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羅馬教廷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樞，理論上，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機構，皆爲羅馬教廷的分支，受羅馬教皇領導。到現代社會，羅馬教廷與時俱進，在政治上構建了了“梵蒂岡”這樣一個主權國家，以便更好的適應現代國際政治。

　　在歐洲各國中，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家——梵蒂岡。雖然其佔地只有0.43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國家，但其影響力卻無比巨大——作爲從羅馬教廷演化而來的宗教國家，其一直是全球天主教的首腦所在。而爲了適應現代國家形式，全球傳教並負責天主教事務，梵蒂岡也跟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

　　不過，這裏面也有例外——比如中國，就一直沒有跟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

　　爲什麼中梵一直沒有建交？表面看，是因爲梵蒂岡與臺灣保持外交關係；而且中國一直奉行無神論，與有神論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梵蒂岡作爲一個爲宗教服務的國家，中國不與其建交似乎也正常。。

　　但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雖然中國是無神論國家，但這並不意味着有神論就沒有生存空間了，事實上、有神論從古至今都在這片土地生存，宗教也從來沒有消亡過，所以，單純因梵蒂岡的宗教屬性，就導致中梵隔閡，這個並非事實。。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阻礙了中國與梵蒂岡建交呢？

　　最直接的，是梵蒂岡在2000年時的一次封聖逆舉。時任教宗把一些近代在中國活動的傳教士和教民封爲聖人，而這些人大多協助西方侵略中國，罪惡滔天。梵蒂岡此舉，是對中國人民感情赤裸裸的侵犯。

　　由於教廷一直奉行“教宗無錯誤”的教條，故哪怕後來教廷意識到此次封聖不妥，但木已成舟，也無法撤回。這就成爲橫亙於中梵二者間的一個死結。

　　但原因僅就於此麼？

　　非也！當然，“聖徒”是事兒是心結，不過政治一向都是朝前看的。歷史糾紛向來不是決定國家政策的主要依據。比如世界上但凡上的了檯面的國家，都曾有侵略中國的歷史，如果糾結於過去，那中國豈不是要與世界爲敵？而且40年前，美國剛與臺灣斷交，承認一箇中國，旋即就拋出了《對臺關係法》，但中國也並未因此就與美國斷交。所以，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梵蒂岡將晚清外籍傳教士和漢奸教民封聖之舉雖然錯誤，但並非沒有在求同存異基礎上，協調解決辦法的空間，雙方並不至於爲這樣一件事，鬧到老死不相往來的地步。

　　其實，真正對這段歷史有了解的朋友應該知道，中國之所以長期不與梵蒂岡交往，其實是因爲這裏面牽涉到中國宗教管理制度。

　　在中國，宗教事務由政府管理。比如天主教，在中國也同樣存在，不過卻是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形式，堅持“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原則，在政治、經濟上更羅馬教廷高度切割，僅僅只在宗教文化傳承上有一定關係。

　　這在世界天主教中可以說是獨一份。因爲天主教機構體系的基本組織原則，就是羅馬教廷對全部天主教分支機構擁有最高領導權——這裏的領導權不單單是精神層面，現實層面的教會運作管理，也都要聽命梵蒂岡——羅馬教廷。而中國這種現實層面全自主，只是在宗教文化傳承方面有沿襲關係的結構，等於是拒絕羅馬教廷之於中國天主教擁有管轄權力，這難免會跟教廷領導下的天主教組織原則形成衝突。

　　那麼，問題就來了爲何中國無法接受天主教的這套傳統組織規則？這其實折射出東西方、華夏文明與天主教文明體系之間的根本性衝突。

　　自秦朝開始中國就採用中央集權制度，在這種社會組織框架下，世俗政治權力站在金字塔的頂端，其他不管是資本權力還是宗教權力，都位居政治權力之下，接受政治權力領導。

　　在組織機構上，世俗權力通常會設置專門部門，負責管理宗教事務。像在明朝，就在禮部設置僧錄司、道錄司管理釋道二教；而在當今，這個政府部門則是國家及各地的宗教事務管理局。

　　而對於那些宗教領袖，中國也允許在現實中存在一些宗教領袖，但前提是必須獲得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冊封，只有這樣這個領袖纔是合法的：古代中原王朝就曾冊封過一些真人、國師，甚至有些信教皇帝還自己給自己加封——宋徽宗和明世宗，就是歷史上兩位著名的道君皇帝。

　　而在現代，雖然不再有國教——自然也就沒有國師，但對部分宗教，依然保留着冊封程序——比如當今在世的藏傳佛教兩位宗教領袖——達賴與班禪，就是經民國跟新中國兩代中央政府冊封后才登位。冊封這個形式，表明了宗教領袖其之權力的來源，不單單是宗教本身所蘊含的精神認同，除此之外，更需要來自世俗權力的批准——而後者擁有最高決策權！

　　這種朝廷對宗教領袖的冊封，就是中國傳統權力結構的體現，即——治權管理教權、教權臣服於治權。

　　而在文明體系上，華夏文明是人類最經典的世俗化文明體系。主流意識形態——不管是法家、儒家還是紅色意識形態，都是無神論至上的世俗化體系，而不是主張有神論的宗教。中國的主要社會資源，也都集中在世俗化組織和擁躉手中。

　　而中國的這種社會結構，與羅馬教廷產生了尖銳的衝突。

　　首先是教權臣服於治權，這種東方傳統，是羅馬教廷萬萬不容的。畢竟，整個中世紀，天主教文明中，教權一直是凌駕於治權之上的。就算近代以來隨着科學興起，西方達爾文社會主義抬頭，但起碼也是教權、治權互不干涉、並駕齊驅。

　　所以，羅馬教廷天然不能接受教權被治權壓制，更不能接受宗教領袖被世俗權力冊封——朝廷冊封宗教領袖是中國傳統，可要知道，在中世紀時，西方國王則都是需要經羅馬教廷冊封的！就算現在教宗已無權冊封政治首腦，但起碼西方各國領導上臺宣誓時，也還得保留個手按聖經的形式，以表示對教權的尊重。

　　這下兩方就槓上了。要換成伊斯蘭教、佛教，甚至是同屬基督教體系的東正教、新教，這都還好處理——因爲這些宗教或者教派，現實層面並無體系化的組織架構，更沒什麼廣受認可的最高宗教領袖——哪怕有，也都是神仙或者已故去之人，反而沒有真正意義活人。

　　沒有嚴密的現實組織架構，也沒有活着的宗教領袖，這意味着這些宗教和教派體系相對鬆散，世俗權力能較容易的通過間接管理方式，實現對其之掌控。

　　但天主教不同。它有個活人當教宗，還規定了教宗是天主教徒的最高精神領袖，這就產生了個問題——當教權與治權有矛盾時，教徒該優先聽命於哪方？

　　之於華夏文明，這一點很明確，教權臣服於治權，任何宗教組織體系都不能遊離於世俗權力掌控之外，它們想要存在，就必須接受朝廷的冊封。

　　但很顯然，羅馬教廷掌控下的傳統天主教體系對此不能接受。對此中國當然不能容忍，所以解決辦法就是，讓中國境內的天主教體系，與羅馬教廷做現實切割。

　　其實切割還算是文明的做法了。在古代，中國的處理方式更堅決。明末清朝，天主教傳入中國，羅馬教廷出臺禁令：勒令中國教徒不得祭祖，不得拜孔子，甚至還不準在教堂懸掛康熙賜給天主教堂的御筆牌匾。

　　這就犯了大忌！這不僅僅文化衝突，更意味着羅馬教廷認爲中國天主教徒不應臣服於世俗權力。這種玩法，別說本就偏保守的清朝了，就是再開明的中國王朝，對此都絕不能允許——所以等待他們的就是康熙皇帝一紙令下，天主教在中國被徹底封殺。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世俗權力衰落，天主教得以再度入華——並且是以自己的模式。但待到新中國建立，中國經百年跌宕後重新建立中央強權，天主教這套就玩不開了，中央政府強勢出手，切斷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之間的現實聯繫。

　　總而言之，梵蒂岡主導下的傳統天主教組織體系，跟華夏文明的文化基因，中國的社會組織和權力架構有着結構性衝突。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決定了治權高於教權，故中國當然不會允許羅馬教會插手中國天主教事務——中梵之間，自然也就長期無法建交。

　　不過，近年來，情況似乎又起了變化。過去幾年，梵蒂岡屢次表達出希望與中國建交的強烈意願，中梵也曾對此有多多次磋商，甚至一度傳出建交在即的風聲。

　　那麼，如果中梵建交傳言爲實，二者又會如何處理雙方在理念和文明結構方面的衝突的？雙方以什麼樣的形式來解決中國天主教會的管轄權問題？關注微信公衆號：雲石，雲石君在下一節《中梵建交的現實可行性》一節中繼續爲您解讀。

　　本文爲雲石地緣政治系列109章——基督教之第八節。喜歡本文的朋友，可用微信搜索公衆號：雲石，收看全部雲石地緣政治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