瞬间像钢筋,其他的东西像是抹的材料。有了间架结构之后,其他的事都好办。兴奋点是你的创意和造型,就是我一眼看见这个东西,跟别的故事不一样。在哪?这就逼着导演自己在生活里面去寻找。

张同道:但是第二季会不会太满了,速度太快了。

陈晓卿:这个我可以用另外一个结果性的东西来告诉你,就是看分分钟的收视率,第二季收视最高的一集是《秘境》,有一千八百个镜头,《相逢》那一集收视率最低,剪辑率最低,只有一千二百个镜头。

张同道:最后说一点你不同意的事,品牌问题。我知道你一直反对,但是我还是认为你的最大贡献是这个。

陈晓卿:我不是说反对你说这个,因为现象级的表现,实际上是一个电视节目的现象级表现,和纪录片关系不大。

张同道:这个我们的理解就不一样了。其实品牌是个商业概念,品牌不是个纪录片概念。中国整体是没有形成品牌的,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其实恰好就是品牌,只有工业才有品牌,手工制作永远没有品牌。

陈晓卿:我不同意手工制作没有品牌,个人化品牌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张同道:个人化品牌是不靠谱的,再好的手工师傅,都不能保证每一件有同样的品质。《舌尖》的出现,是一个轰动的作品,甚至是一个伟大的作品,但不一定是品牌。但《舌尖》第二季出现了,我就认为品牌是成立的。《舌尖》第三季现在又能卖那么多钱了,我并不认为只有钱是重要的,但钱是个重要的考量指标。

陈晓卿:是,我跟广告部也这么说。但我也没有想到它的收入能达到那么高,我只是觉得它是对这个节目品质的肯定。

张同道:不仅是品质,《舌尖》带来的东西,我觉得对央视的意义是大的,对你的意义是小的,你的虚荣心早可以在这之前满足了,或者可能已经没多少了。对央视的作用比对你的大。

陈晓卿:对行业的作用又比对央视的大。

张同道:我觉得它的意义在这儿。一个《舌尖》的出现,突破了整个社会对纪录片的认识。虽然我去年调查,好多人都不知道《舌尖》是纪录片,把它当电视剧、电影的人都有,但是因为这个才让整个(纪录片)行业有了热气,有了生气。这个对纪录片的贡献,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舌尖》之后出现了大量美食节目,你是无意中撬开这个历史的按键。《舌尖》改变了很多观念,比如说现在要策划一个选题,在一开始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构思,包括全媒体,包括产业链的,而不是等它发生了情况再构思。我觉得这个制作的标杆极其重要。

陈晓卿:但是在《舌尖》这个节目里边,个人对整个节目品质的影响,不完全是工业化的东西,这是一。第二,操作层面上,对节目的评判标准也影响到节目质量。第三个是一些核心的导演,他们内心的梦想通过这个来实现,那些有温度的东西,在这个格式化的表达体系里边的作用,我觉得是绝对不容忽略的。

张同道:我理解。我们不可能把这个理解为一个汽车的元件,这个品牌也带有巨大的创意成分。但是,中国纪录片产业现在没有创意所占的费用,创意在里边都被无偿剥夺,包括你本人。你现在是靠着梦想,靠着对这个职业的坚守,这个能坚持多久?尤其是对年轻导演,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职业都放进梦想。梦想很重要,但是仅有梦想是不够的。其实我提这个不是为你,是为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纪录片人拿的是制作费,领的是苦力钱,但做的是个创意的工作。如果是这样,这个行业一定不能健康发展。

《中国电视:掌声·嘘声——2011—2017年度经典案例》

俞虹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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