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離鄉三千里——中國新娘在日本

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國際婚姻數，自1996年以來一直處於日本國際婚姻第一位。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數據顯示，中日跨國婚姻數量於2000年首次突破萬人大關，幾乎佔日本全國國際婚姻總數的三分之一。1993年，拿“日本人配偶永居”綠卡簽證的中國人(多數爲女性)尚不足三萬人，到2008年已經大大突破10萬大軍。

根據中國黑龍江省方正縣外事辦提供的數據，在2011年前後，每年都有200名以上的該縣女性嫁到日本，超過方正縣每年登記結婚的新人總數的十分之一。據統計，方正縣每年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僑匯收入可達8000萬日元。正是得益於這些遠嫁日本的方正姑娘寄回的大把日元，其在當地的親屬迅速脫貧致富。

儘管這些中國新娘在日本並未感受到明顯的政治壓力，然而，中日之間特殊的歷史問題以及與之纏繞的民族情感，就像一道看似癒合的傷口，隨着陰晴不定的天氣變化，仍不時隱隱作痛。

跨國婚姻隱患

“15年前我一時衝動，給自己的人生下了一次賭注。”方正新娘李愛萍回首15年的婚姻生活後說，“幸好賭贏了。”

1999年，24歲的李愛萍和前男友分手，心灰意冷。男友是日本戰後遺孤的後代，當時即將要移居日本，男方的母親認爲李愛萍家境貧困，兄弟姐妹多，而且沒有日語基礎，結婚會給兒子的一生造成負擔。陷入失戀的打擊，李愛萍卻心生一念:“既然日本這麼好，那我也要去日本。”

於是，李愛萍找到做國際婚介的朋友，支付了4萬元人民幣中介費，然後，從幾個日本男人的照片和簡歷中選擇了現在的日本丈夫。如今，李愛萍已經給父母在方正縣買了房，還能讓父母在冬天時去海南三亞過冬。

日本友人曾告訴李愛萍，一般來說，日本男人娶中國女人，婚姻很難穩定，每三對夫妻中會有一對離婚。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2003年以來，中日跨國婚姻的離婚率高達40%。

李愛萍慶幸自己屬於剩下的兩對之一，她現在已經是有着兩個孩子的母親。雖然婚姻並非一帆風順，李愛萍笑道自己曾經多次“離家出走”，投靠住在東京的姑姑，她的姑姑在1990年代初就作爲戰後遺孤回到日本生活。

李愛萍剛到日本就懷上第一個孩子，做了七年全職家庭主婦，一直到孩子上小學後才重新找工作，當時她已經32歲，開始在電子工廠的流水線上做一些簡單的工作。雖然李愛萍到日本後就開始學習日語，還請了臺灣人做家教，但她說自己至今未能融入日本社會，只是接受了在日本的生活習慣。

隨着日本城市化的發展和出生率不斷下降，農村地區人口減少，加之很多農村女孩不願意再嫁給農民，紛紛湧入城市，日本農村男性面臨的結婚難問題愈發嚴重。日本農村家庭的長子又面臨傳宗接代的壓力，因此迎娶一個外國妻子成爲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跨國婚姻應運而生。

由於歷史原因，方正縣的女性外嫁日本有着先天的便利——在日本的方正人爲數衆多，通過人脈介紹，更容易找到合適的日本男性。“在一些日本人眼裏，這些一句日語都不會講的中國女人之所以要下嫁給一個日本鄉下男人，就是因爲錢。”一位旅日華人說。在方正縣，下嫁日本的行爲也被說成“犧牲我一個，幸福一家人”。

“這一評價未免片面，但這種現象確實存在。”2001年嫁到日本的大連新娘王宏偉說。現年44歲的王宏偉是福島縣國際交流協會登記的翻譯志願者，當地官方部門或醫院等機構需要處理一些不懂日語的中國人的問題時，就會請她去做翻譯。王宏偉也因此接觸到很多中國新娘的人與事。

2004年，一名中國籍女性給患有糖尿病的丈夫注射大量胰島素試圖將其謀殺，最終被千葉縣地方法院以殺人未遂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5年;2009年6月，日本高知縣中學教師將其中國妻子殺害;2010年5月，日本靜岡縣又發生中國籍女性用菜刀殺死日本婆婆的慘案……

王宏偉認爲，由於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加之缺乏感情基礎，很多家庭矛盾叢生，最終釀成血案。

2015年2月，“羽翼-日中混血兒支援會”舉辦的春節聯歡會上，一對幸福的會員夫婦，中國妻子從2000年就來到日本。

當孩子以母親爲恥

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後，2011年，王宏偉和同在日本福島縣生活的姐姐王梓創辦了“羽翼-日中混血兒支援會”，爲當地的中、日跨國婚姻家庭提供支持，爲有中國血統的下一代進行漢語普及教育。支援會不定期組織“日中媽媽交流會”、“日本文化體驗會”、“暑假露營”、“秋季野外活動”、“國際結婚家庭幸福促進會”等各種各樣的活動，希望促進當地的中國新娘能夠更好地融入家庭和日本社會。

但很多時候，姐妹兩人感到力不從心。“開始想得比較單純，就想教孩子學中文，通過學習中文增強孩子的身份認同。”王梓說，“但是事實上當你開始教孩子學中文的時候，已經不可避免地要幫助這些中國人的家庭。”

茉莉是其中一例。茉莉嫁到日本後育有一子，起名正男，但因爲茉莉在東京“做那種工作”，所以正男出生後不久就被送回國內，要麼在青島的姨媽家寄養，要麼在方正縣和姥姥一起生活。雖然缺少母愛，但正男的童年生活起碼算得上正常，就在小學快要畢業的時候，茉莉突然回國將他帶到了日本。

“我媽把我帶來日本的時候，也沒跟我說一聲，我都沒跟我的朋友說聲再見。”正男沮喪地對王宏偉說。王宏偉第一次見到正男時，他已經因爲拒不上學而幾次遭到媽媽的毆打。正男雖然是日本籍，但因爲從小到大隻在日本生活過半年，所以一句日語也不會講，在日本上學產生嚴重的牴觸情緒。

在王宏偉的協調之下，國際交流協會、教育委員會、學校和家長坐到一起，針對如何讓孩子儘快適應日本社會的問題進行了座談，從日語最基本的五十音圖開始教正男。有一次，王宏偉去學校看望正男，臨走時正男問她:“我能回中國嗎?”

王宏偉一楞，告訴正男一個殘酷的現實:“孩子，你已經不是中國人了，你拿的是日本國籍。”

正男木然地望着王宏偉，似乎還沒有搞懂國籍的概念，但當他意識到自己沒辦法回到中國的時候，難過得低下了頭。

在“職業安定所”做翻譯時，王宏偉經常會接觸到前來求職或領取失業保險的中國人，因爲不懂日語，他們往往會讓自己的孩子陪同。但王宏偉發現，“孩子因爲中文能力有限，翻譯出來的東西，跟媽媽說的往往是兩回事”，而且寫着一臉的不耐煩與嫌惡，好像在說“爲什麼我的媽媽會是她?”

一個母親，無法與自己的孩子交流，反而成爲孩子的恥辱，“這恐怕是世界上最悲慘的事情了吧”。一次次目睹這樣的場景後，王宏偉就拿這些去“嚇唬”身邊那些不懂日語的中國媽媽:“你現在不教孩子學中文，自己又不學日語，你可以想想你的將來是什麼樣。悲慘的結局已經在那兒擺着呢。”

“你今年多大年紀了?”“我體重六十公斤。”這樣令人哭笑不得的對話經常在日本人與中國新娘交流的過程中出現。但性格含蓄、內斂的日本人往往不會繼續追問，通常會禮貌性地應和幾句之後便結束對話。“很多人以爲對方聽懂了她的日語，但很多時候，她們的理解都是南轅北轍。”王宏偉說。

王宏偉接觸到的很多中國新娘日語可以做到簡單的日常交流，但是需要表達稍微複雜的內容時便力不從心。因爲語言障礙，很多中國新娘回家後便直奔電腦，通過網聊排遣內心的孤寂，但與家人的疏離又徒增猜忌。

一個日本男生就因爲懷疑自己的母親有外遇而偷偷把她和網友的語音聊天錄下來，然後交給他的中國留學生同學，但中國同學幫他“鑑定”後發現，母親的聊天對象不是外遇，而是遠在中國老家的閨蜜。

也有一些中國新娘的日語很好，但基本不和中國人往來，這讓王梓感到更加難以接受。王梓用中文跟她打招呼說“你好”，她則用日語“こんにちは(你好)”回應。王梓用中文繼續問:“你喫飯了嗎?”她繼續用日語回答說“また て すよ(還沒呢)。”再繼續用中文問她“你家孩子今年幾歲了?”得到的仍然是日語“もう六歳て すよ(已經六歲了呢)。”總之不管你問什麼，她永遠用日語回答你。

談起這類中國新娘，王梓有些氣憤而擔心，“她很努力地學習日語，努力地變成一個日本人，努力地隱蔽自己，生怕讓別人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但一個人如果不能正視和接納自己的身份，遲早會出心理問題的。”

政治壓力淡漠，戰爭陰影猶存

王梓和王宏偉居住的須賀川市已經是福島縣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整個城市裏卻沒有超過十層的樓房，多是兩三層高。以至於讓她們的母親第一次來到日本後發表結論說:除了東京等幾個大城市之外，日本簡直就是一個“大農村”。

在這個遠離東京的“大農村”裏，王梓說自己幾乎感受不到右翼勢力的影響，也從未因爲中國人的身份而受到歧視，但童年時代所接受的對日本人的仇恨教育仍然會像幽靈一般，偶爾飄進她的腦袋裏。

儘管王梓自認爲在80年代“自由化”時讀了很多解放思想的外國書籍，已經告別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但直到今天，當她和丈夫吵架吵得厲害時，仍然會不自覺地想:“就他這副嘴臉，要是在侵華戰爭期間，得殺多少中國人啊。”然後，當年看過的電影或小說裏日本人殺中國人的場景就不由自主地浮現出來……“太可怕了!”王梓從未將這種感受講給丈夫聽過，因爲“說出來太傷人”。

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和家人還是和朋友，雙方都很少主動提及中日之間的那段敏感往事，但每當與丈夫的同事聚餐喝過酒後，日本人就會“沒完沒了地道歉”。王宏偉說，一開始還挺感動的，但後來發現他們“一喝多就道歉，而且問題是天天喝。”

這樣的場景也經常發生在家裏。一家人坐在榻榻米上小酌之後，公公就開始向兒媳認真地鞠躬道歉，已經坐得雙腿麻木的王宏偉也只能畢恭畢敬地鞠躬回禮。

親家母來日本時，公公也會道歉，“然後我媽就很大度地原諒了他，”王宏偉說，每次，自己的母親都會像外交官一樣告訴對方:“這是過去日本政府的事，咱們都是普通老百姓，咱們之間還是中日友好。”

“其實我公公、婆婆也是戰爭的受害者。”王宏偉說。婆婆自幼喪父，繼父被徵兵徵走後死在戰場，爲了能有個頂樑柱撐起家庭，她大姐很快結了婚，但沒過多久姐夫同樣被徵兵後死在外面。因爲家境貧寒，學校發的雨鞋她也捨不得穿，光着腳走到學校門口才捨得穿上。

家人和朋友的道歉已經讓姐妹倆習以爲常，但令人沒有想到的是王梓一次面對來自兒子的道歉。有一天，正在讀初中一年級的兒子放學回家之後對王梓說:“媽媽，今天我們在教科書裏學到，日本侵略中國這件事。”王梓意外地說:“是嗎?你們學這個了嗎?”

“是的。”兒子從書包中掏出歷史教科書，邊翻邊說:“就這段歷史，媽媽你看，那時候日本人對中國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真是對不起。”王梓摸着他的頭說:“孩子，你身上有一半也是中國人，你不用跟我道歉。”

回國探親時，王宏偉會囑咐兩個兒子儘量說中文，讓孩子儘量表現得不像日本人，以免被人說成是“小日本鬼子”。她自己除了會會老友，也很少出門，就把自己關在家裏待着，“我媽做了好喫的我就喫”。

故鄉，對於這些取得日本國籍的中國新娘而言，有着更爲複雜的體驗。王梓還記得十九年前第一次回國時，滿懷激動地撲下飛機，“以爲全國人民都張開懷抱擁抱我這個海外遊子的歸來”，可海關的小夥子臉色卻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翻看着她的護照說:“日本人，那邊排隊去。”

在支援會教孩子們學習中文時，孩子們背的第一首“漢詩”(中國古詩在日本統稱爲漢詩)就是李白的《靜夜思》。前年中秋節夜晚，全家人在院子裏的草坪上賞月時，王梓的女兒突然用中文緩緩地說出一句“低頭思故鄉”，沒有說其它三句，只說了這一句。那一刻，王梓覺得，11歲的女兒似乎理解了自己作爲一個異鄉人的感受，頓時熱淚盈眶。

王宏偉想教孩子們用中文背誦另一首在日本家喻戶曉的杜甫名詩《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但被姐姐王梓制止了，“這個太悲了，還是先放一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