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标志之一,活跃于南方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改编后,叶挺任军长,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辖4个游击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共10329人。

　　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国共两军在江南的矛盾暂时的趋于缓和,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双方的联系多了起来。然而,这种和平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1941年的皖南事变不仅破坏了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更给新四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首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许多令人费解的疑团不禁浮现眼前。

　　谜之一:走什么路线最为安全?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

　　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

　　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日军和国民党的交错防区。

　　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这是很令人费解的一次抉择,我们今天真的很难明白新四军北移时为何要选择这么一条“绝路”!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

　　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一维性,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能是猜测。

　　谜之二: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

　　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10月8日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

　　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

　　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

　　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

　　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恐怕这实在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谜之三: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

　　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的问题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到:“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

　　4月9日,项英收到毛泽东来电,当天立即回电,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校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

　　可见,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坚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的。

　　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蒋介石等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我军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连他本人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

　　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

　　谜之四:新四军北移出发不利之谜?

　　新四军北移出发这条路线,是经12月28日新四军军委会反复讨论决定的,当时确认这条路线是一条较少牺牲的路线,但是1月4日部队出发时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发的具体时间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连日的大雨,路滑难行,这就给部队行军从一开始带来了困难。

　　二是大部队于5日拂晓到达章家渡时,因青弋江水陡涨,在通过章家渡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折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造成了部队的疲惫。

　　三是由于初出云岭等地不利,部队被迫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加以修整,这样就给了顽军形成紧密包围圈的时间,使北移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未能在合围之前冲出去。

　　为什么作为全军行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那样的重大行动前没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不作种种的预案,使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行军的困难之中。为什么部队出发不选择在白天?为什么不考虑连日降雨青弋江涨水而采取加固浮桥的措施,成而造成延长渡河时间?为什么一定要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这个谜至今也不见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谜之五: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究竟有没有成功?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1941年1月5日,各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1月6日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

　　7时许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二纵队四个营(注: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三纵队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师师部。”

　　皖南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有未成功,不仅关系到皖南事变中的一个重要的史实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新四军在事变发生后是否贻误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时机,更牵涉到项英到底负有多大责任的问题。

　　对此,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没有攻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当时突围时机已经丧失,两侧部队未能合围星潭,星潭一带地形不利,突围部队缺乏足够火力,缺乏强大预备队,星潭守敌40师装备精良,文字记录史料中找不到攻克星潭的证据等。泾县党史办曾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召集星潭村了解当时战斗情况的老人座谈,这些老人们回忆新四军确未打进星潭村。

　　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部队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证据是几位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还有时任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的谈话材料。这两种观点均言之灼灼,星潭究竟有没有打下,如果没有最确凿的材料发现,这个谜底恐怕已经很难揭开了。

　　谜之六:遭围剿皖南新四军部队究竟突围出来多少人?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来的人数,学术界持论不一。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认为:“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

　　由马洪武、童志强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军发展史》认为,“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归队的新四军指战员,总数应为1000人左右。”《皖南1941》的作者房列曙认为“新四军突围人数为1300人。”

　　如今,新四军的突围人数,十分精确的数字已经永远是个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