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作爲國共兩黨合作的標誌之一,活躍於南方地區的紅軍游擊隊陸續改編爲新四軍。改編後,葉挺任軍長,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張雲逸,副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主任鄧子恢。轄4個遊擊支隊,10個團,1個特務營,共10329人。

　　紅軍游擊隊改編爲新四軍後,國共兩軍在江南的矛盾暫時的趨於緩和,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雙方的聯繫多了起來。然而,這種和平的局面並沒有持續太久,1941年的皖南事變不僅破壞了國共合作的良好局面,更給新四軍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今天,當我們再次回首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時,許多令人費解的疑團不禁浮現眼前。

　　謎之一:走什麼路線最爲安全?

　　皖南事變前,新四軍各部北移有三條路線可以選擇,這就是向東、向南和向北。

　　向北是由雲嶺、蕭村、北貢裏、土塘等皖南新四軍各部駐地向北,經銅陵、繁昌之間的渡過長江至江北無爲一帶。這條路線基本上是敵佔區。

　　向東是由我軍駐地向東開拔,由蘇南北渡,其具體路線是,從駐地經涇縣的馬頭鎮、宣城縣的楊柳鋪、孫家埠、畢家橋、郎溪、梅渚鎮、南渡鎮至簣橋、水西地區,然後進入蘇南之敵佔區,從鎮江附近渡江。這條路線所經之地是日軍和國民黨的交錯防區。

　　向南是皖南新四軍最後所選擇的路線,這就是從駐地向南開拔,經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腳附近的寧國、郎溪,繞道蘇南的溧陽,然後待機北渡。這條路線所經過的地區,不僅行程最遠,而且全是國民黨軍隊的防區,沿途有國民黨駐軍的幾個師。新四軍最終所選擇的路線是向南的路線。這是很令人費解的一次抉擇,我們今天真的很難明白新四軍北移時爲何要選擇這麼一條“絕路”!試想,即使選擇向東、向北的北移路線,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如此了,因爲已經不可能有比這更差的結果了。

　　現在的問題是,歷史只具有一維性,邏輯推論畢竟代替不了歷史事實。走向東和向北的路線無非有這樣幾種後果:全軍覆沒;遭遇(頑軍或日軍)阻擊,有部分傷亡;順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線,該是哪一種結果,這是永遠也無法揭開的謎——因爲歷史上沒有發生的事永遠只能是猜測。

　　謎之二:項英爲何一再推遲皖南新四軍部隊北上日期?

　　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後,蔣介石將其反共活動的重點由華北轉向華中。1940年7月16日,國民黨提出所謂“中央提示案”,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撤至黃河以北,並要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人縮編爲10萬人。

　　1940年9月19日,毛澤東指示葉挺、項英“率部迅即渡江,應於兩星期內渡畢增援皖東爲要。”10月8日向皖南軍部提出了三個行動方案:一、軍部移動到銅陵、繁昌三支隊活動地區,準備在頑軍進攻時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蘇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隊派兵到無爲沿江接應。

　　10月9日,劉少奇致電葉挺、項英,要軍部從速北移,指出“如果遲緩,恐有被頑固派阻斷封鎖可能。”10月12日,毛澤東又再次致電耐心說服項英,說明北移理由,要皖南軍部“絕對不要遲延。”10月21日,毛澤東又致電葉挺、項英,要葉挺儘快渡江,以速爲好。

　　10月25日,毛澤東又向項英等人轉發了周恩來“將新四軍主力開至江北”的意見。以後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覆催促項英儘快北移,或在情況有所變化、項英猶豫不決的情況下給予鼓勵,或給予嚴厲的批評,其目的都是爲了要項英北移,但對於黨中央的指示,項英或直接拒絕之,或婉言拒絕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開新四軍軍分委會議,決定於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軍被圍而聚殲,使革命隊伍遭受慘重損失。

　　對於項英遲遲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項英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受到王明右傾錯誤的嚴重影響,抵制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新四軍向敵後發展的戰略方針,強調皖南特殊等。有人認爲,僅僅作這種分析是不夠的,還要“研究歷史的、現實(指當時的現實)的、國際的、國內的、個人的種種因素”,要“進入人物的心態”來進行研究。

　　那麼,項英當時的心態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紙隻字,也不見有人聽到項英的任何流露,儘管我們可以對之進行分析和揣測,但不能作爲信史,項英其時最真實的心態恐怕這實在是永遠也解不開的千古之謎了。

　　謎之三:項英究竟有沒有一個“三山計劃”?

　　這是關係到新四軍北上抗日爲什麼選擇南下茂林的問題而遭到國民黨部隊圍剿的問題。1940年4月3日,毛澤東致電項英,詢問新四軍皖南部隊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情況,其中問到:“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衝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以向南打游擊爲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爲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

　　4月9日,項英收到毛澤東來電,當天立即回電,報告皖南部隊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情況,其中說:“向南,爲黃山、天目山、純石山,人少糧缺;靠江,則須經過敵友之間,極不利;渡江,絕對不可能,敵在長江封鎖更嚴,江北桂軍已密佈江邊。”“向東,某方已有佈置,須衝過兩道封鎖,經過幾次戰鬥,才能與陳支會合。到蘇南,地區不利,處在敵友夾擊,地區狹校只有在廣德、寧國一帶堅持,繼續戰鬥。

　　可見,最後決定繞道的路線時,項英是作了遇到襲擊時堅持在山區和丘陵地帶堅持戰鬥的準備的,並且主要是考慮了新四軍各部隊善於在山區地形進行作戰的因素的。

　　只不過在北上的實際過程中,由於他對蔣介石等的反動本性認識不足,應付突然襲擊的準備不充分,故在皖南事變中遇到襲擊時,還等不到我軍到達廣德、寧國一帶就被圍殲,連他本人也在皖南事變中不幸犧牲。

　　那麼,項英爲什麼要率領皖南新四軍部隊向南而北上呢?這裏的關鍵是:有人說項英有一個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認爲與新四軍大部分部隊缺乏在國共合作抗日情況下對所謂“友軍”進行集團作戰的經驗有關。究竟事實是怎樣的,這個謎尚待解決。

　　謎之四:新四軍北移出發不利之謎?

　　新四軍北移出發這條路線,是經12月28日新四軍軍委會反覆討論決定的,當時確認這條路線是一條較少犧牲的路線,但是1月4日部隊出發時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發的具體時間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連日的大雨,路滑難行,這就給部隊行軍從一開始帶來了困難。

　　二是大部隊於5日拂曉到達章家渡時,因青弋江水陡漲,在通過章家渡浮橋時,因過於擁擠,僅過千餘人,浮橋即被折斷,部隊被迫涉水過河,延長了渡河時間,加之由於是隆冬季節,很多人衣服溼透,造成了部隊的疲憊。

　　三是由於初出雲嶺等地不利,部隊被迫在茂林停留兩個白天加以修整,這樣就給了頑軍形成緊密包圍圈的時間,使北移隊伍陷入重重包圍之中,未能在合圍之前衝出去。

　　爲什麼作爲全軍行動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在那樣的重大行動前沒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不作種種的預案,使部隊從一開始就陷入行軍的困難之中。爲什麼部隊出發不選擇在白天?爲什麼不考慮連日降雨青弋江漲水而採取加固浮橋的措施,成而造成延長渡河時間?爲什麼一定要在茂林停留兩個白天?這個謎至今也不見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謎之五:新四軍突圍部隊會攻星潭究竟有沒有成功?

　　新四軍皖南部隊北移時,編隊序列爲三路縱隊,南下茂林時,第一縱隊爲左路縱隊,第二縱隊爲中路縱隊,第三縱隊爲右路縱隊。1941年1月5日,各路縱隊先後到達茂林一帶。1月6日晨,新四軍第二縱隊老三團三營派出一個排向高壇方向警戒。

　　7時許遭國民黨40師120團搜索部隊襲擊。同日下午,新四軍軍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開了新四軍各路縱隊領導幹部的軍事會議,史稱“潘村會議”。會議研究了具體的行動方案,形成了決定:“以一縱隊全部出球嶺;二縱隊四個營(注:實爲三個營)出丕嶺,二個營出博刀嶺;三縱隊出高嶺,五團爲全軍後衛,隨二縱隊行動。並決定戰鬥分三個步驟:各部於6日黃昏開始行動,7日拂曉佔領各嶺,正午前會攻星潭;攻下星潭後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師師部。”

　　皖南新四軍突圍部隊會攻星潭有未成功,不僅關係到皖南事變中的一個重要的史實問題,而且還涉及到新四軍在事變發生後是否貽誤了突出重圍的有利時機,更牽涉到項英到底負有多大責任的問題。

　　對此,一種觀點認爲,新四軍沒有攻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當時突圍時機已經喪失,兩側部隊未能合圍星潭,星潭一帶地形不利,突圍部隊缺乏足夠火力,缺乏強大預備隊,星潭守敵40師裝備精良,文字記錄史料中找不到攻克星潭的證據等。涇縣黨史辦曾於1984年和1986年兩次召集星潭村瞭解當時戰鬥情況的老人座談,這些老人們回憶新四軍確未打進星潭村。

　　另一種觀點認爲,新四軍部隊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證據是幾位新四軍老同志的回憶材料,還有時任顧祝同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的少將參謀處長嶽星明的談話材料。這兩種觀點均言之灼灼,星潭究竟有沒有打下,如果沒有最確鑿的材料發現,這個謎底恐怕已經很難揭開了。

　　謎之六:遭圍剿皖南新四軍部隊究竟突圍出來多少人?

　　關於皖南事變中新四軍突圍出來的人數,學術界持論不一。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着,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認爲:“除約兩千人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或被俘。”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着,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記載:“除約2000人突圍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犧牲。”

　　由馬洪武、童志強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軍發展史》認爲,“在皖南事變中突圍歸隊的新四軍指戰員,總數應爲1000人左右。”《皖南1941》的作者房列曙認爲“新四軍突圍人數爲1300人。”

　　如今,新四軍的突圍人數,十分精確的數字已經永遠是個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