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中國電視:掌聲·噓聲——2011—2017年度經典案例》

俞虹 主編,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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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眼看見這個東西,就感覺跟別的故事不一樣”

——張同道對話陳曉卿

張同道:今天可以坐下來談談《舌尖上的中國》(以下簡稱《舌尖》)。我覺得美食已經拍了很多了,但是《舌尖》的核心在創意。你這個創意是怎麼來的?

陳曉卿:應該說它是一個現有大環境下妥協的東西。紀錄片就這麼幾種,做社會類的紀錄片風險太大,做科技類、自然類的紀錄片,它的投入又太高。那還能拍什麼?只能參照這種類型找一個比較輕巧的角度,實際上《舌尖》是從一個比較輕巧的角度切入的,但是並不代表我們沒有野心。

第一季播出的時候,康健寧說:“陳曉卿太狡猾了,他想去說普通人的辛苦,他想去說中國拉不住的這種變化,他用了一個他自己最擅長的話語體系去說。”其實只做美食肯定不是我們的目的,所以在第二季裏頭我們嘗試了更多突破。

張同道:這個野心跟你的位置是有一定矛盾的。

陳曉卿:是的。但是如果沒有人去做這個嘗試,紀錄片也好,紀錄片行業也好,它是死氣沉沉的,需要帶有一些刺痛感的東西來提醒人們。如果這些東西都沒有了,我覺得那纔是悲哀,所以我不太同意說這個東西是味精,我不覺得是。

張同道:從你最早的創意到最終完成的形態之間,契合度有多大?

陳曉卿:還是有很大差別的,《舌尖》不是一個完全謳歌中國美食的片子,它是帶有反抗的,這個反抗來自我們攝製組內心。我是來給你講另外一個體系的美食品鑑的,食物裏頭究竟包含着什麼樣的東西。

張同道:你判斷故事的標準是什麼?

陳曉卿:我們首先要在做調研的時候知道往哪個地方使勁,有的是偏重喫,有的會偏重人物故事,有的會偏重兩個故事之間的邏輯關係。你看《舌尖》基本上都是一大一小,或者是一個主題的故事帶一串連接。就像山東煎餅那樣的,只有煎餅可能沒有那麼大力量,我們就會加上各種各樣的卷,有貴州的、潮汕的、福建的,甚至會有新加坡、法國的華人喫的東西。

張同道:把這麼多食物進行地理空間上的和口味上的大跨度組合,這是出於什麼考慮?

陳曉卿:最早我們和烹飪協會合作,他們說爲什麼不是拍八集?八大菜系一個拍一集。我們的攝製組覺得,八大菜系那些東西太陳舊了,要找民間的、非官方的、有活力的。第二個,我的價值體系跟八大菜系肯定不能一樣,一定要衝破它。

張同道:這是你說的反抗,同時我理解這就是創意。

陳曉卿:剛纔是從發端來說。從創作過程當中來說,你會發現講完了一個內蒙古的故事,再講一個內蒙古的故事就會不給力。你看《人類星球》會發現,它儘管都有一個水字,但是會在各個大洲之間來回跳躍,視覺上完完全全不同。《舌尖》第一季的第三集我特別喜歡,就是講蒙古的奶酪和大理的奶酪,雖然是跳躍地說,但觀衆都沒有感覺亂。這是暗邏輯,是技巧方面的問題。

從接收端來看,我們的收視曲線也支持了我們的觀點,你會發現廣東地區的收視率在講到北方美食的時候會低一點,回到南方又會高;講主食的時候,南方的人看得會比較少。這樣我們就不得不暗自慶幸,如果當時是按八大菜系做的話,講到魯菜的時候,廣東人肯定跑得沒影了。

張同道:第一季拍攝的過程中,是不是一邊摸索一邊拍?

陳曉卿:當然。第一季有些導演比較堅持自己,從收視率上來說就是失敗的。比方說黃饃饃,我內心喜歡極了,但是我很理智。作爲第一個故事,它最早編了二十多分鐘,可不可以佔那麼長時間?不行。最後那個段落剪到大概是九分三十七秒,收視曲線到六分鐘的時候開始往下走。我們的判斷標準和普通觀衆的判斷標準真的是不一樣的。你信息密集度不夠,觀衆就不認;你想展示情懷,他也不認。第二季關於留守兒童的解說,就留了兩個數字:中國有六千萬這樣的孩子,這個數字和英國人口總數大致一樣。第一個是事實,第二個是爲了傳播。配音的時候導演讓李立宏把這一段稍微帶點感情。我在配音間聽着不行,重新配。要和前面說食物的聲音一樣,恬不知恥地快樂地把這個說出來。這是個知識,你煽情沒用。

張同道:我那天一看完這一集,就覺得有一種東西在觸動我。我感覺到它從視聽到理念,是一個新的話語體系。我的感受,一個是收視率肯定會高,因爲它好看;第二個,它對行業的影響力會很大,爲行業立了個製作標杆。《舌尖》第一季出來就是個標杆,《舌尖》第二季又往前走了一步。

陳曉卿:最重要的是操作層面,《舌尖》第二季的操作可以形成一個模式,製作水準是準電影化的。我覺得這是真正的良性的進步。張同道:我覺得這就是工業化,就是可重複、有模式、有標準,而不是讓你總編導成爲標準。

陳曉卿:拍《舌尖》第二季的時候,我不用去拾遺補闕,可以把故事打造得更加符合主題,朝向更加精準,戲劇化又不脫離紀實類節目的邊框,同時又能給人視覺上的刺激,在剪輯上體現出來專業製作的從容和自如。

張同道:《舌尖》拍攝上大面積地實現了視聽陌生化,就是把一個平常的場景拍得不平常。

陳曉卿:真實和表現是對立的,你看到的東西和你想表達的東西,中間存在着信息過濾,存在着因果的重建。什麼叫因果的重建?電影是線性的,放在前面的永遠像原因,在後面永遠是結果。我看到的世界和你看到的世界是兩個世界。

張同道:你那個白菜就比較典型,切白菜就一個鏡頭的事,你用了四個鏡頭。

陳曉卿:這是態度問題。這個白菜像我們的主人公一樣,我們是仰視它的,不能那麼簡單地切,而且它正好在一段食物製作的開頭,要給大家制造點懸念。

張同道:所以白菜打開像一座山,從中間看。

陳曉卿:這個在攝影美學裏叫宏觀和微觀。微觀到極致的時候,你的聯想就是宏觀;在宏觀到一定極致的時候,河流就像血脈一樣。我們叫極致化處理。把熟悉的東西陌生化,把陌生的東西熟悉化。這樣的情景特別多。

張同道:解說詞也是陌生化,語調、語態,包括組詞的方式。

陳曉卿:對,這個也是技巧的問題,你去看BBC的任何一個解說詞,簡單、短促、有節奏。你可以統計一下,一般的紀錄片有多少個“了”和多少個“的”,你再去統計一下《舌尖》裏邊,尤其是《舌尖》第二季裏有多少。

張同道:有意識地把它消掉。

陳曉卿:它是沒有意義的,只要是“了”都是完成時態,我們都不要,把它作爲行進式的。

張同道:你一直對語言很敏感,做電視的人很少有對語言這麼敏感的。

陳曉卿:這也跟寫作習慣有關,甚至和音韻是有關係的。中國話要說得漂亮。你可以再做一個統計,《舌尖》解說詞的每一個段落的尾巴,幾乎都是平聲字,幾乎找不到仄聲字。

張同道:在第二季操作中有沒有什麼特別難的?

陳曉卿:沒有多難。一段拍攝回來了,你要給我剪三個東西:一個是興奮點;一個是人物出場;一個視覺的衝擊。把這三個給我剪出來,故事你再慢慢剪。人物出場像地基,決定性瞬間像鋼筋,其他的東西像是抹的材料。有了間架結構之後,其他的事都好辦。興奮點是你的創意和造型,就是我一眼看見這個東西,跟別的故事不一樣。在哪?這就逼着導演自己在生活裏面去尋找。

張同道:但是第二季會不會太滿了,速度太快了。

陳曉卿:這個我可以用另外一個結果性的東西來告訴你,就是看分分鐘的收視率,第二季收視最高的一集是《祕境》,有一千八百個鏡頭,《相逢》那一集收視率最低,剪輯率最低,只有一千二百個鏡頭。

張同道:最後說一點你不同意的事,品牌問題。我知道你一直反對,但是我還是認爲你的最大貢獻是這個。

陳曉卿:我不是說反對你說這個,因爲現象級的表現,實際上是一個電視節目的現象級表現,和紀錄片關係不大。

張同道:這個我們的理解就不一樣了。其實品牌是個商業概念,品牌不是個紀錄片概念。中國整體是沒有形成品牌的,但是你剛纔說的這些,其實恰好就是品牌,只有工業纔有品牌,手工製作永遠沒有品牌。

陳曉卿:我不同意手工製作沒有品牌,個人化品牌其實還是非常多的。

張同道:個人化品牌是不靠譜的,再好的手工師傅,都不能保證每一件有同樣的品質。《舌尖》的出現,是一個轟動的作品,甚至是一個偉大的作品,但不一定是品牌。但《舌尖》第二季出現了,我就認爲品牌是成立的。《舌尖》第三季現在又能賣那麼多錢了,我並不認爲只有錢是重要的,但錢是個重要的考量指標。

陳曉卿:是,我跟廣告部也這麼說。但我也沒有想到它的收入能達到那麼高,我只是覺得它是對這個節目品質的肯定。

張同道:不僅是品質,《舌尖》帶來的東西,我覺得對央視的意義是大的,對你的意義是小的,你的虛榮心早可以在這之前滿足了,或者可能已經沒多少了。對央視的作用比對你的大。

陳曉卿:對行業的作用又比對央視的大。

張同道:我覺得它的意義在這兒。一個《舌尖》的出現,突破了整個社會對紀錄片的認識。雖然我去年調查,好多人都不知道《舌尖》是紀錄片,把它當電視劇、電影的人都有,但是因爲這個才讓整個(紀錄片)行業有了熱氣,有了生氣。這個對紀錄片的貢獻,是其他任何東西都無法比擬的。《舌尖》之後出現了大量美食節目,你是無意中撬開這個歷史的按鍵。《舌尖》改變了很多觀念,比如說現在要策劃一個選題,在一開始就可以把它作爲一個整體來構思,包括全媒體,包括產業鏈的,而不是等它發生了情況再構思。我覺得這個製作的標杆極其重要。

陳曉卿:但是在《舌尖》這個節目裏邊,個人對整個節目品質的影響,不完全是工業化的東西,這是一。第二,操作層面上,對節目的評判標準也影響到節目質量。第三個是一些核心的導演,他們內心的夢想通過這個來實現,那些有溫度的東西,在這個格式化的表達體系裏邊的作用,我覺得是絕對不容忽略的。

張同道:我理解。我們不可能把這個理解爲一個汽車的元件,這個品牌也帶有巨大的創意成分。但是,中國紀錄片產業現在沒有創意所佔的費用,創意在裏邊都被無償剝奪,包括你本人。你現在是靠着夢想,靠着對這個職業的堅守,這個能堅持多久?尤其是對年輕導演,我們不能把所有的職業都放進夢想。夢想很重要,但是僅有夢想是不夠的。其實我提這個不是爲你,是爲這個產業的健康發展。紀錄片人拿的是製作費,領的是苦力錢,但做的是個創意的工作。如果是這樣,這個行業一定不能健康發展。

《中國電視:掌聲·噓聲——2011—2017年度經典案例》

俞虹 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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