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折不逆,亦慈亦讓”的沈從文,實則外柔內剛。他有一個強大的“自我”,不被時代裹挾。因爲“不願意有價值的生命白白耗費於人爲的風雨中”,憂懼感幾乎伴隨了他的一生。他對人生懷有極大熱情,卻註定承受“20世紀最後一個浪漫主義者命定的悲劇性”。

「往事」沈從文: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沈從文

1979年10月的一天,北京大學讀現代文學的一個研究生,跟着老作家蕭離,來到北京小羊宜賓衚衕5號,見沈從文。蕭離介紹說:“這是凌宇,裏耶人。”

“我去過裏耶,那地方真美。那次我乘船從龍潭去保靖,過裏耶時,見一頭小白山羊站在河邊巖嘴上飲水,情怯怯的,讓人替它捏一把汗。”1988年沈從文去世後,學者凌宇在《風雨十載忘年遊》一文中,這樣記述他和沈從文的第一次見面。

2018年,沈從文逝世30週年。11月,作爲沈從文最早,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凌宇在長沙家中對記者回憶,第一次拜訪沈從文,“沈先生只是說,不要研究他,那都是些過時了的東西”。

那次見面,沈從文似乎抱定了只敘鄉情,不談文學,每當“家鄉人”凌宇把話題引到沈從文的文學創作,他總是以“過時了,不必再提”輕輕一擋,而後又聊起湘西。

起身告辭時凌宇有些失望,畢竟事前自己擬好了20個問題,請蕭離轉呈沈從文。“沈先生送我們到院子裏,將一張摺疊着的紙送給我,正是那張擬有我所提問題的清單。”回到學校,凌宇打開沈從文塞進他手裏的那張紙條,只見自己所提的每個問題的後面,都有沈從文的親筆回答,密密麻麻塞滿了幾乎所有空白處。

凌宇記得,沈從文送自己出門時,一直拉住他的手,久久不肯放下,彷彿生怕他不會再來。“他還詳細地詢問了我在北大的起居、學習,以及一些老師——他早年即相識的朋友情況……”

走到院門口,凌宇回身,見沈從文仍站在院內,目送他離開。“一頭舒朗的白髮,一臉平和的微笑,一尊印入腦際便不會再消失的雕像。”

●●● “文學創作已經難以爲繼,儘可以另外的方式爲社會服務”。

彼時的沈從文,早已與文學創作告別,轉身研究文物多年。

在1949年春天自殺被救後,沈從文感到“在承受了新的社會要求的文學領域內,自己的落伍是註定了的。與其於己於人有害無益,不如避賢讓路。既然實證生命價值的途徑不止一條,文學創作已經難以爲繼,儘可以另外的方式爲社會服務”。於是解放後,他選擇到歷史博物館工作,與“瓶瓶罐罐”爲伍。

關於沈從文轉行,好友汪曾祺在《沈從文轉業之謎》一文中提到,“從一個方面說,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捱罵的結果,‘左’、‘右’都罵他。沈先生在寫給我的信上說:‘我希望有些人不要罵我,不相信,還是要罵。根本連我寫什麼也不看,只圖個痛快。於是罵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誰的損失?’”

「往事」沈從文: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少年沈從文

但汪曾祺同時認爲,沈從文的改行並非是沒有準備、沒有條件的。他記得沈從文次子沈虎雛說過,父親對文物的興趣比對文學的興趣產生得更早一些。沈從文少時從軍,曾在一個統領官身邊做書記。那位統領官收藏了百來軸自宋至明清的舊畫、幾十件銅器及古瓷,還有十來箱書籍、一大批碑帖。這些東西都由沈從文登記管理。閒時,他就把那些古畫一軸一軸取出,掛到壁間獨自欣賞,或翻開《西清古鑑》《薛氏彝器鐘鼎款識》來看。在《從文自傳》中,沈從文也提到,正是當年的經歷,讓自己“從這方面對於這個民族在一段長長的年份中,用一片顏色、一把線、一塊青銅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種種藝術,皆得了一個初步普遍的認識。由於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鑑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象爲生的鄉下人,對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

初到歷史博物館,沈從文的工作是給文物寫標籤,有時還充當講解員。汪曾祺就曾親眼看見他非常熱情興奮地向觀衆講解。“從一個大學教授到當講解員,沈先生不覺有什麼‘丟份’。他那樣子不但是自得其樂,簡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見他在講解,心裏總不免有些悽然。”

●●● 他看重的是,把事情做好,而非個人名利得失。

人到中年,從事一項嶄新的事業,爲了擠出更多工作時間,沈從文不得不簡化自己的生活。午休時他從不回家,經常拿一塊手絹包兩個燒餅充當午飯。不止一次,他因埋頭於手頭研究,沒有聽到中午下班鈴響,被管理員反鎖在庫房內。待到下午上班,庫房門打開,管理員見他仍在伏案疾書,心中愧疚,向他道歉,他反而驚愕,不知對方的歉意因何而來。

幾年時間,沈從文以驚人的毅力,成爲文物史方面“富甲天下”的專家。研究文物,沈從文常常有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在他看來,當時國內對物質文化史的研究,仍處於落後狀態,與祖先的光輝創造相比,實不相襯。在1953年至1963年十年間,沈從文在全國政協會議期間,先後就文物研究工作有關問題,提出過20多次建議。而他自己在同時開展幾十個專題研究的同時,也在熱心地幫助同行、提攜晚輩。

在《沈從文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蕭離就提到,沈從文那間本來就不大的寓所,儼然成了全國古文物研究者的交流之地:每當客人進屋來,主人常常得這麼介紹已經在座的:“這位是景德鎮來的××師傅……”“這兩位是專門搞舞蹈服裝設計的……”“快來看這幾塊新疆出頭的錦緞吧,不僅重要,還真是米(美)極了!”

凌宇稱沈從文古道熱腸。“別人凡有所求,他總是儘量滿足。每當有人上門求教,遇一時不能說清的問題,他總要於事後憑記憶寫成數十張卡片,有時甚至一部一部地評述有關典籍的得失,而後將這些卡片,分裝在大大小小的紙袋子裏,外面註明‘內××材料’‘××有用’‘供××參考’”。南京大學教師羅尗子編寫了一部《中國工藝美術史稿》,寄給沈從文徵求意見。沈從文爲有這樣一個青年同道而開心,幾乎逐字逐句爲這本書提意見,反反覆覆修改4遍,使原來薄薄一本小冊子增加到20餘萬字。

“沈先生對這種播散火種工作的重視,不亞於自己的研究。”凌宇提到,沈從文每遇到一個有志於文物研究的年輕人,話一投機,便引爲知己,告訴對方,自己有生之年要做的事情太多,只怕來不及了。他願意把一些專題分給年輕人,把積累的資料交給他們,完稿後以他們的名義發表。他看重的是,把事情做好,而非個人名利得失。

但沈從文的真心,並不總能換來對方的真心。有些得他幫助之人,嶄露頭角後,背地裏卻對他諷刺揶揄。沈從文聽聞,總是一笑置之,依舊帶着一股“傻”勁幫助別人。“他何嘗不知人世複雜,只是寧可承受個別人的以怨報德,也不願阻塞更多有志青年的上進之途。”凌宇說。

「往事」沈從文: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一股“傻”勁沈從文的真心,並不總能換來對方的真心。有些得他幫助之人,嶄露頭角後,背地裏卻對他諷刺揶揄。沈從文聽聞,總是一笑置之,依舊帶着一股“傻”勁幫助別人。

●●● 日復一日以創造事業的方式,對抗絕境。

在學者張新穎看來,沈從文的後半生,如同一個漫長的絕境,而他日復一日以創造事業的方式,對抗着這個絕境。1949年的那次自殺,對沈從文而言,或許是“因禍得福”,已經“死”過一次的人,如同在絕境中重生了一次,以至於他在此後經歷瞭如此多的磨難、風波,甚至傾注大半生心血完成的《中國古代服飾資料》幾經擱置,他都能淡然處之。

1971年冬,沈從文因病獲准從幹校返回北京。“從任何意義上說,沈從文當初離開北京,幾乎是被視作社會垃圾‘掃地出門’。”凌宇表示,沈從文走後不久,他原先在東堂子衚衕的房子就被別人當做“戰利品”接管。回京後,沈從文費了很多口舌纔要回房子。之後,李季、嚴文井幫助協調,給屬作協系統的張兆和在小羊宜賓衚衕安排了兩間加在一起不過19平方米的房子。

自此,距小羊宜賓衚衕約兩里路的東堂子衚衕的房子,成了沈從文的“飛地”,在這塊“飛地”上,他重又着手進行文物研究。在《曲折十七年》一文中,沈從文提到爲了工作便利,自己拆散許多較貴的圖錄,“儘可能把它分門別類釘貼到四壁上去,還另外在小臥房中,縱橫牽了五條細鐵線,把擬作的圖像,分別夾掛到上面……不到兩個月,房中牆上幾乎全被一些奇奇怪怪的圖像佔據了”。

1978年,爲改善沈從文的工作環境,由胡喬木過問,沈從文從歷史博物館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助手王、王亞蓉進行《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的最後校正增補工作。1979年1月,內含20餘萬說明文字、數百幅實物圖像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修訂增補完成。這部鉅著從最初動筆到最終完成,經歷了整整16個春秋。“它不僅是沈從文,而且是中國知識分子、中國文化事業乃至整個中華民族多磨多難的歷史見證。”凌宇說。

●●● “悲憫寬容到極點”的他,實則外柔內剛。

爲撰寫《沈從文傳》,1984年初夏,凌宇與沈從文有過10天面對面長談。自1983年病倒後,沈從文的生活已離不開張兆和照顧,但思維依舊敏捷。每天談話,主要由沈從文自述。“沈先生似乎在極力抑制自己的感情,要拉開與自己過往歷史的距離”。但凌宇自信聽出了隱藏在那平靜敘述背後的感嘆唏噓與喜怒哀樂。沈從文幾乎只談自己,不會主動談及對他人的看法。但有時凌宇會跳出沈從文生平插入問題,於是主客間也就有了即興式的一問一答。

“您和魯迅先生有沒有見過面?1924年到1926年,你們同在北平,1928年至1930年又同在上海,應當有見面的機會。”

“不好再見面。丁玲寫信給他,(他)卻以爲是我的化名。何況不是我寫的,即便真是我的化名,也不過是請他代爲找份工作,哪值得到處寫信罵人。”

“您和老舍熟不熟?”

“老舍見人就熟。這樣,反倒不熟了。”

“李澤厚的《美的歷程》在青年學生中影響極大。您看過沒有?”

“看過。涉及文物方面,他看到的東西太少。如果他有興趣,我倒可以帶他去看許多實物。”

“沈先生的這些議論,或臧或否,只是針對某一事或某一側面而發,不涉及對象的全體。從中,依稀見出沈先生衡量人與事所獨有的‘尺’與‘秤’。”十年交往,在凌宇眼裏,“悲憫寬容到極點”的沈從文,實則外柔內剛。

作家李輝在與沈從文接觸後,也看到了沈從文恬淡之外的另一重性情。在《平和,或者不安分》一文中,李輝提到:“第一次見到沈先生時,他正在一個會議上慷慨陳詞。他談到文物保護如何之重要,談到許多領導人怎樣忽視這個問題,他甚至批評,現在一些文物單位,仍然是外行在領導內行,使得工作開展不順利。他沒有用多麼激烈的詞語,語調也依然那麼低、那麼柔和,但是他的聲音背後所蘊含的批評精神,卻是很容易讓人感受出來的。”

之後,李輝到沈從文家中拜訪,提到他在會上所談問題。“這次他顯得比會議上要激動。他對一些文物部門‘外行領導內行’的現象極爲不滿,他甚至說:‘什麼也不懂,還要瞎指揮,能人就是上不去。會拉關係的就容易上去,搞打砸搶的反倒能上去,專業好的卻不行。”這顯然不是一個平和的沈從文,在李輝看來,沈從文“本不是一個那麼安分的文人,在湘西跳躍的水面上、在他的性情中,都有一個自由飛翔的精靈”。

「往事」沈從文: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自由的精靈”在他人看來,沈從文的性情中有一個自由飛翔的精靈,在湘西跳躍的水面上。

●●● “不要研究我,會打爛飯碗的”。

但在大多數人眼裏,沈從文都是耐得寂寞、與世無爭的。

上世紀80年代初,傅漢思、張充和寫信邀請沈從文夫婦來美。在美國3個半月,沈從文到15所大學做了23場演講。首場講演安排在哥倫比亞大學,由夏志清主持,演講題目爲《二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哥大的海報上毫不吝惜地尊稱沈從文爲“中國當代最偉大的在世作家”。美國漢學家金介甫對沈從文的演講印象深刻,“他在美國講話是比較靦腆的,尤其文學方面,同時又流露出一種歡喜的精神,像一尊彌勒佛”。

沈從文當然明白,聽衆期待聽到他關於過往歲月的受難“證詞”,但他並未投合這種心理。他更願意講文物:在耶魯大學講扇子,在哈佛大學講服裝……在一次演講中,他平靜而誠懇地說:“許多在日本、美國的朋友,爲我不寫小說而覺得惋惜,事實上並不值得惋惜……社會變動是必然的現象。我們中國有句俗話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中國近30年的劇烈變動情況中,我許多很好很有成就的舊同行老同事,都因爲來不及適應這個環境中的新變化成了古人。我現在居然能在這裏很快樂地和各位談談這些事情,證明我在適應環境上,至少作了一個健康的選擇,並不是消極的退隱。”

沈從文不談文學成就、避談苦難,是低調自謙,或許也有穩妥考慮。

吉首大學教授劉一友在《沈從文現象》一文中曾提到,1980年他到北京看望沈從文時,“沈老要我把一句話轉達給吉首大學對他感興趣的師生——‘不要研究我,會打爛飯碗的’”。

在與沈從文交往的10年中,凌宇總會隱約感受到沈從文內心的某種憂懼:“他在政治上受到過很多挫折,因此擔心自己的重新‘出土’,給他也給研究者帶來意外災星。”凌宇記得,沈從文曾在給自己的信中寫道:“我擔心處,是過於譽美,易增物忌,虛名過失,必致災星。因此卅年來,從不與人爭名位,凡事避賢讓路,只是在博物館打打雜、服服務而已,從不冒充‘空頭作家’自欺欺人!即使這樣,還是難免意外也!”

沈從文訪美期間說過的一句話,或許可爲他內心的憂懼做出某種解釋:“社會變動過程太激烈了,許多人在運動中都犧牲後,就更需要有人頑強堅持工作,才能留下一些東西。”

在凌宇看來,沈從文的擔憂與恐懼,“從大處看,是爲民族;從小處看,是爲自己,同時也爲別人同樣寶貴的精力與生命。他不願意有價值的生命白白耗費於人爲的風雨中”。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去世。最初,國內媒體集體失聲,巴金在家裏一連幾天翻看報紙,找不到老友的名字。直到一週以後,新華社才發了簡單報道。

但這些對於沈從文而言已經並不重要。沈從文去世後的告別儀式,參加的沒有達官貴人,只有他的至親摯友,每個人手中拿一朵月季,行了禮,將花放在他身旁。沒有哭泣沒有呼喚,人們就這樣安靜地和他告別,他就這樣坦然地遠去。靈堂中,迴盪着他生前所喜愛的貝多芬的《悲愴》樂音。

關於死亡,沈從文早年在《燭虛》中就曾寫道:“自然既極博大,也極殘忍,戰勝一切,孕育衆生。螻蟻蚍蜉、偉人巨匠,一樣在它懷抱中,和光同塵。因新陳代謝,有華屋山丘。智者明白‘現象’,不爲困縛,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些陸續失去意義,本身亦因死亡毫無意義時,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燭如金。”(本文參考引用:凌宇《摘星人:沈從文傳》、凌宇《看雲者:從邊城走向世界》、巴金 黃永玉等《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張新穎《沈從文的後半生》、李輝《平和與不安分:我眼中的沈從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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