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文学角度解读小说名著，我们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意识形态、各种观念所束缚和滥用，以此产生错误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如今我们很多的个人偏激的错误行为又很多源于这种看问题的角度，因此必要的文学知识培养，有助于我们人格的不断完善，这也许就是文学的无用之有用吧，写了几篇莫言的小说解读，如果不把沉默的大多数算进来，留言的很多都是对莫言的误解，说他不爱“国”，说他的小说有抨击某某某之嫌疑，我想这很多都是因为观念的滥用和对观念的定义有了一定误解的原因。

就拿莫言的《红高粱》这本小说来说，为什么看似人格有缺陷的角色，在叙事者的角度，在作为今天的晚辈眼里来说是美的，竟然还对这些表面具有人格缺陷的爷爷奶奶称赞有加，就因为作者秉持这种态度而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反感，说莫言歪曲了事实，我自己的读书栏目也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的普及一些这方面的常识，供大家参考和讨论，首先就是我们对一些常识性的关键词有了错误的理解，在此我先对“国”这个概念做一个简单而形象的解释，其实爱“国”应是我们天生的一种内在情感。

这种情感我们不需要进行特意的鉴别，有读者说莫言不爱“国”，这属于误读，首先“国”的概念，其实就如我们发明了一把“锄头”，它是发明出来的一个抽象的东西，我们锄头的用处是让我们锄地，是工具，因此“国”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工具，而非父母，我们爱护工具就像爱护我们的生命一样，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也许就无法安安稳稳的过上美好的生活，这种爱不应该拔高到“父母”这样的角度，这样反而会被坏人利用给我们人类带拉埃灾难。

我们爱自己的锄头目的是为了所有人，能够好好的生活，这其中所有人也要包括自己的家人，这才是终极目的，而非爱锄头是终极目的，因为锄头是我们赖以生存，或者是美好未来的希望，这种希望都是指向我们全人类，指向我们的亲人朋友及其所有人的，在红高粱家族里，主要角色，就是叙述者的爷爷他没有参加所谓的“正义”这一面，而是通过自己的抗争完成家族的生存目标，这和参加抗日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是殊途同归的一种选择，虽然他是以土匪的身份进行，但他的目的和“国”的终极目的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说他不爱“国”呢？

这就是莫言为什么把他爷爷看成一位英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当时冷队长想收编他，鄙视他是土匪，他反而说了一句：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鬼子的都是英雄。其实这就是一种正义感的爱“国”，莫言发表《红高粱》的时候，也正是寻根文学即将结束的时候，寻根文学，我理解的寻根就是要找到真正的根，很多人丢失了这种看世界的方法，被很多东西遮蔽了，因此需要我们把它寻找回来，于是就有了寻根文学作品的初衷意义，那是整个八十年代启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种寻找的过程，怎么谈启蒙，被遮蔽了双眼如何谈启蒙！

文学审美和其他艺术的审美都是通过绕开各种条条框框，展开一种对“真善美”的直接审视，所有的那些人类创造出来的“道德”“国”这些概念初始本意都是指向对真善美的追求，而这些概念在使用的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又被歪解和扭曲，为了解决这种长久以来，沉淀下来的狭隘的观念意识，解决这种对各种意识的扭曲，使人重新回归到“真善美”追求的初衷上来，于是就有了艺术审美的意义。

一味的通过已经被扭曲了的狭隘观念看问题，这好比欣赏裸体的艺术画一样，那就不是美，而是一种下流的作品，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书中就说：我们不能拿小流氓的眼光看艺术家，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不能拿一些扭曲了的意识框框看小说中的土匪，我们要看我们这些条条框框的标准背后，在初衷最终指向是什么？其实都应该是指向人文关怀，而为什么我们不关心最终指向，而羁绊于这些条条框框，发明出来的工具反而要被工具所限制？就如我前面举的例子，我们发明出锄头为了让家人吃上饭，最后我么却爱上了锄头，漠视家人的幸福。

莫言在写红高粱的时候，还有一个奶奶的角色也是这种情况，作者写奶奶与罗大爷的绯闻，写的是如此的淡然，有一段原文是这样：我奶奶是否爱过他？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都与伦理无关，爱过又怎样？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他原意！这就是叙述者的态度，也是叙述者看问题的角度，这里的内容最终是为了寻找“个性解放”“妇女自由”这些现代的价值观念，这也是寻根的目的，寻找的东西，这些东西曾经都在某一阶段被否定过，被当成一种糟粕批判过，比如我们看白鹿原里的田小娥，因为和黑娃之间的自由恋爱而遭受到苦难，遭受了整个家族人的否定，那是陈忠实用一种反谕的表达方式，来进行一种狭隘道德的审视，虽然和莫言的正谕，在态度上是不同，但是意义却相同、目的也相同。

他们都在表达同一种观念，在《红高粱》里，莫言写了爷爷与奶奶野合的情节，更是大胆的强调了两个蔑视法规的心灵是如何的超越世俗，而走向一种生命之美，过去“色”“情欲”这些词汇都是一种禁忌，好色和情欲并不是不道德的，只是在获取他们的行为方式上有存在不道德的问题，我们古人不是有句俗话叫“哀莫大于心死”，心是什么？在美学的层面去理解，首先要具有这种“色和情”的眼光，具有这种能力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去上升到审美层面。

放弃了狭隘的道德和狭隘的爱“国”意识，当我们把这种意识指向最终极的人文关怀，其实就会发现《红高粱》故事中，爷爷奶奶的人格魅力所在，粗狂、豪爽、勇猛、敢爱敢恨，敢作敢当，这种表现土匪的美学力量，恰恰又不同于《水浒传》里的那种“暴力”和“反抗”前者对人文的关怀是有所指，后者却有一种非人道表现，我们在看待《红高粱》的时候，本身就容易存在一种文学艺术审美上的偏见。

就如奶奶在临死前说的那一段话，就是对我们偏见的最好反抗，她说：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我只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爱幸福、爱美、爱力量……！

文：饼子